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自由主义能拯救自身吗？

自由主义能拯救自身吗？

萨缪尔·莫伊（Samuel Moyn）

自由主义正受到围攻，这不只是美国民主党的麻烦。这个党可能再次面对要么在选举中败给唐纳德·特朗普，要么以勉强多数宣布获胜的局面。在世界各地，人们普遍认为，致力于有限政府、个人自由和法治的政治自由主义，整体前景堪忧。

不久前，自由派还在他们的冷战胜利之后宣称“历史的终结”。但多年来，自由主义一直处在悬崖边缘: 受到威权中国的崛起、极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成功和一种封锁和停滞感的挑战。

何以自由派极为老一套地发现自己处在这一境地？因为他们没有放下过冷战。正是在那个时代，自由派重新发明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这可以溯源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且是在更糟糕的情况下重新发明的。冷战自由主义关注的是自由政府的连续性，以及对可能扰乱它的威胁的管控，与今天的自由派关注的内容一样。为拯救自己，他们需要纠正导致他们陷入目前僵局的冷战错误，并重新发现他们信条中的解放性潜能。

冷战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要求革新自由主义，以因应大萧条，他强调，经济动荡是暴政魅力的源头。他的政府胜出了一个多世纪，其间，自由主义一直承诺要在经历数千年等级制度之后解放人性：瓦解封建结构，为经济和社会流动创造更多机会(至少对男性而言) ，并打破基于宗教和传统的障碍，哪怕所有这些成就都受到种族差异的困扰。自由主义最富远见的内涵是，政府的职责是着眼于更美好的未来，帮助人民克服压迫。

但仅仅数年后，冷战自由主义就出现了，它拒绝了盛行于二十世纪中期危机之前的乐观主义。自由派目睹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短暂民主试验造成的令人痛苦的破坏，见证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盟友在那场与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变成了可怕的敌人。他们的回应是，重新定义自由主义。牛津大学教授以赛亚·柏林之类哲学家强调个人自由，它被定义为不受干涉，特别是来自国家的干涉。那种认为赋权于人的制度确保了自由的信念已不复存在。这些自由派没有承诺让更多人更加信任自由，比如承诺自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是优先考虑与可能摧毁体制的致命敌人展开了斗争。

正如另一位冷战自由派知识分子、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 Shklar） 所说，这是一种恐惧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自由主义有敌人。1940年代晚期，共产党人接管了中国，铁幕则在东欧落下。但将自由主义重新定位成维护自由，为其自身招致了风险。任何被恐惧挟持的人都可能夸大他的敌人实际上有多危险，对他们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反应过度，并放弃比战斗更好的选择。(问一下罗伯特·奥本海默吧，他报名参军，要打击纳粹，结果却见证了偏执情绪毁掉了自己志愿拯救的国家。)

冷战期间，对摆脱暴政的自由和对抗敌人的自卫的关切，有时不只在国内导致自由派理当在意的自由的丧失，还在国外引发了暴力恐怖统治，因为自由派支持威权主义者，或以打击共产主义的名义发动了战争。数百万人死于这场残酷的全球冲突的杀戮之地，其中许多人死于美国及其代理人打着“自由”旗号发动的战争。

令人沮丧的是，苏联正做出有关自由和进步的种种承诺，自由派一度认为那些承诺属于他们。毕竟，在十九世纪，自由派推翻了贵族和国王，并承诺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世界取而代之。

像法国政治家和旅行者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派，虽然担心政府可能会过度，但在他们的构想中，民主是一种为平等的公民权提供了惊人的新机会的政治形式。虽然这些自由派过于相信市场能够实现解放和平等，但他们最终努力纠正这个错误。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这样的自由派还帮助发明了社会主义。

冷战改变了一切。这不只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几十年里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毒咒(至少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帮助重振社会主义之前是这样)。自由派的结论是，导致世界各地数百万人走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激情，意味着他们自己理当小心避免承诺解放。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冷战自由派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解释说: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最慷慨的愿望深处的危险。”

假如自由派在1989年抓住机会重新思考他们的信条，自由主义的冷战转型眼下就不会那么要紧了。他们的地缘政治胜利的阴霾使他们很容易忽视自己的错误，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会产生长期后果。相反，自由派加倍下注。经过几十年无休止的对抗后继敌人的战争，以及国内外愈发“自由”的经济，美国的自由派已经被违背初衷的结果所震惊。历史没有终结，事实上，在倒退的新民主国家和美国，许多自由主义的受益者眼下发现了它的不足。

特朗普先生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后，2016年，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大规模公投拉开了序幕。在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的畅销书《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等一些著作中，就整个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德宁先生追溯至几个世纪前），出现了一次或赞成或反对的直接投票。自由派在疯狂自我捍卫时援引了“自由”、“民主”和“真理”这样的抽象概念（唯一替代它们的选项是暴政）作为回应，同时转移了人们对他们自身的错误，以及纠正错误需要做些什么的注意。双方都未能意识到，一如所有传统，自由主义不是不容讨价还价的。自由派在冷战期间极为彻底地改造了自由主义，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由主义可以再次被改造; 自由派只有重新承诺自由主义的早期冲动，才能复兴他们的哲学的承诺。

那有可能吗？在拜登总统领导下，中国和东欧吸引了一种冷战立场，而同样是在这些地方，一些事件令自由派震惊莫名，从而有了最初的态度。在拜登先生领导下，正如在他之前的特朗普先生领导下，出自华盛顿的华丽文宣越来越把中国当成文明性的威胁。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再度将东欧变成了自由力量与高压力量之间的斗争场所。有些人喜欢宣称，乌克兰战争提醒自由派意识到了他们的真正目标所在。

但更贴近审视国内的情况，你会发现那看起来更加可疑。特朗普先生很可能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假如不是选举的可能获胜者的话）。但自由派似乎较少将他们的成功押注于对美国未来的积极愿景，而是更多押注于法院保护国家的能力。哪怕特朗普先生的众多检察官中的一位成功判定他有罪，这也不会拯救美国的自由主义。假如它未经重新构想，这一挑战就比打着我们的民主的旗号消灭当前的敌人更为艰巨。

自2020年当选总统以来，拜登先生受到一些评论家以及他的政府本身的声援，称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二次到来。但罗斯福警告称，“那些空谈拯救民主的人中，有太多人事实上感兴趣的不过是拯救过去的事情。民主还应关注事情的本来状况。”

尽管有一种雄心勃勃的所谓供应侧自由主义议程，但拜登先生似乎并没有将这一信息内化。而且选民自身似乎还没有完全被说服。一个可以幸存下来的自由主义必须与那些想要相信什么的选民产生共鸣。自由主义一度拥有那样的什么，不是围绕着对敌人的恐惧，而是围绕对制度的希望，这些制度导致了密尔所说的“生活中的实验”。他的意思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有机会从社会上选择一些新的东西，在短时间内尝试。假如他们是被迫的，尤其是被一种强制性和不平等的经济体系胁迫，他们将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也即，让自己和世界变得更有趣的机会。

假如说在特朗普先生继续定义的美国政治下一阶段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它为自由派提供了另一个重塑自身的机会。假如他们像1989年和2016年后那样，加倍下注于一种陈腐的冷战意识形态，他们将错过这一机会。只有最终兑现了自由和平等的某些承诺的自由主义才有可能存续和繁荣。

（作者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即将出版的著作为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本文原题“Can Liberalism Save Itself?”，见于《纽约时报》，2023年8月27日出版。译者听桥，不保证准确理解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