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之死》：你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

《公主之死》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書。2001年由三民書局出版，作者李貞德教授是歷史專業，其母親曾桂香曾任最高法院的庭長。

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的研究，通常只研究到唐朝，因為《唐律》存焉，典籍完備。

唐帝國之前的法律，只能依靠其他史料記載來做推論。也就是由個別案件的判決結果或辯論過程，去推測當時代的法律規定大概是如何。

本書作者就是以一個發生在北魏（南北朝時代），某位駙馬殺了公主的案件為引，推理出當時代的法律環境，真的是相當的厲害，讀來很有趣味。

詹宏志說過：他讀余英時教授寫的《方以智晚節考》，好像在讀推理小說一樣，覺得太精采了。看到他老人家這麼說，我也去買來讀，真的是覺得「被騙了」。但這樣的閱讀情境，我在《公主之死》這本書中感覺到了。

書的內容總是應當留給讀者自己看。我最討厭有人寫讀書心得分享，是把情節介紹一遍就完了。所以，我只引用書中談到的一個小小案例，來看「儒家禮法」在中古東亞法律體系中的適用情形。

基本上，儒家真是個注重「喪禮」的教派。關於親屬間的親等計算，完全是以喪禮上的穿著及守喪時間的長短來決定。也就是常聽到的「五服」（雖然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沒有常有聽到，甚至沒聽過）。

簡單來說，「五服」就是五種在喪禮上穿的衣服，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種等級，都是麻織品，越前面的越粗糙，越後面的越幼細。比方說「斬衰」就是死者的兒子應當穿的衣服，用生麻製成，還不能收邊，要毛毛的不整齊。實際上，五服制度發展到最後，極為複雜，絕對不是只分成五種，至少可分出一百多種等級。

而五服並不只是告別式上的dress code而己。整個法律制度，都是跟著這套「五服」親屬制在走。「連坐」（一人犯罪，親屬也要受罰）、「容隱」（親屬犯罪，可以收留而不告發，不算犯罪）等法律規定，其適用範圍和程度，都是根據這套「喪服制度」在處理。

看古裝劇，常聽到婦女要守「三從四德」。所謂「三從」，乃指「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不但是道德教條，更具有法律規範的效果。

書中提到一則中古時代的案例，某寡婦其夫家的侄兒犯了搶劫的罪名，被逮到了。依親屬「連坐」的規定，這位寡婦以叔母的身分，受到嚴厲的處罰。

而當時的上級長官（可視為上訴二審）在處理本案時，同情這位寡母的遭遇，認為處罰太嚴厲了。所以就引用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法律原則，認為這位女士的丈夫已經死了，所以她的法律地位應該「從子」，而非「從夫」。因此，她所受的連坐處罰，親等不應該以「叔叔的太太」來算，而要用「堂弟的媽媽」來算。

堂弟比叔叔在親等遠了一級，在喪禮上所穿的衣服不同（這就是五服制度的判斷），因此所應受的連坐處罰也比較輕。最終這位判官以儒家「五服」制度加上對女子「三從四德」的法律解釋，為這位寡婦開脫了罪刑。

這一整套「禮法」制度的運作，在清末變法時消亡。今時今日，已經是難以想像。

由這套儒家「禮法」制度所衍生出來的權利義務關係，其「法之規範效力」（即具有強制力，而且是國家機關必需遵守的規定）若為吾人所不知，則在評論歷史事件時，自不免流於無知和擅斷了。

儒家重視喪禮的特徵，在我的祖父輩還頗為明顯。他們常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再怎麼樣也要生一個兒子來「捧斗」。而這「捧斗」，真是就是喪禮上的事情啊！可見這個以喪禮為中心基礎的文化基因，還真的是影響深遠。

胡適生活的年代，去古未遠。他對這種以喪服來論斷一切關係的儒家怪癖，應當是感同身受。在胡大博士「大膽假設、細心求證」之下，甘冒大不諱的寫了一篇〈說儒〉。他認為「儒」之本義，乃是主持喪禮之司儀，俗稱「土公仔」是也。孔子是「新儒」，老子是「老儒」，孔子問禮於老子，就是殯儀館的新進員工問前輩，喪禮的程序要怎麼進行才對。

胡博士的這篇文章，受到很多的挑戰與批評，比方說錢穆他老人家就很不認同。

但讀過《公主之死》這本小書後，我對於胡適他老人家當年之所以會這麼「大膽假設」，總算也有些小小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