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耳生在春秋時代，即便偏好道德文章，也難免有止戈之志，再加上此文還論及「道」，於是便筆錄了此篇文章；然而「以道佐人主」的「道」卻是何道？不害生態不傷百姓可稱為仁，勝不驕矜兵不強橫可稱為義，故其「道」為仁義之道。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是社會容忍的底線，國家用法律約束人民，人民因畏懼刑罰而不敢觸犯，然而，當人人牴觸法不治眾的時候，就代表國家政權面臨危機

「人之飢也，以其取食稅之多也，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為也，是以不治。民之巠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巠死」與「絕聖棄知，民利百負；絕仁棄義，民復畜茲；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議題相似，但隱藏的社會問題卻更為嚴重。

為名而死、為利而死、大費於愛、多亡於藏，這是什麼時代？應該是禮法之治的西周，「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則是自古流傳的道理；換言之，作者欲以古理解答時弊，並提出問題讓讀者思考，該如何看待身外之物。

世界萬物是有為演化的結果，而主觀意識可選擇時空角色，目的在體驗經歷完成些什麼，因此，主觀意識能成為一切眾生，卻不屬於任何眾生，換言之，主觀意識擁有的只是經歷，而不是「我」或「他」，「我」與「他」都非真實。

「小邦寡民」描述了一個類似桃花源的太平樂土，然而這不是因避禍隔絕而產生世外桃源，而是小邦富足不受侵略的體現

「茲故能勇」是養士之功，孫子曰「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檢故能廣」是節制之功，孫子曰「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不敢為天下先」則是後發之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事出必有「因」，而後發必由「因」。

偷換概念是儒者腐化人心的大毒招，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歪理混淆真相，然後混水摸魚從中得利；或許大多數儒者並非真眼說瞎話刻意竄改道理，但曲解古代道理只為袒護不合理的禮制，也太不地道了。

「君子」之論在〈李耳筆記〉出現的頻率很低，他之所以收錄此文，或許是被「重為輕根，清為躁君」與「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兩句所吸引。

了解「可道」非「恆道」，不執著於道法名相，而關注於利益眾生，就能夠正確體會「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費... 」等古傳道理；例如綠化沙漠雖然花費巨大無近利可圖，卻是明智之舉，因為它利益眾生所以值得。

此篇文章都在引述古代兵法，可能只有「禍莫大於無適，無適斤亡吾葆矣。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是作者所著，哀兵是被動委屈的一方，戰爭開始，他無所適從幾乎敗亡，由於「稱兵相若」而僵持不下，最終因軍民悲憤有必死之心才擊敗敵軍。

「道」是意識規律，『道法人』其實也沒錯，但與道法自然相比，道法人就只是偏狹侷限的意識規律，而不能將之推論於萬物損益的因果上

「天下之道猶張弓者也，高者印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可謂道法器物、道法規矩、或道法制度，而非「天之道」，故其道理似是而非。

禮制就像是紙糊的一層皮，只能暫時粉飾一下表面的太平，一旦火燒起來，這張紙糊的皮不但不能滅火，反而會讓火燒得更旺；因此，西周以兵強於天下，春秋以兵霸於天下，戰國以兵吞噬天下，秦棄禮法而尚首功，戰爭變成一場圍獵。

本文闡述的社會現象，在現代人眼中，或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中華文明歷經三千年腐化；但在周人眼中，這未必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因為腐化才剛剛開始，所以才有「天下有道」如何如何，並含蓄地提醒當今「天下無道」。

此篇文章主要是歸納古代道理，而將「曲則金...」與「不自視...」兩段內容合併闡述，「曲則金」明顯是取法自然的夏朝古風；那麼「執一以為天下牧」的是哪個時代？牧天下的思想應該始於周朝初期，這用語與民生習慣密切相關。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傳到後來「是以聖人無為也，故無敗也；無執也，故無失也」，卻忘了後面接著「慎終若始」、「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慎終如始就能無敗，道法自然就能無失。

李耳生在春秋時代，即便偏好道德文章，也難免有止戈之志，再加上此文還論及「道」，於是便筆錄了此篇文章；然而「以道佐人主」的「道」卻是何道？不害生態不傷百姓可稱為仁，勝不驕矜兵不強橫可稱為義，故其「道」為仁義之道。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是社會容忍的底線，國家用法律約束人民，人民因畏懼刑罰而不敢觸犯，然而，當人人牴觸法不治眾的時候，就代表國家政權面臨危機

「人之飢也，以其取食稅之多也，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為也，是以不治。民之巠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巠死」與「絕聖棄知，民利百負；絕仁棄義，民復畜茲；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議題相似，但隱藏的社會問題卻更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