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教育之命？港澳国民与公民教育的变迁与差异

作者：廖志辉（澳门学16号作者）

近年港澳网民流传着一张经典截图，一名操标准普通话的澳门小学生受访表示，自己因为与「习爷爷」握手而寒气全消，因为「温暖一下子传到我的全身」。网民笑称这是一种夸张的爱国表现。但也可说，这是良好国民教育的典范。

说到港澳两地青年的国民认同，最近以民调为基础的研究已指出，当香港新世代的本土认同越发与国族认同冲突，澳门青年仍然呈现稳定的「双重认同」状态，既是澳门人也是中国人的身分认同始终占据主流。

换句话，澳门的国民教育相较香港成功。但事情真是如此？

我们在早前曾介绍过澳门的教育制度，说到在殖民到回归初期，澳门的教育乃是混乱无彰，各背景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课纲与政治取向，殖民政府无力统一制度，直到近十年特区政府才因为充足的财政资源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

很难说澳门相对成功的国民教育是来自教育体系本身。相反，港英政府早在八十年代已推行教育改革，行政能力与资源当然也较澳葡政府优秀，回归后的国民教育又特别受到北京「关注」，然为何从数据看仍是成效不彰？

香港教育大学教授庄璟珉，曾在2018年发表研究探讨港澳两地国民教育的发展与差异，指出两地的国民教育长期和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互为表里，而两地国民/公民教育的差异又与社会实际发展有关。

香港相对澳门更复杂的社会形势，最终也形塑了更迂回的国教轨迹。

回归前：做个好公民先为己后为人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港英政府的教育改革，实际是为之后的去殖化做准备，目的是尽快完成香港现代化与民主化，让英国影响力在回归后仍能继续在香港存续。

但公民教育的改革却始终保守。 1985年，港英政府首次出台「公民教育指引(The Civic Education Guidelines)」，却被外界批评过度去政治化与保守。细究指引内容，大部份围绕个人的权利与责任，不涉及社会现实政治，对民主、人权、法治的教育也相对不鼓励。这样的教育取向却正对北京胃口。

学者认为，正正是殖民晚期港英政府在公民教育上不完全的改革（或者说是去政治化的改革），让北京较顺利进行回归过渡工作，因为即使殖民晚期香港不乏反对回归的声音，但大体上，社会主流仍是所谓的「经济动物」。香港这种注重个人德育的公民教育，与北京想要推广的爱国教育在这时看似没有冲突。

相对地，澳门在回归前的公民教育改革更是落后，我们既很难找到如香港般明确的公民教育指引，部份学校的德育与公民科教育，也早已涉入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学习。当中原因，当然与澳门多样的学校背景有关。

在此时期，亲共红底学校与天主教学校各据出头，各自有着不同的教育与政治取向。可以想像亲共红底学校早已将爱国教育加入教学元素；而某些天主教学校，则维持相当的去政治化，或较深的台湾关系。其他公私立、葡文和宗教学校，也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教育取向，澳葡政府难以统一课纲。

这时期港澳两地的公民教育可算相当个人化，先要求大家做个好公民，但这个公民不应过于政治化。

这个情况在回归后急速转变。

回归后：在晚间新闻前先听国歌

「马照跑、舞照跳」大抵仍贴合香港回归初期，虽然这时期特区政府的「德育与公民教育」已包含国家认同，却只是四大核心价值之一。直到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明确表示香港要强化青年的国家认同后，教育局随即展开一连串公民与国教改革。

先是在2008年，教育局出台「德育及公民教育修正框架(Revised Framework of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鼓励老师的公民教育应该让学生的生活与国家产生连结；两年后，时任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正式将「德育与国民教育」取代原来的「德育与公民教育」，公民被去掉了，并要求学校提升国民教育的教学比重，以进一步培养国民认同。

教育规定如此，具体落实又如何？除了成立恒常咨询组织「公民教育委员会」检讨政策执行，一个更形象的「创新」，便是开始在电视广播节目的晚间新闻热门时段前，插播孩子们唱国歌等爱国广告；另外也拨款资助学校举办赴国内爱国基地的学习团、以爱国为题的绘画比赛、角色扮演、学习周和升旗礼等等。

一个叫公民教育但实际也是国民教育的课纲如此形成。

邻埠如斯积极，回归后的澳门有发奋图强吗？可以说，澳门的公民/国民教育改革某程度在走香港旧路。

学者提到，回归后公民教育的教课书一般由澳门教青局与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首先够政治正确。整体的公民教育取向则与香港相似，既强调个人的「负责任公民」角色，如守法、尊重他人，也纳入「为国自豪」等国教元素，却仍然很少鼓励讨论争议性的社会议题。

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也与澳门教育配件相对不足有关，这里的配件不是金钱就能解决。例如，回归初期澳门在人口上仍未出现少子化现象，常态的大班教育当然阻碍深入讨论，但更重要的，则是澳门缺乏「跨学科」的通识教育传统，先天性限制了学生从不同话题产生讨论兴趣的可能性，不利公民教育发展。

这大概也与我作为90后的个人经验相似，贯穿整个小学与国高中时期，我就读的天主教学校没有正式意义上的公民教育科，小学时期的「常识科」成为最类近科目，内容限制在「过马路要小心」、「不要乱抛垃圾」等个人公民责任；国高中时期，公民讨论课仍然悬缺，较能接触时政议题的，竟然是从历史科老师得知「六四」等事件。

有趣地，澳门教青局早在2006年便开始制定国民教育，却因为本地长期无法统一的教育系统，给予不同背景学校自主的空间（或者叫不作为）。

可能的解释：社会结构与意外的改革

对于澳门教育系统不济，青年国族认同却从未成问题；香港花尽力气推行国教，却表现参差的原因，研究者尝试跳出教育本身去寻找答案。

第一个原因可能与社会运动有关。从回归始，香港从未缺乏身份认同相关的社会争议。 2003年百万港人游行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06/07年保卫天星与皇后码头抗争、09年反高铁兴建抗议、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2014年占领运动，当然还有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等等。

作为一个生活在资讯自由社会的香港青年，面对这些社会事件确实难以回避，全盘接受学校所教。结果，我们知道本土分裂诉求在这个脉络下出现，中央则是以更强硬的手段回应。但与此同时，这些抗议不是没有公民力量在支持，例如直接牵涉教育制度的「反国教运动」，背后至少有着快速集结的专业教师联盟和自发的家长组织。

回过头看，这些争议与公民力量，在澳门几乎不存在。

那么澳门的情况是如何呢？如果说导致国民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应该在社会中寻找，可以想像澳门国民教育必定受建制与保守力量主导。

澳门盛行社团政治与侍从主义（Clientelism）。简单来说，社会与政治领域，大部分由亲政府的工会、商团、街坊会和同乡会主导，这些组织乐于也积极传递爱国教育。

例如澳门最大的工会组织「工联」，每年均举办祖国周等展览活动；来自同乡会的立法会议员，三不五时提案身份证要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教育要结合党史等国教政策；澳门第一学府澳门大学，也不敢怠慢在2015年抗日七十周年，举行盛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活动。

澳门的民间力量如香港般同样集结，却是齐心合力搞好爱国教育。

除了社会结构因素，研究者亦提到另一个导致香港国教踢铁板的有趣原因。即港府在推行国教改革的同时，亦在2009年推行另一项通识教育改革，该改革强调学生要有多元观点和批判思考，也鼓励老师带领学生认识社会与政治议题。

然而这次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在社会抗争不断的当下，给予学生正当性在学校讨论社会议题，甚至如作者所说，让部份学生「更能同情和理解抗议者立场」。

为何官方要推行看起来不利国民教育的通识改革? 研究者没有细说，可能是官方需要为国教置换公民教育的举措提供理由，也可能沿于内部政策的不协调。

但无论如何，香港的国教改革仍要比澳门多变与波折，青年世代的国族认同，自然也非一面倒，而是相当变动，甚至对抗。

结语

本文介绍的研究似是点出又一个港澳似是而非的事情，即在澳门稳扎的国民认同，并不代表有着同样优良的教育制度；香港方面，反之亦然。

国民教育是否成功的原因，从港澳的例子看，至少必须纳入社会的现实状况一起讨论，与社会状况脱节或全然相反的国教观点，似乎也难以说服自由社会的孩子们。

与此同时，研究者亦同时带出一个值得思考的后续问题：即港澳这种「公民与国民合一」的教育政策，到底是否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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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精简版同步发表于中葡媒体《澳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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