背离公正的歧路:自由主义者为何偏袒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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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甘蓝

编辑:芥芥子、虾

较对:芥芥子、虾




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正在世界各地的青年社群中不断涌现。在今年四月份,美国和欧洲的大学校园里,年轻的学生们就站了出来,以学校为抗议的据点,掀起了一场四月风暴。他们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暴力和对平民的侵害,同时反对西方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长期偏袒。这些进步主义的学生们相信,在一个自称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中,沉默等同于共谋,冷漠则意味着默许


图源:SWinxy

近年来,觉醒文化浪潮下,脱胎于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迅速崛起,与传统自由主义 (Liberalism)在以色列问题上渐行渐远。对于更加左倾、信奉进步主义的年轻人而言,世界是一个后现代的大剧场,福柯式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流动性解读,对历史不公的正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都促使他们站在巴勒斯坦一边。在他们看来,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的权力紧紧地压制着那些最脆弱的命运,而这些事正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真正的变革,只有完全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并通过积极的反抗,才能实现。声援巴勒斯坦,既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意味着对抗这些根深蒂固的压迫力量,是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方式;也是对全球权力体系发出的公开抗议——现在,还有什么比巴勒斯坦问题更象征着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呢?

当然,毫不意外的,全世界那些力挺以色列的右翼们迅速联合起来了:各个国家的保守主义者迅速反击,指责这些学生“反犹主义”或“不爱国”。共和党的老白男们,将对以色列的批评污蔑为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攻击,将对压迫的控诉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呼吁恢复“秩序与安全”。对这些保守派而言,他们毫不掩饰地将支持以色列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挂钩,他们看重的是中东的战略控制和对抗所谓的“邪恶轴心”。

但更让人寒心的事情不在于此。

年轻的学生们,面临着孤立无援的情况——他们不仅要对抗右派的攻击,还面临着来自同样是左派的自由主义者的作壁上观:这些左翼自由派政客们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上也充满了虚伪与选择性,同样让人失望。拜登,这位自由主义左派的美国总统,坚定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开展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军援,否决联合国谴责以色列决议,公开表示哥大学生示威是“反犹主义,没良心和混乱的”。以不算挑剔的眼光审视,民主党政客的表态就像是安全的肥皂剧广告,我们可爱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也不例外,不仅会见了侩子手内塔尼亚胡,并一再坚称以色列“有权自卫”;她发表竞选演讲时,支持以色列的话语总是顺理成章,说着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现实清晰了:除了进步主义的桑德斯、AOC、鲍曼等寥寥数人,诺大的民主党,这个宣称自由主义的左派政党,几乎都站在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

图源: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于是,吊诡的现象出现了:在进步主义之外,美国的自由主义左派与保守主义的右派,在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上似乎摈弃前嫌,找到了难得的共识。

这些美国的自由主义左派,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正面临理论与现实渐行渐远的窘境,他们一方面不断被更左派的进步主义分化,被进步主义的学生挖空内核,被夺走原来本是他们高举的自由旗帜;另一方面又在和更右派的保守主义合流,与他们勾肩搭背。如此,以至于本来鲜明的面相逐渐侵蚀,立场在模糊,力量在衰退。

问题回到了自由主义这里:什么原因,让自由主义者选择持续支持以色列?追根溯源,有三层原因。

首先,源自其现实的历史惯性。冷战时期,特别在1967年的六月战争后,随之美国的政策转向,以色列被视为西方在中东抵御共产主义扩张的前哨,自由主义左派与保守派们,在遏制苏联的目标上找到了共同利益。即使在冷战结束后,这种联盟的惯性依旧存在: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的身份,又符合自由主义者对抗中东“专制政权”的叙事框架。

其次,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由主义者将以色列视为中东的孤岛,承载着他们对自由与民主的理想化想象。在他们的幻想里,以色列象征着对抗专制的勇气,妇女和穆斯林积极参与政治,LGBTQ+社区公开繁荣,是一个在敌意包围中守护自由的灯塔,一个在独裁与暴力浪潮中孤立的民主堡垒。直到今天,自由主义者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仍然受到了这种幻想的驱使,他们渴望看到民主自由的胜利,渴望看到以色列能够在一个他们认为充满专制与混乱的地区立足。

图源:Justin McIntosh

最后,是某种隐秘的恐惧。在理想化以色列的背后,还隐藏着西方自由主义左派深刻的不安和焦虑——对现代世界不可控的恐惧,对自由脆弱性的忧虑,以及对外部威胁的担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由主义者们为以色列编织了神话,将其塑造成西方价值的守护者,一个在敌对环境中屹立不倒的象征,为他们的自我困惑与恐惧覆盖一层心理上的慰藉。

于是,一个持续到现在的思维迷雾和惯性形成了:自由主义左派们相信,自己支持以色列,就是在支持民主对抗极权,理性对抗极端,和平对抗暴力,文明对抗野蛮。终于,在西方自由主义左派的歧路上,以强调多元价值著称的自由主义理论被简化理解,这些人也不可避免地堕入了二元论的陷阱里。在他们眼中,好像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巴勒斯坦-以色列战争,也被各大媒体长期宣传为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立场潜移默化地输出着。

事实隐藏在宣传幕后。2023年10月以来爆发的新战争,让巴勒斯坦的伤痕更加鲜血淋漓。加沙地带经历了一轮轮空袭和地面攻势,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鲸吞,家庭被摧毁,家园被夷为平地,他们在医疗条件极度恶劣的废墟中惶惶求生。他们苦难不仅是对基本人权的系统性剥夺,也是对身份认同的系统性抹杀。他们的声音被世界忽视,苦难被简化为政治话语的背景噪音,自由与尊严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这是自由主义左派赞扬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杰作,这也是自由主义左派眼中“恐怖分子”的真实面目——那些自称捍卫自由与人权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与人民的苦难面前显得如此虚伪无力。

自由主义左派对以色列的支持显露出深刻的矛盾与错位。他们总是强调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大谈以色列的选举、法治、新闻自由,然后,他们却绝口不提西岸的检查站,不提加沙的屠杀,不提那一堵不断延伸的隔离墙。这些坐在筵席中央的贵宾们,对远处的呐喊充耳不闻。强权和统治被他们误认为是正义,他们感觉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他们并不能理解,对于被压迫的和被殖民的人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以任何必要的手段——反抗。

在西方自由主义左派的圈层中,懦弱与懒惰正在成为新常态。懦弱,表现为不在敢于为自己的理想伸张正义,不再敢于放弃各种利益的束缚而坚守自由民主的本质;懒惰,则表现为选择性的盲视,表现为放弃和拒绝思考,支持以色列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一种迷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姿态,除姿态以外,大脑已经空无一物。


加沙,让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着信用破产的棘手问题,成为了二战以来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让我们在此检验一下: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必然能推导出支持以色列的结论吗?

结果并非如此(在事实上也必须强调,仍有不占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坚持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致力于谴责以色列)。回顾过去,自由主义在理论上,长期致力于正义的实现、多元价值的捍卫以及个人权利的保障。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毫无疑问不符合自由主义的任何精神。以赛亚·伯林探索了如何在多元和自由之间找到平衡:他认为当多种价值无法调和时,优先考虑的应是“消极自由”,即每个个体免于压迫和干涉的自由。从此出发,绝无可能推导出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的结论。在罗尔斯“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框架下,“原初状态”下的理性个体将制定出可以保障各方基本权利的正义原则,而这种原则要求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尤其是最不利的群体——从此出发,也只能得出支持最弱势的巴勒斯坦人民正当权利的结论。阿伦特也特别强调了每个公民的责任,即每个人都应该对不公正的权力提出质疑并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作为将人权置于第一位的自由主义者,更不应该对不公正视而不见,更应该质疑隔离政策的正当性。

至于为什么存在大多数的自由主义左派支持以色列的这一现实,归根结底,并非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根本缺陷,而是这些自我宣称的自由主义左派们,在复杂现实中懦弱与懒惰的表现。他们放弃思考,放弃了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思辨与珍视,将理论简化成教条,用教条指点世界,被教条深深地吞噬,以至于他们不再能阅读或理解这个世界。这些宣称自由主义的西方政客、媒体以及众多学者在对待巴勒斯坦时,越来越显得绝对的非理性。自我欺骗产生了一种主观性,阻碍了他们面对现实,并正确认识他人的权利的能力。他们走向了慢性死亡,也就难怪进步主义等左派新思潮逐渐崛起,取代其地位。

是时候正本清源了——从自由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推导不出支持以色列的结论——以色列,是非正义的一方。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践踏人权和自由,它违背了许许多多的理念,这些理念都源自自由主义的思想源泉;故意屠杀平民(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杀害记者,拆毁房屋,散布虚假消息混淆视听,所有这些做法也都与自由主义的愿景南辕北辙。因此,自由主义者支持以色列,就是背叛他们自称信奉的理论。没有一个了解自由主义理论并了解事实的人应该支持以色列。

图源:Palestinian news agency

自由主义理论有足够的韧性重新获得人们的敬重,问题大致出在这些自由主义左派的实践上。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始终是对多元价值的尊重和对压迫的反对,对个体权力的关怀与伸张——而在加沙,自由主义左派将自由主义价值观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事实的复杂性,将自由主义的精神简化和误读,等同于对以色列的支持,背离了自由主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要求对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保持敏感和关怀,而非对公然的屠杀视而不见,并宣称死去的平民都是恐怖分子。

至于那些少数支持巴勒斯坦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或松一口气。加沙的现实,即使不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根本挑战,也是对自由主义实践的重大挑战。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已使自由主义失去了应有的深度和批判性,正在演变成空洞的政治符号,无法解决当下的道德困境与价值冲突,反而变成了屠夫的帮凶。在以色列和西方盟友对被围困的平民发动如此史无前例的攻击时,如果自由主义没有表现出保护平民生命、地区安全和全球秩序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其世界范围内的信誉就会崩溃。

自由主义的未来,正面临着来自加沙战火的考验。也许,只能寄希望于这仅是一次暂时的系统问题,只能期盼这些自由主义精英能从沉睡中惊醒,意识到自由主义的信用正岌岌可危;只能期盼这些自由派们能虚心学习他们年轻的进步主义后辈,去守护他们自己信仰的初衷。

虽然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如果这些人能认识并纠正错误,开始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权,或许,还可挽回一些自由主义已经破碎的声誉。否则,这些自由派们将失去尊严,等来一场空前的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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