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疫情關鍵詞（六）：基於種族的防疫歧視？來自新加坡的啟示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除了涵蓋所有澳門居民的全體性防疫體制外，澳門政府以最近確診個案為外籍僱員為由，宣佈對兩特定國籍（越南、尼泊爾）外僱展開高頻次的核酸檢測計劃，要求其於短時間內隔日進行總共四次檢測。

雖然當局給出了外僱群體經常「群聚」、因而有較高風險的理由，但只針對特別群體進行檢測，亦造成了差別待遇甚至歧視的嫌疑。

在本篇文章中，我將藉由澳洲學者Sallie Yea的討論及相關報導，審視另一個與澳門有著類似人口組成，同時對特定人群有著「特別」防疫安排的案例：新加坡。

作為同樣有著眾多外籍僱工（當地稱為「客工」）的地方，新加坡政府亦發展出一套針對特定外籍僱員的防疫措施。雖然新加坡的疫情發展與澳門存在一定落差，但藉由新加坡防疫體制的發展，我們或許得以窺探防疫期間的「差別待遇」，到底是建基於何種邏輯。

區隔體制的來源

同樣作為城市政體的澳門與新加坡，在勞動人口的來源分佈上亦呈現著類似的樣態。根據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Power）的最新數據，目前新加坡的總外來勞動人數超過一百萬，約佔總人口數五份之一，當中從事家傭或勞力工作（如建築工人、造船工人）的客工則約佔一半。在這群勞動人口中，大部份工人來自南亞國家（如印度、孟加拉），家傭則以東南亞及南亞為主。

但新加坡與澳門的一個關鍵差異，是客工於城市上的空間分佈。相比起澳門外僱與本地人並未有顯著「空間」上的隔離，新加坡的客工聚落模式，則明顯地與本地人區隔。

之所以出現區隔，起初並不是政府的刻意安排，而是兩起關鍵事件的後果。在2008年，實龍崗花園（Serangoon Gardens，新加坡中上階級社區）的本地居民，聯署反對在其社區興建供外地僱員居住宿舍的計劃。

雖然最後宿舍在反對聲浪下仍得以建成，但相關部門則通過在住宿中加入活動及圍欄等設施，於空間及社會上，盡量隔開客工與本地社區的距離。

成為最後一根稻草的，則是2013年發生的「小印度騷亂」（Little India Riot）。當時一名印度籍勞工於小印度區死於交通意外，引起了印籍勞工在該區進行破壞。事後，新加坡政府逐漸把此群「客工」以公共治安的視角看待，逐漸加強控制。

於2015年，新加坡國會通過了客工宿舍的相關法案（Foreign Employee Dormitories Act），意味著建造包含各種必備生活機能的「多合一」宿舍（Purpose-Built Dormitories），逐步成為解決「客工」住宿問題的唯一方案。

在後續數年，這些大多位於新加坡市區外緣的大型宿舍群紛紛建成。透過建立「自給自足」社區的方式，新加坡政府嘗試以限縮客工的社會活動範圍，從而達到控制的目標。

疫情下的循環再用

但可以想像的是，動輒於一間宿舍房間內容納十至二十人， 並在生活上共享眾多設施的客工宿舍，在本身的生活水準已較低落的條件下，自然成為疫情爆發的溫床。

即使新加坡雖然在疫情爆發初期採取了相對嚴格的一系列防疫措施，但防疫體制事實上並不納入外籍客工。他們在初期仍然暴露於高風險的環境中，如常於擠逼的共同空間生活，並擠在大貨車上下班。

毫不意外地，從二零年三月起，疫情陸續於各客工宿舍內部大規模爆發，每天數以百計的客工相繼確診。

新加坡政府應對此波疫情最「便捷」的方法，便是利用原本已經發揮空間—社會隔離作用的宿舍，組織防疫工作，包括客工們禁止離開宿舍，直接原地隔離；而不受感染的勞工，則被「轉移」到另外的居住地點。

即便如此，由於宿舍原先所容納的客工數目龐大，因此人與人間真正的「隔離」效果相對有限。

即使新加坡疫情一度放緩，新加坡政府亦逐步安排客工接受檢測及疫苗接種，但對其社會活動範團的限制卻未曾明顯放鬆。

在一段長時間內，客工們只能在宿舍房間內隔離。即使後來措施放寬，但客工亦只獲準於工作地點及宿舍間二點一線般往來。

因此一邊廂，新加坡人得以享受解封而帶來部份正常生活的回復，但另一邊廂，客工們則需遭受如「坐牢」式的生活。

弔詭的是，基於防疫需要而對客工群組實施極度嚴格的措施，反而進一步確立了客工在新加坡既有的邊緣地位。

一個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新加坡對感染者的分類範疇中，會特意區分出「宿舍」（Dormitories）此一相對於社群（Community）的「感染者來源」。換言之，「客工」事實上被視為外在於本地社群中的一個獨立類別。

如斯做法，便為以下的邏輯注入了相當的正當性：宿舍因為客工聚集而為高危地區，因此需要嚴苛的防疫措施；而客工居於這樣「危險」的地區，「理應」接受嚴苛的防疫限制。

原先已遭社會排除的一群人，於是便由於疫情關係，進一步被邊緣化。

一竹竿打一船人

相比起新加坡嚴格「區隔」的措施，澳門的高頻檢測似乎只是「小巫見大巫」。但兩者事實上遠非全然不同（因此無法相比）的措施。

在相當程度上，兩地的「特殊措施」皆建基於某種共同預設：即因為（某國籍的）「他們」基於某種行為模式，有更大「機會」被病毒感染，所以應該接受較為嚴格的防疫措施。

先不論為何特定的行為模式，彷彿並不存在於其他群體的生活當中，基於國籍的「無差別式」差別待遇，正反映了把特定族群視為風險本身，而非疫情對外僱健康造成風險的理路。解決使問題「暴露」的人，結果正如以一位孟加拉客工Sharif所述：

當我看到專為客工而設的法律時，我心想：「我們不是人嗎？抑或我們是動物？我們一無所知嗎？我們是如此無知嗎？」
"When I see a law only for migrant workers I think, 'Are we not human? Or are we animals? Do we not understand anything? Are we so uneducated?'"

有興趣了解新加坡疫情間客工生活的讀者，可延伸閱讀以下兩則BBC的英文報導：

Covid-19 Singapore: A ‘pandemic of inequality’ exposed, 18/9/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4082861

Singapore migrant workers are still living in Covid lockdown, 24/9/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858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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