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美国例外论的终结

美国例外论的终结

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

关于唐纳德·特朗普，唯一没有争议之事是他如何赢得第二个任期的。

尽管民调显示双方在统计上不相上下，且人们担心等待选举结果的出炉会有漫长的拖延，但上周三（11月6日——译注）凌晨，特朗普仍被宣布胜出。与2016年不同的是，他既赢得了大众选票，又拿下了选举人团，在几乎所有统计人群中都扩大了胜面。共和党人在参议院赢得了53个席位的强劲多数，且看起来很可能继续控制众议院。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目前的情势理当是清楚的: 特朗普的“重振美国”（MAGA）运动将决定美国未来四年的外交政策。

任何密切观察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人士都理当熟稔他的外交政策偏好以及外交政策过程。但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之间可能存在三个重大不同。首先，与2017年相比，特朗普上台时的国家安全团队将更加同质化。其次，2025年的世界状况与2017年大有不同。第三，外国行动方将远为深入地理解唐纳德·特朗普。

这一次，特朗普将以更强大的自信驾驭世界政治。至于他会否有上佳运气，可以让这个世界臣服于他的“美国优先”品牌，则全然是另一个问题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例外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不再推广由来已久的美国理念。再加上人们预料腐败外交政策行为激增，这将令美国看起来像是一个寻常大国。

游戏规则

自他步入政坛以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世界观就是清楚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缔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置美国于不利境地。为改变这一不平衡局面，特朗普想限制进口和移民等流入美国的经济活动（尽管他喜欢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他想让盟国为自己的国防承担更多责任。他认为，他可以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或朝鲜的金正恩等独裁者达成交易，从而缓解全球动荡地区的紧张局势，且令美国得以专注于国内事务。

同样清楚的特朗普为在世界政治中得偿所愿而青睐的手段。这位前总统和未来的总统强烈认可动用强制手段（如经济制裁）施压其他行为方的做法。他还赞同“疯子理论”，依据该理论，他将威胁大幅提高关税或针对其他国家发动“火与怒”，他坚信此等威胁将迫使它们做出更大程度的让步，而若非如此行事，它们是不会就范。但同时，在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也奉行交易的态度，在第一个任期内展示出他乐意将不同事项联系起来，以确保收获经济上的让步。例如，关于中国，特朗普一再表明他乐意在其他事项（如香港的镇压、新疆的高压统治、逮捕中国技术公司华为的一名高管）上退让，以换取一份更有利的双边贸易协议。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外交政策记录无疑是喜忧参半的。假如人们审视重新谈判达成的《韩国自由贸易协定》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重新命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就可知，他的胁迫企图收效寡淡。与金正恩的峰会也是如此。但有人可以说，这或许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具备极其混乱的特质。很多时候，特朗普似乎与自己的政府处于争执不休的状态，这往往导致他的更多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如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被外界塑造成了“房间里的成年人”。结果是大量人事上的搅动和外交政策定位上的反复无常，这伤害到特朗普实现其目标的能力。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那不应是问题了。过去八年间，他网罗到了足够多追随者，可以为他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团队配备志同道合的官员。他绝少可能从自己任命的人士那里遭遇阻力。对特朗普政策的其他制约也会弱很多。与2017年相比，政府的立法和司法分支眼下对 “重振美国”更加友好。特朗普已无数次暗示，他打算清洗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反对他政策的专业人士，还可能动用F 计划（一项将公务员职位重新分类为政治岗位的措施）迫使他们离开。未来数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用一个声音说话，那个声音将属于特朗普。

特朗普指挥外交政策机制的能力会得到强化，但他增进美国全球地位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美国遭遇的最重大纠纷是在乌克兰和加沙地带。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批评了拜登2021年混乱的阿富汗撤军，宣称“阿富汗的耻辱导致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信誉和尊重的崩溃”。在乌克兰若出现类似结局，将给特朗普造成差不多的政治麻烦。在加沙，特朗普敦促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完成任务”并摧毁哈马斯。但内塔尼亚胡缺乏完成这一任务的战略远景，这表明以色列将继续进行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已经疏远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许多潜在伙伴。现实情况是，特朗普会发现，让美国从这些冲突中全身而退，比他在竞选活动中宣称的要更加困难。

此外，自2017年以来，全球游戏规则已经改变；而当日，美国已有的倡议、联盟和机构仍有很大影响力。在这期间，其他大国更积极缔造和强化了自己独立于美国的组织架构，包括金砖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更不拘一格的是，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受制裁国家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中国、朝鲜和伊朗乐于帮助俄罗斯破坏全球秩序。特朗普或许非常希望侧身其中，而不是设立可以取代它们的可信组织。他公开宣称的分化这些集团的举措可能以失败告终。独裁者或许互不信任，但他们更不会信任唐纳德·特朗普。

但2.0版特朗普和1.0版特朗普的最大不同也是最简单明了的: 唐纳德·特朗普眼下是全球舞台上的一件知名商品。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丽莎白·桑德斯（Elizabeth Saunders）最近评论的那样: “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点神秘莫测……但在2024年，特朗普的行动要容易预测得多。这位希望成为‘疯子’、乐于让其它国家不停猜测的候选人，已成为一名议程相当可预测的政治家。”

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先前都见识过特朗普的拿手好戏。迄今为止，大国和小国都知道，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是为他奉上盛大恢宏的欢迎仪式，避免公开对他进行事实核查，给出华而不实但象征性的让步，并依旧确保他们的核心利益大体会得到维护。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带来的具体收益微乎其微; 在他的第二任期内，那种风格带来的收益会更低。

不再是例外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2.0版特朗普只是更如出一辙？不完全是。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两个将难以逆转的趋势。

首先是不可避免的腐败，这将损害美国的政策。通过出书、主题演讲和地缘政治咨询，包括亨利·基辛格和希拉里·克林顿在内，前几届政府的前政策负责人从他们的公共服务中获利匪浅。但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将这事升级到了一个全新水平。特朗普的女婿、白宫助理贾里德·库什纳和前大使、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等顾问，几乎是一卸任就利用他们作为决策者搭设的人脉，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包括来自外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和房地产交易。假如外国金主接近特朗普的顾问圈子，明里暗里承诺在他们卸任后奉上有利可图的交易——只要他们掌权期间合作，这不会令人意外。再考虑到埃隆·马斯克等亿万富翁预计将在2.0版特朗普政府中扮演的角色，人们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腐败将大大增加。

2.0版特朗普将加速的另一大趋势是美国例外论的终结。从哈里·杜鲁门到乔·拜登，美国总统都认可的说法是，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论在不同时代都遭到了质疑，但长期以来，推广民主和增进人权被视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这些美国理念是美国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美国的政策失误，以及俄罗斯那种通过指责他方不良行为转移对自身不良行为批评的诡辩术（whataboutism），已侵蚀了美国例外论的力量。2.0版特朗普将埋葬美国例外论。事实上，在谈到美国的价值观时，特朗普本人采纳了那种诡辩术。在他首度担任总统之初，他有提到: “我们有很多杀手。你认为呢，我们的国家很无辜吗?”

当时，考虑到特朗普没有赢得大众选票，外国受众可以这样解释：绝大多数美国人不认可这一点。2024年的总统选举粉碎了这一认知。竞选期间，特朗普誓言轰炸墨西哥并驱逐合法移民，称呼反对派政客是“内部敌人”，并宣称移民正在“污染”美国的“血脉”。尽管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特朗普仍赢得了多数大众选票。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审视特朗普时，将不再看到美国例外论的异常例外，他们将看到美国在21世纪代表了什么。

（作者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杰出教授。本文原题“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由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布于2024年11月12日。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并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