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方瑞:在文革时期的爱与沉默

赵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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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來了。這一年,曹禺從「人民的劇作家」變成了「毒草」。那些年,他一直處於緊張、奔潰的狀態。有一天,妻子突然問道:「你還愛我嗎?」

這兩年多來,萬方一直在寫一本書,她想要講述父母的愛情和生活。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小說家、劇作家,這次的寫作卻讓她感到困難。那段時間,她血壓升高,數度寫不下去,只得帶著小狗去街上散步。

對於寫父親曹禺與方瑞的愛情過往,萬方猶豫了十幾年,才克服心中顧慮,「我母親是第三者,這不是可以佷驕傲來談的事,我內心始終有一種障礙。」但是寫完後,萬方似乎更加了解,真實的母親是什麼樣。「她骨子裏非常幹凈,對愛情是那麼的單純。」

2019年末,一個陽光明媚下午,曹禺的女兒萬方向我回憶起往事:「有一年,好姨從香港寄來了新年賀卡,爸爸看了很久,我問他在想什麼。他說在江安,你媽媽答應我的時候,我在街上大哭……」

父母已經離開萬方很久。1940年,他們在縣城江安相戀;1974年,母親方瑞在北京去世;1996年,父親曹禺在北京去世。父親去世後,,萬方拿到了父母在熱戀時的通信。讀過信後,萬方覺得自己更了解母親,「她不僅是溫潤、關愛我們的母親,她也擁有過燃燒的愛。」

萬方覺得父母的通信,很打動人,尤其是分隔兩地的時期,「愛佷具體,我不能概括。他們的情書會被人記住吧。在兩人相愛,而不能在一起時的情感表達,非常美好和深情。美好的東西,會被人記住」。

「溫情的愛,對父親是滋養」

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了中期,剛從南京搬到重慶一年多的曹禺,跟著國立劇校來到四川宜賓的江安縣。這個長江邊的小縣城,當時只有一萬人口,站在城內的十字路口,就能看到環繞的城墻。小城更少被空襲侵擾。

當年,曹禺已寫出《雷雨》《日出》《原野》等經典作品,是在中國有名的大劇作家。縣城為了歡迎劇校的師生們,特意在文廟安排了《原野》演出,那天奇妙的布景、四川方言的臺詞,讓曹禺覺得新鮮又感動。

小城的生活很平靜,曹禺開始了話劇《蛻變》的創作,妻子鄭秀和剛出生的女兒,也從重慶坐船到了江安。一年後,方瑞隨妹妹鄧宛生來到江安,當時鄧宛生在國立劇校念書。她們就住在曹禺住所的隔壁。很自然的,性格活潑的妹妹介紹了姐姐和老師曹禺認識。

平靜的生活,開始有了漣漪。據說,方瑞很早就讀過曹禺的劇本,心裏佷景仰。鄧宛生也對侄女萬方回憶過,曹禺對姐姐一見鐘情。幾個人常一塊吃飯,飯後方瑞會沏好茶,安靜地聽著他們聊天。

在那個年代,年輕人都關心社會與進步,21歲的方瑞顯得有些特別。她性格內向,很少與人為伍,更喜歡呆在房間裏畫畫和寫字。方瑞出生在安徽的一個文人家庭,因為自小生病與體弱,從沒有上過一天學校,而是在私塾接受教育。她的父親鄧初是醫生,三伯伯鄧以蟄是著名的美學家。三伯伯有一大幫朋友,包括蔡元培、胡適、梁實秋、徐誌摩、楊振聲、朱自清……他們來家拜訪時,常指教這個文靜的小女孩。

這些長輩裏,楊振聲最關照方瑞。她在北京看病期間,常由他帶去醫院。1930年,楊振聲擔任青島大學校長,方瑞父親在學校當校醫。方瑞旁聽過幾次大學課程,但更多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

方瑞一直在長輩的關愛和呵護下長大。這個體弱的長女,也深受父親寵愛。隨著戰爭局勢的緊張,方瑞一家數次移居他鄉,能帶的行李越來越少,但父親還是允許女兒盡可能帶上她的畫作。

在認識曹禺之後,方瑞幾乎開始了新的人生。

只是,這段關系似乎並不被疼愛她的長輩們看好,父親與楊振聲幾乎同她斷絕了關系。小小的江安,曹禺與方瑞保持著地下戀情。他們通過寫信,表達心中情愫。一次曹禺在茶館裏看信,被妻子發現,他只得吞下了信。

這些往事,萬方向小姨鄧宛生打聽過,「在長江邊,他們租了個小竹房,在那約會。我媽媽當時佷了不起,過去她都是被長輩呵護,但決然做了選擇後,只有妹妹支持她。很奇怪的是,後來學生們知道了,他們都保護我的爸爸媽媽,為老師保密。我想年輕人會覺得,兩人那麼相愛多麼好,愛情是值得珍惜的。」

那時,鄭秀和曹禺的婚姻並不太和睦。鄭秀的閨蜜王元美,在2019年向女兒口述了往事,她稱曹禺鄭秀兩個人有著不同的個性,曹禺很早起床去上課,鄭秀則在中午十一點起來,吃好早點就去打麻將,「不顧及曹禺的飲食」。忘性大、生活不拘小節的曹禺,常要躲避妻子的苛責。鄭秀曾向王元美抱怨,「那天晚上他上樓去洗腳,我在樓下等了一個小時不見他下來,只聽見樓上的水聲。他連襪子鞋都沒有脫,端端正正坐在腳盆旁,一只手在盆子裏劃水,另一只手卻捧著本書看得正起勁。這家夥在騙我,真叫人啼笑皆非!」

萬方認為,父母之間產生感情,很難簡單歸因為「曹禺鄭秀關系不甚和睦」,甚至可以說,二者並沒有必然聯系。因為「愛情的到來很難解釋。母親選擇了父親,是她做過最勇敢的事。另一方面,爸爸的愛情是多麼有力量,可以讓一個21歲的文靜女孩,決然斬斷了過去。」

在田本相寫《曹禺傳》時,曹禺告訴作者,「你應該寫出我的苦悶」。在年少時,曹禺就有一種沈悶感,尤其知道自己十九歲的母親死於分娩後,這種失落就伴隨了他的一生。方瑞身上,恰好有他需要的溫柔、體貼的愛。萬方認為,父親這種有文學天才的男人,需要女性對他崇拜,以及無條件的愛,「溫情的愛,對他是滋養。」

方瑞也給了曹禺寫作上的靈感,話劇《北京人》裏的素芳就是以她為原型。每一次,萬方在看這部話劇時,都會想到媽媽,「素芳不是佷外向,很深的感情在心裏流淌,這對我爸爸有特別深的吸引。」

曹禺多次向第一任妻子提出離婚,但被拒絕,方瑞過了十年這樣的戀愛生活。在江安,兩個人還沒同居時,曹禺給她寫信:「我的譯生,我想起你整日關在那間小屋子裏,想啊,想啊,時時刻刻在等待,希望,而不能立刻獲得什麼,我真心痛啊!」

1946年,曹禺和老舍去了美國講學,萬方認為母親在這段戀愛中,並沒有缺乏安全感,最難過的地方只是思念。在美國的時候,兩人通過長信交流,方瑞的文字非常熱烈,「連得你七封信了,沒有比得到你的信再快活的事。這六個月是多麼長的歲月。我隨時在幻想,在做夢,希望聽見你的走路聲,你出門回來了。」

從美國回國後,曹禺與方瑞在上海同居,後搬到北京。一直等到1951年,曹禺與鄭秀離婚,曹禺與方瑞才正式結婚,婚後兩人生有兩個女兒。

「如果交流全是痛苦,不如大家默默承受,不談這個痛苦」

張自忠5號的後院,有兩間小屋,這裏曾是萬方與父母親的家。現在,這裏變成了平安大道的開闊馬路,當年的痕跡消失了,但記憶沒有被帶走。

1966年,「文化大革命」來了,這場社會大風暴很快席卷開來。在張自忠路5號的大門上,貼滿了大標語,包括「打倒曹禺」。這一年,曹禺從「人民的劇作家」變成了「毒草」和「右派」。那幾年,曹禺常被人叫去批鬥、「關牛棚」,其余的日子裏都躲在家裏。

一直遠離社會的方瑞,被迫卷入到這場社會劇變。一天半夜,曹禺被紅衛兵帶走,幾天沒有音訊,萬方回憶道:「隨時會有人抄家、貼封條,那次夜裏爸爸被抓,媽媽特別急。爸爸以前在中央戲劇學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北京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都有任職,媽媽每家單位都去問了,但都不知道爸爸的下落」。

那些年,曹禺一直處於緊張、奔潰的狀態,羨慕街上的清潔工,「一天天就是掃地掃地」。方瑞對丈夫很憂慮,萬方還記得,自己當兵回來,帶母親去街上的澡堂,「看著她那麼瘦弱,手總痛,現在想也很難過」。

這段動蕩的歲月,幾乎毀了這對夫婦,他們需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在晚飯時,兩個人常趴在飯桌上昏睡起來。白天的時候,他們也靠著昏睡,躲避眼前的痛苦。那次突然抓捕的幾天後,曹禺在深夜被放回了家。那天晚上,小女兒被吵醒後,迷糊糊說道,「吃藥吃藥,睡覺睡覺。」

這句話成了曹禺談起往事時,必說的一段。在生命最後幾年,一天夜裏,曹禺換上睡衣,吃了藥,躺在病床上,突然說道:「吃藥吃藥,睡覺睡覺。」 在一旁的萬方,怔了下,兩個人笑了起來。萬方在《你和我》裏寫道,「我們竟可以笑對那個可怖的夜晚,把恐懼拋到了身後。不可思議。」

有一個場景,讓萬方很難忘。在文革那些年,有一天,母親突然問父親:「你還愛我嗎?」很久以後,曹禺告訴女兒,「那一刻,我的心真的難受。」在那幾年,這對夫妻在日常中幾乎已很少說話。在萬方看來,父母之所以如此,在於「如果交流全是痛苦,不如大家默默承受,不談這個痛苦。」

「母親肯定有很多委屈,承受太多壓力。年輕的時候,她是那麼美的美人,到了『文革』就面目全非,病成了這樣。她問爸爸,『還愛我嗎』?因為愛情對她太重要,她和我父親的愛,是她生命最最珍貴的東西。她想證明這一點。」

1974年,方瑞死於安眠藥服用過量,那年她五十六歲。在前一年,曹禺還特意帶萬方去了銀行,把存折改成了妻子的名字。他原本預感自己會更早離去,他擔心沒有工作、對金錢沒有概念的妻子,無法在社會上存活。

從妻子被送進醫院搶救,一直到推進太平間,曹禺都沒有出現。萬方認為這是父親性情中的懦弱,「他不敢面對那麼痛苦的事情,他陷進去了,一直在小書房裏躺著,承受不了。」

萬方不會忘記,參加「大串聯」的那天,自己還是十三歲的中學生。在北京站的廣場上,無數等待著火車發車的年輕人席地而坐,新的世界等著他們發現。母親在這人海中,找到了女兒,帶上了針線和布,把十元錢和學生證,縫進了她的衣服。

終其一生,方瑞對社會都處於疏離態度。萬方覺得母親的性格溫潤又柔弱,但內心很強大,尤其在狂亂的年代。「鄭秀也很愛父親,珍惜兩個人的通信,但她為了安全還是把信全部燒掉了。但我媽媽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同父親的信、包括美國發來的只言片語的電報,她全部保留了下來。」

「愛情來了,你除了追隨,沒有別的選擇」

在「文革」之前的十幾年,曹禺與方瑞一家,度過了最快樂的時光。

方瑞從沒去單位上過班,一直在家裏給曹禺當秘書。曹禺對妻子很理解,早年在江安時他就在給她的信裏提到,「你妹妹希望你到學校讀書,總之過公共的生活,使你更高興一點活下去,我當時亦同意。後來和你談了許多話,我漸漸變了意思,我想你走的路或許正是你走的路。一個人的性情不能背謬的,順著你的發展你可以成就你的詩,你的畫。」

萬方回憶,後來母親也做過改變,會去參加街道的工作,在學習會上為不識字的婦女們讀報,參加掃雪。母親也曾在印刷廠裏,領回過一大摞紙,全家幫忙折頁子,裝訂成冊,「她不止是為了賺些錢,也是想要工作,為社會做些事情。」

曹禺與方瑞有很多共同愛好,比如聽古典音樂,看畫展、看戲。萬方認為,共同的愛好對人和人的關系很重要,「我記得他們一起去看齊白石畫展,領著我。雖然我那時很小,但能感受到爸爸媽媽在一幅幅畫前,共同沈浸在欣賞和愉悅中。」

這些快樂看起來佷日常與普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曹禺在頤和園寫作,周末的時候,方瑞領著兩個女兒去找父親。晚上,全家一道在頤和園散步、賞月。每年春節前,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會舉辦迎春晚會,曹禺、方瑞會帶著兩個女兒去,那是萬方最快樂的時候,「那麼多舞臺上見過的叔叔阿姨,都在觀眾席上坐著,大家都像一家人。」

全家人也一同去過北戴河,曹禺在那教妻子與女兒們遊泳。在海裏,父親就像教騎自行車一樣,先撐著女兒的肚子,待她們動作熟悉後,他就放開手。

「回北京後,媽媽在遊泳池才學會(遊泳),她很緊張,每次呼氣時,擡起頭趕快大口呼吸。現在我回想起來,覺得那時候特別幸福。」萬方感嘆,那個時候自己太小,因而記憶非常模糊。

這些快樂的瞬間,萬方沒有寫進《你和我》,她在書中解釋過,「幸福蘊藏在生活瑣事、小事之中,身處其中時人並不知覺,墻上的鐘滴答滴答,不會為幸福停留一分一秒。」

時間進入1990年,北京成功舉辦了亞運會,正在成為現代化都市。在城中一家醫院,劇作家曹禺的人生進入尾聲。最後的六年多時間,他偶然會想起第二任妻子方瑞,因而陷入到沈思中。

方瑞去世後,曹禺留下了妻子的畫,都拿去了榮寶齋,一一裱好,在上面題字。在一幅松樹的水墨畫上,曹禺寫,「樹在人非,痛何可言。」萬方和父親聊天時,曹禺也常想起過去的事情,「其實你媽媽可倔了,生氣的時候,就不理人。」

這二十多年,曹禺一直扮演著父親和母親這兩種角色。在寫信的時候,他會叮囑女兒許多生活中的細節,「給我們寄東西,不斷的寫信,十幾頁,叮囑這個,叮囑那個,都不像一個該爸爸做的。我妹妹感冒了,他要提醒吃些什麼藥」,萬方回憶道。

父母的愛情,也影響了萬方。1981年,一場突然到來愛情,促使她同第一任丈夫離婚。那時離婚還需要單位開介紹信,單位堅決不開,萬方為此費了很多功夫。

「對於情感的變故,我沒有任何猶豫,會覺得自己不應該。愛情來了,你除了追隨,沒有別的選擇。」

曹禺與方瑞,給了女兒很多勇氣。


END

*本文首发在《新周刊》2020.02.01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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