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一起选择活着的时候

可能是年纪，也可能是背井离乡，我从某一刻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活不出那种总有无限选择，无限动力的时刻了。

我想起去年年初白纸运动刚结束，我常常哭着醒过来，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写作的欲望也骤减，整个人好像一支快快干未干的水笔，苟延残喘。有一次去一个酒吧庆祝朋友的生日，我和美国同学P聊到近况，说着说着就哭了。P从小因为父母工作关系在香港和日本生活过很多年，对东亚的政治和社会有一些关注。她说起自己暑假选了学校东亚系的中文课程，上课的老师是一名很平易近人的中国教授，他偶尔在课上给学生唱中国80年代的歌曲，讲他89后来美的经历。

“要不你跟陈教授聊聊？他每周都有office hour，我可以邮件跟他提起你，然后你再过去。我不知道这是否有用，但我隐约觉得他也许能理解你。”

邮件写的很客气，大意就是P说我是她挺亲近的朋友，最近面临毕业离校有一些焦虑，她跟我讲过自己有多喜欢陈教授的课，觉得我们或许可以见个面。

我在某个周三如约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此前没有见过面，免不了一些陌生人的拘谨和中国人之间那种说一点不说一点的隔阂和试探。“P说您对她影响很大，她非常享受上您的课，觉得您也许会理解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对我的影响”。我有一点尴尬和不知所措的感觉，但讲到最后还是有了哭腔。

陈对于我的情绪很平静。他先是肯定了我的感受，说他很理解这大半年一些在美中国人的负面情绪，而且知道美国的藤校充斥了中国政商精英的小孩，“这些人都是体制的后代，一定会维护体制的利益，说话当然要小心”。这让我一下子安静下来很多。

后来的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了他如何从北京和体制内来了美国，对疫情之后的各地封城发生的事情如何失望以及他如何见证来美读书的这一代中国精英有多功利和缺乏社会关怀。我没有想到一封非常随意的邮件，竟让我从一个陌生人身上获得了很长时间以来我难以寻得的被理解和被信任的感受。

谈话的结尾，陈跟我说:“我祝你毕业之后找到心仪的工作，但我知道现在的经济和签证环境都不好。如果你之后留美不顺利，你可以告诉我，美国很多高校需要中文教学的老师，我可以手把手教你如何在暑假拿到相应的教师资格，可以帮你留下来。以你的表达能力，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前提是你找不到你最想去的工作。”

我从未预期他会说这样的话，一个跟我刚认识的陌生人。我也许永远不会用到这张善意的支票，但因为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和理解，我的电池又充满了。我谢过他，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过了两天，我短信再次感谢他，他再次表示如果我之后留美招工作遇到困难，他可以帮我。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停留至今，它带给我的感动丝毫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褪色。而过去一年，在被工作和签证焦虑折磨到彻底失去能动性后，我越来越觉得，人心的跳动和枯萎，都是在小事上。是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身边人，是渴望提升自己的能力又不急于求成，是每一次伤了还要试，不放弃相信身边人而最终打通电流的那些小事。它们教会我感恩，不害怕，并且永远相信。

当你感觉有人和你一起活着的时候，那就是绽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