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漫读（20）：道之以政和道之以德 — 儒家思想为什么能最终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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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第二）。

这段话，孔子比较了儒家和法家两种统治手段的优劣。当然是贬法赞儒。

孔子认为法家的手法简单粗暴、不怎么高明。靠严峻的政令来规范民众，靠严酷的刑法来规整民众。民众就会想方设法免于惩罚而捞好处，钻法律的空子，而没有羞耻之心。遵纪守法靠的是外部约束而不是自律。

相比之下，儒家的手法就温情脉脉，高明得多。从人们的思想入手。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民众，用礼仪养成修齐民众。民众就会萌生羞耻之心，而自觉自愿地遵规守矩。

法家的方法有些像训老虎之类的猛兽。不听话就用电棒电，达到训练要求后就喂食给予奖赏。久而久之，就形成条件反射。但猛兽毕竟野性不能全消，也会有失控的时候。

儒家的方法则比较像养牲畜。给基本的吃喝，悉心的照料，对赶路劳作，进出圈门和圈内歇息从小就开始训练。

曾子则认为，对民众用刑要抱有同情心。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第十九）。

阳肤是曾子弟子，被孟氏任命为士师，就是掌管刑律的典狱官。上任前去请教于曾子。曾子就告诫他说，“上面的统治者丧失仁道，致使民众道德涣散很久了。如果查明案情，则当同情他们，不要光顾着高兴自己增添了政绩。”

曾子之意，民众触犯刑律与统治者失道有关。一味地靠事后的处罚作用不大。关键在于统治者以身作则。而对民众因生活所迫而触犯刑律，应抱以同情，酌情从轻发落。不要为自己的政绩从严处罚和沾沾自喜。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这对冤家都积极为诸侯献计献策，主张又大异其趣，因而争得很厉害。孔子贬法家还算比较委婉。而法家对儒家却一点不客气，不留情面。商鞅在《商君书•靳令》中说，“六虱 — 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把儒家的主要主张称为“六虱”，非常不堪。韩非子也猛烈攻击儒家，“儒以文乱法”。

但法家大行其道，最终胜出。秦国率先采用商鞅的主张，严峻法令，强国强军。其它国家陆续跟进。但最终秦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儒家没有认清统一的历史大势，老是想着克己复礼，反对打破既有的等级制度。生产力发展了，人口增加了，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归一的政治理念作用下，各国不可能相安无事，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来达成统一，进入稳定状态。儒家“仁义礼信”的“王道政治”根本没有市场，而法家“强国强军”的“霸道政治”则大受诸侯欢迎。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些出乎意料。秦的暴虐使之迅速灭亡，法家也随之丧失了主导地位。但法家郡县制的政治遗产，却被汉朝继承。汉朝初期尊奉“黄老之术”，予以百姓休养生息。但到了汉武帝却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以咸鱼翻身，从此成为历代王朝尊奉的统治思想。

为什么儒家思想能反败为胜呢？原因在于天下一统后，朝廷的重心转向对内的统治而非对外的征战。当然，把老百姓当牲畜养要比当猛兽养要稳妥。猛兽野性难泯，一失控就难以收拾。猛兽打仗可以，耕田出肉就比不过牛羊。但遇有外强侵袭，再多的牛羊也无济于事，会被数量少得多的却如虎似狼的游牧民族所征服。

但法家的手段也不是一点不用。一则皇帝哪有那么多仁爱之心。牛羊多了，也就不在乎它们的死活了。二则，老百姓虽然大多乖顺，但总会有些刁民。或者老百姓被逼急了，也会挣扎折腾。这就需要用上法家的霹雳手段。

汉武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是王霸间用，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儒为基本手段，以法为最后手段。此仅手段而言，更重要的是，儒家理论为皇权专制提供的合法性解释更有说服力，统治成本更低。曾子所著《孝经》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孔子说，“仁者，爱人”，认为统治者能做到爱护和体恤百姓。子思所著《中庸》中说，“子，庶民也”，宣扬统治者能爱民如子。从两方面说服百姓自觉自愿服从君王的统治。董仲舒则提出“天人合一”学说，宣称君王的统治授命于天，进一步加强了君王统治的合法性。而法家理论不重视君王统治的合法性，主要靠惩奖手段来让百姓服从君王的统治，统治成本高，难以长久支撑其所打造的郡县制。反而是儒家理论支撑起郡县制，以免于秦初建时的迅速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