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方瑞：在文革时期的爱与沉默

這兩年多來，萬方一直在寫一本書，她想要講述父母的愛情和生活。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小說家、劇作家，這次的寫作卻讓她感到困難。那段時間，她血壓升高，數度寫不下去，只得帶著小狗去街上散步。

對於寫父親曹禺與方瑞的愛情過往，萬方猶豫了十幾年，才克服心中顧慮，「我母親是第三者，這不是可以佷驕傲來談的事，我內心始終有一種障礙。」但是寫完後，萬方似乎更加了解，真實的母親是什麼樣。「她骨子裏非常幹凈，對愛情是那麼的單純。」

2019年末，一個陽光明媚下午，曹禺的女兒萬方向我回憶起往事：「有一年，好姨從香港寄來了新年賀卡，爸爸看了很久，我問他在想什麼。他說在江安，你媽媽答應我的時候，我在街上大哭……」

父母已經離開萬方很久。1940年，他們在縣城江安相戀；1974年，母親方瑞在北京去世；1996年，父親曹禺在北京去世。父親去世後，，萬方拿到了父母在熱戀時的通信。讀過信後，萬方覺得自己更了解母親，「她不僅是溫潤、關愛我們的母親，她也擁有過燃燒的愛。」

萬方覺得父母的通信，很打動人，尤其是分隔兩地的時期，「愛佷具體，我不能概括。他們的情書會被人記住吧。在兩人相愛，而不能在一起時的情感表達，非常美好和深情。美好的東西，會被人記住」。

「溫情的愛，對父親是滋養」

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了中期，剛從南京搬到重慶一年多的曹禺，跟著國立劇校來到四川宜賓的江安縣。這個長江邊的小縣城，當時只有一萬人口，站在城內的十字路口，就能看到環繞的城墻。小城更少被空襲侵擾。

當年，曹禺已寫出《雷雨》《日出》《原野》等經典作品，是在中國有名的大劇作家。縣城為了歡迎劇校的師生們，特意在文廟安排了《原野》演出，那天奇妙的布景、四川方言的臺詞，讓曹禺覺得新鮮又感動。

小城的生活很平靜，曹禺開始了話劇《蛻變》的創作，妻子鄭秀和剛出生的女兒，也從重慶坐船到了江安。一年後，方瑞隨妹妹鄧宛生來到江安，當時鄧宛生在國立劇校念書。她們就住在曹禺住所的隔壁。很自然的，性格活潑的妹妹介紹了姐姐和老師曹禺認識。

平靜的生活，開始有了漣漪。據說，方瑞很早就讀過曹禺的劇本，心裏佷景仰。鄧宛生也對侄女萬方回憶過，曹禺對姐姐一見鐘情。幾個人常一塊吃飯，飯後方瑞會沏好茶，安靜地聽著他們聊天。

在那個年代，年輕人都關心社會與進步，21歲的方瑞顯得有些特別。她性格內向，很少與人為伍，更喜歡呆在房間裏畫畫和寫字。方瑞出生在安徽的一個文人家庭，因為自小生病與體弱，從沒有上過一天學校，而是在私塾接受教育。她的父親鄧初是醫生，三伯伯鄧以蟄是著名的美學家。三伯伯有一大幫朋友，包括蔡元培、胡適、梁實秋、徐誌摩、楊振聲、朱自清……他們來家拜訪時，常指教這個文靜的小女孩。

這些長輩裏，楊振聲最關照方瑞。她在北京看病期間，常由他帶去醫院。1930年，楊振聲擔任青島大學校長，方瑞父親在學校當校醫。方瑞旁聽過幾次大學課程，但更多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

方瑞一直在長輩的關愛和呵護下長大。這個體弱的長女，也深受父親寵愛。隨著戰爭局勢的緊張，方瑞一家數次移居他鄉，能帶的行李越來越少，但父親還是允許女兒盡可能帶上她的畫作。

在認識曹禺之後，方瑞幾乎開始了新的人生。

只是，這段關系似乎並不被疼愛她的長輩們看好，父親與楊振聲幾乎同她斷絕了關系。小小的江安，曹禺與方瑞保持著地下戀情。他們通過寫信，表達心中情愫。一次曹禺在茶館裏看信，被妻子發現，他只得吞下了信。

這些往事，萬方向小姨鄧宛生打聽過，「在長江邊，他們租了個小竹房，在那約會。我媽媽當時佷了不起，過去她都是被長輩呵護，但決然做了選擇後，只有妹妹支持她。很奇怪的是，後來學生們知道了，他們都保護我的爸爸媽媽，為老師保密。我想年輕人會覺得，兩人那麼相愛多麼好，愛情是值得珍惜的。」

那時，鄭秀和曹禺的婚姻並不太和睦。鄭秀的閨蜜王元美，在2019年向女兒口述了往事，她稱曹禺鄭秀兩個人有著不同的個性，曹禺很早起床去上課，鄭秀則在中午十一點起來，吃好早點就去打麻將，「不顧及曹禺的飲食」。忘性大、生活不拘小節的曹禺，常要躲避妻子的苛責。鄭秀曾向王元美抱怨，「那天晚上他上樓去洗腳，我在樓下等了一個小時不見他下來，只聽見樓上的水聲。他連襪子鞋都沒有脫，端端正正坐在腳盆旁，一只手在盆子裏劃水，另一只手卻捧著本書看得正起勁。這家夥在騙我，真叫人啼笑皆非！」

萬方認為，父母之間產生感情，很難簡單歸因為「曹禺鄭秀關系不甚和睦」，甚至可以說，二者並沒有必然聯系。因為「愛情的到來很難解釋。母親選擇了父親，是她做過最勇敢的事。另一方面，爸爸的愛情是多麼有力量，可以讓一個21歲的文靜女孩，決然斬斷了過去。」

在田本相寫《曹禺傳》時，曹禺告訴作者，「你應該寫出我的苦悶」。在年少時，曹禺就有一種沈悶感，尤其知道自己十九歲的母親死於分娩後，這種失落就伴隨了他的一生。方瑞身上，恰好有他需要的溫柔、體貼的愛。萬方認為，父親這種有文學天才的男人，需要女性對他崇拜，以及無條件的愛，「溫情的愛，對他是滋養。」

方瑞也給了曹禺寫作上的靈感，話劇《北京人》裏的素芳就是以她為原型。每一次，萬方在看這部話劇時，都會想到媽媽，「素芳不是佷外向，很深的感情在心裏流淌，這對我爸爸有特別深的吸引。」

曹禺多次向第一任妻子提出離婚，但被拒絕，方瑞過了十年這樣的戀愛生活。在江安，兩個人還沒同居時，曹禺給她寫信：「我的譯生，我想起你整日關在那間小屋子裏，想啊，想啊，時時刻刻在等待，希望，而不能立刻獲得什麼，我真心痛啊！」

1946年，曹禺和老舍去了美國講學，萬方認為母親在這段戀愛中，並沒有缺乏安全感，最難過的地方只是思念。在美國的時候，兩人通過長信交流，方瑞的文字非常熱烈，「連得你七封信了，沒有比得到你的信再快活的事。這六個月是多麼長的歲月。我隨時在幻想，在做夢，希望聽見你的走路聲，你出門回來了。」

從美國回國後，曹禺與方瑞在上海同居，後搬到北京。一直等到1951年，曹禺與鄭秀離婚，曹禺與方瑞才正式結婚，婚後兩人生有兩個女兒。

「如果交流全是痛苦，不如大家默默承受，不談這個痛苦」

張自忠5號的後院，有兩間小屋，這裏曾是萬方與父母親的家。現在，這裏變成了平安大道的開闊馬路，當年的痕跡消失了，但記憶沒有被帶走。

1966年，「文化大革命」來了，這場社會大風暴很快席卷開來。在張自忠路5號的大門上，貼滿了大標語，包括「打倒曹禺」。這一年，曹禺從「人民的劇作家」變成了「毒草」和「右派」。那幾年，曹禺常被人叫去批鬥、「關牛棚」，其余的日子裏都躲在家裏。

一直遠離社會的方瑞，被迫卷入到這場社會劇變。一天半夜，曹禺被紅衛兵帶走，幾天沒有音訊，萬方回憶道：「隨時會有人抄家、貼封條，那次夜裏爸爸被抓，媽媽特別急。爸爸以前在中央戲劇學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北京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都有任職，媽媽每家單位都去問了，但都不知道爸爸的下落」。

那些年，曹禺一直處於緊張、奔潰的狀態，羨慕街上的清潔工，「一天天就是掃地掃地」。方瑞對丈夫很憂慮，萬方還記得，自己當兵回來，帶母親去街上的澡堂，「看著她那麼瘦弱，手總痛，現在想也很難過」。

這段動蕩的歲月，幾乎毀了這對夫婦，他們需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在晚飯時，兩個人常趴在飯桌上昏睡起來。白天的時候，他們也靠著昏睡，躲避眼前的痛苦。那次突然抓捕的幾天後，曹禺在深夜被放回了家。那天晚上，小女兒被吵醒後，迷糊糊說道，「吃藥吃藥，睡覺睡覺。」

這句話成了曹禺談起往事時，必說的一段。在生命最後幾年，一天夜裏，曹禺換上睡衣，吃了藥，躺在病床上，突然說道：「吃藥吃藥，睡覺睡覺。」 在一旁的萬方，怔了下，兩個人笑了起來。萬方在《你和我》裏寫道，「我們竟可以笑對那個可怖的夜晚，把恐懼拋到了身後。不可思議。」

有一個場景，讓萬方很難忘。在文革那些年，有一天，母親突然問父親：「你還愛我嗎？」很久以後，曹禺告訴女兒，「那一刻，我的心真的難受。」在那幾年，這對夫妻在日常中幾乎已很少說話。在萬方看來，父母之所以如此，在於「如果交流全是痛苦，不如大家默默承受，不談這個痛苦。」

「母親肯定有很多委屈，承受太多壓力。年輕的時候，她是那麼美的美人，到了『文革』就面目全非，病成了這樣。她問爸爸，『還愛我嗎』？因為愛情對她太重要，她和我父親的愛，是她生命最最珍貴的東西。她想證明這一點。」

1974年，方瑞死於安眠藥服用過量，那年她五十六歲。在前一年，曹禺還特意帶萬方去了銀行，把存折改成了妻子的名字。他原本預感自己會更早離去，他擔心沒有工作、對金錢沒有概念的妻子，無法在社會上存活。

從妻子被送進醫院搶救，一直到推進太平間，曹禺都沒有出現。萬方認為這是父親性情中的懦弱，「他不敢面對那麼痛苦的事情，他陷進去了，一直在小書房裏躺著，承受不了。」

萬方不會忘記，參加「大串聯」的那天，自己還是十三歲的中學生。在北京站的廣場上，無數等待著火車發車的年輕人席地而坐，新的世界等著他們發現。母親在這人海中，找到了女兒，帶上了針線和布，把十元錢和學生證，縫進了她的衣服。

終其一生，方瑞對社會都處於疏離態度。萬方覺得母親的性格溫潤又柔弱，但內心很強大，尤其在狂亂的年代。「鄭秀也很愛父親，珍惜兩個人的通信，但她為了安全還是把信全部燒掉了。但我媽媽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同父親的信、包括美國發來的只言片語的電報，她全部保留了下來。」

「愛情來了，你除了追隨，沒有別的選擇」

在「文革」之前的十幾年，曹禺與方瑞一家，度過了最快樂的時光。

方瑞從沒去單位上過班，一直在家裏給曹禺當秘書。曹禺對妻子很理解，早年在江安時他就在給她的信裏提到，「你妹妹希望你到學校讀書，總之過公共的生活，使你更高興一點活下去，我當時亦同意。後來和你談了許多話，我漸漸變了意思，我想你走的路或許正是你走的路。一個人的性情不能背謬的，順著你的發展你可以成就你的詩，你的畫。」

萬方回憶，後來母親也做過改變，會去參加街道的工作，在學習會上為不識字的婦女們讀報，參加掃雪。母親也曾在印刷廠裏，領回過一大摞紙，全家幫忙折頁子，裝訂成冊，「她不止是為了賺些錢，也是想要工作，為社會做些事情。」

曹禺與方瑞有很多共同愛好，比如聽古典音樂，看畫展、看戲。萬方認為，共同的愛好對人和人的關系很重要，「我記得他們一起去看齊白石畫展，領著我。雖然我那時很小，但能感受到爸爸媽媽在一幅幅畫前，共同沈浸在欣賞和愉悅中。」

這些快樂看起來佷日常與普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曹禺在頤和園寫作，周末的時候，方瑞領著兩個女兒去找父親。晚上，全家一道在頤和園散步、賞月。每年春節前，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會舉辦迎春晚會，曹禺、方瑞會帶著兩個女兒去，那是萬方最快樂的時候，「那麼多舞臺上見過的叔叔阿姨，都在觀眾席上坐著，大家都像一家人。」

全家人也一同去過北戴河，曹禺在那教妻子與女兒們遊泳。在海裏，父親就像教騎自行車一樣，先撐著女兒的肚子，待她們動作熟悉後，他就放開手。

「回北京後，媽媽在遊泳池才學會（遊泳），她很緊張，每次呼氣時，擡起頭趕快大口呼吸。現在我回想起來，覺得那時候特別幸福。」萬方感嘆，那個時候自己太小，因而記憶非常模糊。

這些快樂的瞬間，萬方沒有寫進《你和我》，她在書中解釋過，「幸福蘊藏在生活瑣事、小事之中，身處其中時人並不知覺，墻上的鐘滴答滴答，不會為幸福停留一分一秒。」

時間進入1990年，北京成功舉辦了亞運會，正在成為現代化都市。在城中一家醫院，劇作家曹禺的人生進入尾聲。最後的六年多時間，他偶然會想起第二任妻子方瑞，因而陷入到沈思中。

方瑞去世後，曹禺留下了妻子的畫，都拿去了榮寶齋，一一裱好，在上面題字。在一幅松樹的水墨畫上，曹禺寫，「樹在人非，痛何可言。」萬方和父親聊天時，曹禺也常想起過去的事情，「其實你媽媽可倔了，生氣的時候，就不理人。」

這二十多年，曹禺一直扮演著父親和母親這兩種角色。在寫信的時候，他會叮囑女兒許多生活中的細節，「給我們寄東西，不斷的寫信，十幾頁，叮囑這個，叮囑那個，都不像一個該爸爸做的。我妹妹感冒了，他要提醒吃些什麼藥」，萬方回憶道。

父母的愛情，也影響了萬方。1981年，一場突然到來愛情，促使她同第一任丈夫離婚。那時離婚還需要單位開介紹信，單位堅決不開，萬方為此費了很多功夫。

「對於情感的變故，我沒有任何猶豫，會覺得自己不應該。愛情來了，你除了追隨，沒有別的選擇。」

曹禺與方瑞，給了女兒很多勇氣。

END

*本文首发在《新周刊》20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