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疫情關鍵詞（三）：延長的時間、延續的效應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在上篇文章中，我們談到了疫情時間點的意義。我們看到，疫情發生前的關鍵事件，對疫情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本次我們繼續討論時間此一議題，探究歷近一年半的疫情對港澳而言造成了甚麼影響。不明病毒起初於武漢出現至港澳出現第一宗個案，只相隔了約二個月。疫情迅速在港澳出現，固然與其地理上毗鄰中國及作為中國遊客的旅遊熱點有關。而作為世界上「第一波」的受影響地區，意味著兩地在未有先例可尋的情況下，需回溯到既有的公共衛生措施作為應對方法。
雖然港澳有著類似的病毒「越境」過程，但病毒在兩地的「本地化」卻成為其疫情發展的關鍵差異。我們看到，澳門除了2020年2月初出現個位數的本地個案外，及後就未曾出現本地感染，新增個案全部皆為輸入個案。香港在近一年半的疫情中，則出現了四波程度及時長相異的個案高峰。在後兩波疫情中，甚至出現了程度不一的本地爆發。
疫情本地化的重要性，在於一旦出現本地個案後，防疫的考量以及具體需推出的措施則全然不同。在新冠肺炎目前尚未有徹底能通過藥物防治的方法下，防疫措施多為程度不一的，對人員流動所施加的不同限制。而這些措施在實行後，一般而言將維持一段時間，以防堵病例在外輸入及本地傳播鏈的出現。在延長的實施時間下，措施對社會生活的干擾，將逐漸轉變為對既有結構的侵蝕甚至改變。港澳兩地的疫情發展過程，正正是疫情本地化／非本地化形塑了甚麼措施如何改變了兩地原有的政治—經濟結構。接下來，我們將考察港澳兩地在延長的疫情，具體而言出現了甚麼效應。
澳門：疫情的兩種面貌
自從2020年二月初博彩業停擺兩星期後，澳門就不曾出現過本土案例。由於新增案例全部在入境時已被攔截，因此澳門就疫情的公共衛生應對，集中於加強市民的日常衛生的措施，以及依靠自我申報的憑證系統。防疫措施集中於阻止帶菌者進入本地社區的邊境控制中。
相較之下，疫情對澳門的經濟影響遠大於公共衛生的層面。疫情初期，因應大陸方面疫情發展，遊客基本上絕跡於澳門。由於澳門經濟相當依賴博彩—旅遊業，而此種經濟結構又依靠大陸遊客來澳旅遊及賭博，當產生經濟收入的來源不再出現時，可預見的是澳門經濟將遭受重大打擊。在博彩監察協調局2020年的博彩毛收入數據中，2020年的累計收入比2019年暴跌80%。雖然龐大的儲備暫時抵銷了即時的危機，但疫情的延長對澳門既有政治—經濟結構的影響則愈見加深。
由於澳門相當部份人口為博彩—旅遊業及其周邊行業的僱員，博彩業近乎停擺的狀態自然對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政府為紓緩澳門市民的經濟困難（以及潛在帶來的社會不滿），起初依循既有的正當性模式，透過數波實質的經濟支援措施以減輕疫情的衝擊。在承平時期，此種模式固然有效消解社會不滿，但延長的疫情破壞了此種模式得以可能的結構性條件。在政府的資源更為緊絀的情況下，澳門居民對「好處」的期望，反而由於其就業及經濟環境的惡化而更形提高。
當此種不平衡愈來愈傾斜下，過去因利益受損而以直接行動表達訴求的模式（如2007年導致警察開槍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便在疫情的背景再次出現。2021年3月中所出現的工人抗議事件，正正是因本地建築業工人因疫情關係被無理解僱而出現。由此，即使澳門政府的防疫表現相當突出，但疫情同時亦改變了既有政治—經濟模式得以可能的結構性條件，從而對政府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挑戰。
香港：防疫與政治的混和
在出現本地傳播鏈後，香港政府需同時面對兩個問題：一是防止疫情在本地的漫延，二是為社會運動「收拾殘局」。在此情況下，香港政府亦採取了「雙向」的應對策略，在防疫之時推出一系列「防堵」社會運動的政治措施。雖然兩個「當前任務」有各自的邏輯，但在兩者皆牽涉著如何對社會施加有效控制下，防疫措施與政治措施逐漸產生互動。
隨著香港疫情的高低起落，防疫與政治通過了不同的機制進行互動。首先，香港政府在數波疫情中推出了各種不同的措施，如限聚令、強制檢測、封區等。雖然這些措施的執行手段及各自所達到的防疫效果不一，但其特點是即使疫情暫時回落，這些措施仍被保留以作應對未來疫情之用。由此，不同的防疫手段在延長的時間中逐漸累積，並產生疊加的效果。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目前香港的「疫苗氣泡」防疫策略。如食肆運作的分類模式，正是由林林種種的防疫措施堆疊所界定（包括疫苗接種、限聚令、安心出行、病毒檢測）。由於措施的「加乘」意味著對社會生活設下更多的限制，香港社會因其對日常生活的干擾而愈發不滿。
除了防疫措施自身的效應外，我們亦可以看見防疫措施與政治邏輯在特定事件上的組合。首先，防疫成為了政府禁止民間組織遊行及及抗議活動的常用理據。在偶發的直接衝突中，我們亦可看到如《國安法》如何與限聚令交替使用。而影響更為深遠的，或許是防疫與政治的同時推進，令香港政府幾乎每項防疫措施皆被認定有某種政治意圖。香港情況的獨特之處，或許正是政治不信任的運動遺產，在「收拾殘局」的過程中被維繫甚至加強，並外溢到對防疫政策的反應上。疫苗爭議或許正好反映出即使疫情出現暫時的解方，但在疫情延長下愈益發酵的極端不信任，令疫苗接種立即被放置到政治視角中審視，同時被香港社會高度質疑其安全性。這反倒為香港的疫情增添更多變數。
暫時的總結
即使港澳的疫情發展有相當差異，但我們或能從兩地的防疫政策中看出未來發展的一些端倪。就澳門而言，澳門政府事實上「未雨綢繆」地制訂了一旦本地情況惡化時的措施，如「健康碼」在劃定特定場所進出資格時的擴大使用（如最近延伸到食肆）、當澳門出現本地案例時的「分區防控」、以及全民強制檢測計劃的實行。香港則通過疫情期間不斷創造的防疫措施組合，早已建構既有可用的防疫系統，並能隨著疫情惡化而鞏固。到底這些「預防性措施」會否由於疫情惡化而在兩地出現？這或許仍需取決於無法預測的病毒傳播。
Cover Photo: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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