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學術研究認為澳門防疫「近乎完美」，作為一名普通澳門市民，上述結論和個人感受實在差得有點大，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就找來原文...

澳門政府最近以國籍與行為模式，強制要求越南和尼泊爾籍外僱短時間內多次核酸檢測，是否存在歧視？新加坡的例子可供參考。

目前澳門的疫苗接種率約為50%，當然，我們可以把如此「低落」的接種率，簡單歸因到其餘一半「搭便車」（Freerider）的澳門人…但除了藥理上的考量以外，「疫苗猶豫」本身亦是一種政治現象…

在潛在的本地傳播風險之下，本次特區政府採取了可謂「史無前例」的做法...

港澳兩地的疫情發展過程，正正是疫情本地化／非本地化形塑了甚麼措施如何改變了兩地原有的政治—經濟結構。接下來，我們將考察港澳兩地在延長的疫情，具體而言出現了甚麼效應。

香港由於反送中運動的遺緒（如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運動時期的組織及資源分配網絡），令民間在疫情初起之時，自發地組織由下而上的抗疫工作。澳門則是憑藉博彩業所累積下來的龐大資源，令政府得以主導防疫工作。在此意義上，疫情在甚麼時候爆發，對兩地的分道揚鑣有相當重要的效應。

在香港及澳門的案例中，我們恰好可以看到政府—社會角色在兩地的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