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杀女人”的镜头都是淫欲的，然而《假面女郎》却让我感觉到：既然如此，“杀男人”也可以是淫欲的。

我们不断地挣扎，徒劳地想摆脱落入同样的墓穴的命运，却恰恰忘了追问，是谁挖掘了这些陷阱。

在所有虚构的故事中寻找如此渺小不起眼的戏剧性，并将其编入自己那沉得无法再托起的真实人生，应该不算是一种罪恶吧。

她们陷入了外部或者男性犯罪者有意制造的迷宫，只有再次建立连接，让我的声音成为你的声音，让我的身体成为你的身体，才有可能幸免于难。

那个龌龊不堪的旧世界迟早会有被掀翻的一天，那些反抗过的女性并没有失败，如果艺术仍然是爱，仍然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东西，那么由此它将更胜以往地、大开通往抵抗派和批判者的言路之门。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迄今为止的任何形式上都是不平等的。这大概也是“社会主义的女儿们”天然感到痛苦的重要原因，作为纲领的那个主义不会让步，需要你的时候，女权运动就是“社会主义事业”，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是“寻衅滋事”、“挑动性别对立”。

将个人遭遇的性别经验，上升为性别（制度）而非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就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行为。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性的政治》中，将“政治”界定为“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并且认为两性之间延续的，正是“一个集团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另一集团的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格局”。

我愿意为了“我是女人”这个信念牺牲，因为女人得到的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