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疫情關鍵詞(五):為何澳門人不願打疫苗?「疫苗猶豫」後的防疫圖像

澳門學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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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澳門的疫苗接種率約為50%,當然,我們可以把如此「低落」的接種率,簡單歸因到其餘一半「搭便車」(Freerider)的澳門人…但除了藥理上的考量以外,「疫苗猶豫」本身亦是一種政治現象…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承接作者「房間裡的人」的討論,在本篇文章中,我將回歸到政府宣導接種策略背後的根本問題:接種疫苗於澳門的意義到底為何。

眾所周知,目前澳門的疫苗接種率約為50%,當然,我們可以把如此「低落」的接種率,簡單歸因到其餘一半「搭便車」(Freerider)的澳門人,意即由於澳門本地未曾出現大規模爆發的關係,這些澳門人便存有「僥倖」心理,在預想疫情未會影響到自身的情況下,對接種疫苗抱持觀望態度。

澳門常住人口約68萬,雖然最近的接種率明顯上昇,但仍然離普遍認為的70%理想值頗為遙遠(Source: Our World in Data)

事實上,公眾對疫苗接種意願的低落,並非是澳門獨有現象。在公共衛生領域中,早已對此一稱作「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的現象有所討論,用以指涉持續對疫苗施打「觀望」的社會群體。

無可否認地,觀望的原因有一部份能歸因於疫苗自身的因素:新冠疫苗大多以「緊急使用」的方式製造及接種,短時間內對新技術的應用,令其潛在風險尚未被釐清的狀況下,引起公眾關注,並進而影響其施打的意願。

但除了藥理上的考量以外,「疫苗猶豫」本身亦是一種政治現象。來自亞洲、非洲及英國的三位公共衛生學者,便曾討論影響公眾對疫苗信心的政治因素。雖然他們的討論並非建基於澳門案例,但其就公眾接種疫苗因素的討論,或許能提供我們理解澳門「疫苗猶豫」的緣起及影響。

影響疫苗接種的因素

影響一地疫苗接種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便是政府在面對疫情時的表現。而由此所延伸的一個命題,則是當一地政府被認為在抗疫上應對得宜時,民眾對接種疫苗的意願亦會相對提高,反之亦然。

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政府表現對疫苗接種意願所牽涉的,事實上存在兩個層面:第一是抗疫「成績」本身,第二則是大眾對抗疫的「觀感」,而兩者未必存在正向關係。我們可以想像以下情境:抗疫「優等生」並不必然導向大眾對防疫措施的認可,而疫情大爆發可反倒加深公眾對抗疫重要性的認知,並進而配合如疫苗接種等防疫措施。

而現實中亦不乏前後兩種情況的具體案例。在後一種情況中,一眾歐洲國家曾歷經程度不同的封閉式防疫措施,公眾對政府的表現亦不盡然滿意,但一般而言較傾向接種疫苗。至於在前一種狀況的代表性例子,或許便是香港:以確診案例數而言,香港可謂相當有限,但公眾似乎對香港政府的防疫措施存在相當保留,以致香港政府動用了各種「蘿蔔與棒子」的方式,提高疫苗接種率。

由香港政府協調商界推出的各項抽獎持續將疫苗接種成為社會熱話,本身就是一種成功的宣傳策略,而且最大獎還能擊中市民痛點:抽房子 (Source: https://register.vaccinationluckydraw.hk/tc/index3.html)

至於澳門的情況,似乎難以被清晰歸類到上述狀態之中。澳門在抗疫上的成績無疑是非常突出,但由第一宗個案出現至今,澳門市民雖不至於如香港的情況般,對政府措施相當保留,但隨著近月來確診個案出現後的全民動員、加上防疫策略的轉向下,懷疑的聲浪似乎正不斷出現。以幾乎強制的方式推行疫苗接種的工作,更是招致了「谷針」的嫌疑。

澳門疫苗接種的困境:內外因素

為何澳門人對疫苗接種有如此明顯的保留?在前文中,「房間裡的人」曾提到當下澳門人並未存在接種的逼切性。之所以沒有必要性,箇中原因,在於澳門疫情的發展與接種率相對高漲的地區,有著關鍵的差異。

換句話說,如果接種疫苗的「終極目標」是回到「正常生活」的話,澳門防疫體制的發展,至少在當刻為止,似乎並未能導向類似的結論。

以最簡略的方式而言,歐美國家的防疫路徑,是在個案的攀升後,先行實施較嚴格的總體性防疫措施(如封城),然後在民眾逐步接種疫苗到達一定水準,或令個案回落的情況下,先後解除各種防疫措施,例如對「我們」而言基本不過的佩帶口罩等。我們因而可以從新聞上看到「除罩」群眾紛紛在街頭蹓躂、甚至於球場上群聚的場面。

而澳門在未曾進入任何「全城封鎖」的狀態下,疫苗固然不發揮任何「解封」的作用。特區政府的接種策略,則進一步把疫苗與澳門市民的日常生活扣連。當不接種疫苗意味著需自費檢測,才能夠正常上班、上學時,引起社會反彈似乎亦是預計中事。

10月4日早上官方突然宣佈因為又發現確診而需要再度停學,殺不少跨境家庭與已送小孩上學的家長們措手不及,民怨猛升,突顯寧得罪小人莫得罪家長的「硬道理」(Image: 論盡媒體)

但或許更為深遠的影響,是澳門對外交通的恢復,而此進一步牽涉到澳門現時防疫的基本原則。相比起早已明顯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歐美社會—意即接種疫苗後即可恢復正常生活、包括區域內跨國人員移動的做法,澳門(及中港)的情況則以「零個案」作為目標。

而在目前新冠疫苗只防重症而不防感染的情況下(最近數宗案例皆有疫苗接種史),意味著即使澳門的接種率顯著提高,但仍無法排除零星個案在本地出現的可能性。

從最近本地兩波疫情時,珠海及香港立即收緊從澳門入境的措施中,便可看出中港澳三地的防疫政策,事實上是一種連動且互相影響的「清零」策略:一旦一地突然出現個案,其餘兩地便會即時跟進,透過阻隔人員往來,而達到避免疫情擴散的結果。

而澳門在區域上的「邊緣」地位,令其對外來往極其脆弱。當三地出現個案而需立即封關,再加上澳門本身對(除中港台外)全世界的「閉關」措施,代表著一旦疫情波動,澳門便立即回復到對外交通幾乎斷絕的狀態。澳門居民出遊,因而僅餘數字上的可能性。

換言之,在現時仍未有任何根據疫苗接種,而放寬各種內外防疫限制的端倪時,意味著疫苗接種在澳門,並未發揮著「回歸正常狀態」的功能。因此,疫苗接種除了通過強制力或如香港般的「鼓勵」外,對本地居民的誘因可見一斑。

正如「房間裡的人」一文所示的那樣,當澳門政府選擇以「強硬手段」作為唯一執行疫苗接種的方式時,所引起的反彈似乎並毫不意外。至於此種強制措施會否造成民間不滿的升溫,或許仍需視乎未來的發展。

不可避免之做法                                                 

無可否認的是,澳門「閉關」的必要性遠大於其他地區:本地極為稠密的居住環境及人口密度,足以令一宗個案快速擴散,並令感染人數以倍數上升。

而疫苗作為目前唯一的解方,盡早拉高接種率並「重過正常生活」相信亦是某程度的共識。但在目前疫苗接種並未能令個案「憑空消失」,而「零」現在似乎是澳門防疫的首要目標時,那麼所能預視的,似乎只是「沒完沒了」,防疫狀態與預備防疫狀態的交替來回。

但社會本身並不是如電燈「開」、「關」般直接了然:屢次的全民動員,或許反而令市民對防疫體制的信心造成更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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