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疫情關鍵字（四）：疫情再起的背景、政體動員及社會反應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在經歷近一年半本地未出現疫情的狀態下，澳門在上週二（3/8）突然新增四宗確診個案。與過往個案在入境時便遭攔截的情況不同，本波個案的源頭高度懷疑是一名隨學校到西安交流的女學生，在回澳後感染其餘家人，最後全部確診。

在發現病例後，澳門政府於當天根據《民防法律制度》宣佈澳門進入即時預防狀態，同時於上週三（4/8）起的三日內進行全民病毒檢測。在全民檢測結果均為陰性的情況下，意味著澳門疫情暫未出現擴散跡象。

在潛在的本地傳播風險之下，本次特區政府採取了可謂「史無前例」的做法，在極短時間內動員全澳居民進行檢測，而全澳居民亦自願配合政府措施，從而形成了檢測首兩天各檢測站外大排人龍的狀況。我們該如何妥善理解本波澳門所出現的疫情，以及政府—社會的回應？

在早前的疫情系列中，我已大致勾勒了澳門疫情的發展軌跡，而在本篇文章中，我將檢視疫情在澳門首次的「本地化」是如何植根於既有的脈絡中。

由美國密歇根大學公共衛生學者編撰的，比較各國疫情治理的首本結集便指出，雖然疫情在不同程度上干擾了各國政府的管治，但政府及社會對疫情的回應，大體而言存在著相當的「歷史延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ies）。沿著此種理路，我在本文中將把本波疫情的數個重要面向：疫情緣起、政府及社會回應放置進既有的發展軌跡中討論，作為一個即時的回應。

緣起：西安交流團背後的中澳圖景

本次四宗個案全為同一群組，但個案的源頭跟發現並不一致。就後者而言，8 月2日一對澳門居民夫婦從珠海回澳後，在珠海的檢測結果發現為陽性。隨後對其兩名子女的檢測亦發現結果為陽性，在追蹤後發現女兒在7月底曾跟隨學校到西安進行交流。由於其乘坐的去程航機早前曾接載確診案例，因此目前高度懷疑為感染源頭。

不論是短暫來往珠海—澳門兩地或遠赴中國內陸參與交流團，從此澳門家庭的活動足跡中，我們便可以窺見澳中兩地在全球疫情當中，仍然維持著相當緊密的人員流動及來往。此一聯繫固然與澳門的經濟結構有關：在疫情已重創澳門博彩旅遊業的情況下，佔旅客來源大宗的中國大陸自然成為在對外封關下的唯一「命脈」。

與此相關的，是澳門內部亦存在著數個必須經常往返中澳兩地的群體，如佔澳門外地勞動力相當部份的中國大陸外僱；在澳門工作但居於珠海的澳門居民；以及雖居於澳門，但生活圈子與珠海密切相關的本地居民。

此外，澳門居民的對外活動 （如本次的交流團，旅遊）在未有其餘選擇的情況下，自然是以中國大陸為對象。本次四宗個案中三宗皆有著澳門居民到中國大陸的背景，正好反映了澳中兩地的來往，如何對雙方皆造成潛在疫情擴散的隱憂。

而此密切來往的需要，亦反映於特區政府的防疫制度安排上。如中國大陸方面並未出現疫情爆發的情況下，澳門方面對大陸居民的入境條件為七天內有效的檢測陰性證明。正如前述，在依賴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下，特區固然無法設置更為嚴格的檢測時限要求，但此七天的「時間差」，對澳中雙方而言皆是潛在的防疫漏洞。新確診的夫婦正是持有七天內尚有效的陰性證明，在或許已帶有病毒的情況上進入珠海，繼而在中方的檢測中被驗出陽性，正反映著七天的期限，事實上亦是相當充足的感染期。

無可否認地，特區政府的防疫限制固然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如根據大陸疫情變化及具體爆發地區調整入境要求），但在中國大陸疫情變化迅速與國內龐大人口流動的情況下，短暫的時間差便已可造成澳門居民的感染。

其來有自的特區應對措施

為應對潛在的本地疫情爆發，特區政府推出了可謂「史無前例」的防疫措施。除確診人士相關的工作及居住區域被封鎖外，政府更首次進行了全澳性的病毒檢測。這些對澳門居民而言貌似突然其來的措施，事實上早已存在於特區的防疫議程上。

早在2020年12月，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便提及「分區防控」的計劃。而早在確診個案出現前的兩個月前，澳門政府便已對全民檢測進行事先規劃。防疫措施的「備而不用」，固然有賴於疫情的非本地化，但一旦與本地密切相關的案例出現時，措施的動員則憑藉著既有的防疫計劃而迅速被執行（雖然具體的效果與設想上仍有一定距離）。

在早前比較港澳的防疫文章中，我提到了香港防疫體制的形成，事實上是透過在時間先後順序上推出措施的疊加而得以建構。我亦討論了澳門未來亦可能透過此種模式，在疫情於本地出現時建構防疫模式。

本波疫情正正反映了疊加體制在本地的實行：「澳門健康碼」在本年下旬起的擴大應用，透過把澳門居民分類到不同的「健康狀態」，從而限制其社會活動（如進出不同場所）。本次檢測除了利用既有體制，以進行檢測與否對澳門居民的社會活動實施規限外，亦進一步地與隔離制度進行配合。從特區政府如何把檢測疊加到既有防疫措施的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到制度總和下對澳門居民的效應：

對於沒有接受核檢的人士，協調中心已將其健康碼轉為黃碼，這會對其生活造成不便，會促請其盡快檢測。此外，當局還會主動通過短訊和電話聯絡，了解他們沒有檢測的原因，從而提供協助。經過以上步驟後，仍未完成檢測的人士，將交由警方主動尋找，統一送至指定地點接受檢測，並須在原地等待結果，若拒絕檢測者須接受14日指定地點醫學觀察，而拒絕醫學觀察者，政府將會發出強制隔離令。

澳門社會的反應：訴諸團結的一體兩面

由「天鴿」風災到整場新冠疫情，澳門人在遇上突發性的公共災難時，大多訴諸名為「團結」的敘事，即透過澳門民間就著特定目標而進行共同及一致的集體行動，以期早日令澳門恢復原狀。

我在先前的疫情文章中曾提及，澳門在疫情初期曾有效地透過此種敘事，令民間社會相對較為服從政府的防疫措施。此對個人防疫責任的強調，具體展現為一種隱性的社會規範，在強化共同體的意識之餘，亦透過豎立起群體的邊界，令「破壞」此一團結的個人／群體需遭受極大的社會壓力。

團結的一體兩面，在本波疫情中則表露無遺。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全澳居民「積極」配合政府的全民檢測措施。即使居民需在日曬雨淋的情況下輪候數小時，而大部份人對政府方面的安排亦有不滿之處，但社會共識普遍認為檢測有其必要性及逼切性（超過一半的檢測在第一天已經完成）。

在夾雜著避免令澳門「失守」、對自身感染的憂慮、以及因生活需要而需盡早完成檢測的動機下，澳門居民於是以迅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方式作為回應。

如果以上的「團結」反映著既有的防疫邏輯的話，那麼此次澳門社會對該感染的家庭以及涉事組織交流團學校的一面倒批評，則再次反映了「防疫共同體」被破壞下的反響。

澳門在疫情中期的個案，大多為從世界各地回澳的留學生在外地感染，而在回澳時被確診。雖然這些在外的澳門居民理論上亦為「澳門人」此一共同體的成員，但在疫情的脈絡中，訴諸「澳門人加油」的團結敘事，事實上是指稱「防疫共同體」此一群體，而在外的澳門人則為破壞此一共同體的「罪魁禍首」。

此次的確診家庭及交流團學校被口誅筆伐，正好反映了「防疫共同體」重新劃界的過程。弔詭的是，在相當數量的澳門居民事實上亦經常來往中澳兩地，因而存在著一定的感染風險下，事實上亦是「破壞團結」的潛在候選人。

暫時的總結

全民檢測結果全為陰性固然是可幸之事（畢竟澳門如出現社區爆發，後果難以想像），但我在本篇文章中，指出了本波疫情的緣起，以及政府及社會的回應，事實上早已有跡可尋。如未來澳門再度出現確診案例甚至本地爆發的話，本波疫情或可提供一個重要的參照，讓我們預視後續發展，並在認知及行動上有所準備。

#文章編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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