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學生真的特別愛國嗎？從教育側面我們看到什麽？”(下)

上集提及公立學校、社團與已入會的學校加總，已佔澳門全體學校超過50%，也意味這50%的學校都奉此套價值。那麽，排除只佔幾%的特殊學校及一所國際學校，這剩下不足40%的教會學校，又是怎樣取向呢？不妨從一則新聞談起：

“周伯輝等介紹了天主教學校聯會情況，感謝中聯辦對天主教學校的關心和推動協助天主教學校與內地學校的教育交流，表示天主教學校都重視愛國愛澳教育，歡迎中聯辦多到天主教學校參觀。”(澳門日報2016.12.01)

這篇題為「薛曉峰訪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的新聞，轉引自天主教學校聯會的“官方”網站上。周伯輝是何許人？周神父曾數任校長，不但是澳門教壇的重量級人物，更是教區的重要高層，其言行不但能代表天主教學校聯會，也能反映教區的教育立場。那麽，2016年究竟發生了什麽呢？

那時正值李克強來澳出席中葡論壇部長會議，在與傳媒對話時，將“澳門精神”概括為幾個大字：“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 。而在不足兩個月後，中聯辦副主任拜會天主教學校聯會，時間點也真的“非常”巧合，這也是首次有中聯辦人員走訪天主教學校聯會。

見面交談的結論，可以從薛曉峰的說話看出來：「雖然各學校特色不同，辦學宗旨表述不一，但“最大公約數”可概括為“愛國愛澳、向上向善、德才兼備、造福社會”。」最大公約數簡而言之便是共識也是所謂的根本，同時意味在澳門辦學的先決條件。那要如何實行呢？他歸納為三點希望：

一是弘揚“澳門精神”，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二是加強青少年教育培養，為特區發展培養優秀人才。

三是積極參與兩地教育交流，增進對國家發展的了解。

教會辦學又是否努力實現這最大公約數呢？翻閱近年的新聞可以找到答案：成為愛國愛澳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的一員(2021)；成為青少年愛國愛澳教育基地專責作小組一員(2020)；出席特區政府舉辦的與教育界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給澳門學子回信精神”座談會(2019)，以及舉辦「全國教會大會精神學習分享會」(2018)等。

看來2016年的對話起了關鍵作用。進一步去問，教會學校推動愛國教育真的是由2016年前開始嗎？就天主教學校聯會網頁公佈的聯會會員學校名單共有27所學校[1]，筆者逐一瀏覽各校官方網頁，梳理出其最早推動愛國教育活動資料如下表。除部份學校因為沒有設官方網頁或網頁未能瀏覽，才參考澳門媒體的報章作補充，否則一律以學校官網資料為準。

上表資料顯示27所學校中只有4所學校沒有相關資料。假設其沒有舉辦，則共有23所學校已曾舉辦相關活動佔總數85%。而有學校最早於2001/2002學年已開始相關的推廣，其他學校也陸續於近年開展。有一點值得注意，大部份學校網頁資料只能找尋近一兩年的資料，只有少部份學校保留近五年或更久 的活動訊息。按此推論，有理由相信部份教會學更早便開始愛國教育。

簡單小結，官方所說澳門學校都愛國的言論並非空口說白話，從辦學性質的數據便能作最保守的估計，也有近85%的學校投入相關“事業”中。接下來我們要問，為什麽連教會學校都樂於此道？

形勢所致？還是樂於配合？

2014年，澳門媒體plataforma就港澳德育及公民教育科進行了一篇專題報導，邀請了黃素君教授分享，以及幾位澳門教育界人士分享其見解，其中時任澳門慈幼副校長梁樹榮有以下一段內容：

“「更多地瞭解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基本的責任」。他繼續指出：「我們如何教育學生去更多的感受自己身為中國人？」。這一負責人指出，主要的想法是促進討論和「批判性思維」。”(plataforma，24/10/2014)

誠如這位現任慈幼中學校長的言論，了解國家是基本的公民責任，前提是要有批判思維。作為公民教育的長期研究者，筆者對此深表贊同。但了解國家又是否必須等同愛國？這成了很複雜的公民教育本質問題[2]，在學界尚未有確實的定論，國際學界較為有共識的，是公民教育應該培養學生的歸屬感(Belonging)，至於國家的歸屬能否靠強迫呢？相信普世價值的人心裡自然明白。

坊間一直認為，愛國教育的推廣在澳門是得天獨厚，而香港天差地別。澳門官方也常高度強調自己獨具慧眼，走在前方。事實上，只要對香港教育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便會知道，這只是場可笑的誤會。從來都是信奉現實主義的香港政府，教育發展比澳門早上許多，回歸問題它們怎會沒有想到呢？老早就規劃如何能順利讓民心回歸，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的課程發展議會已隨後展開會議，並在1988決議就各學科作修訂，而1993年修訂完畢並作公佈的社會教育科課程指引便有以下的表述：

“在可見的未來，香港主權於將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代議正制按步進展，這些都是香港社會人士最為關心的事情。學生應該透過正規和非正規課程加強政治和社會的意識，同時亦加強認識中國…..在德性和群性中要使學生認識中國文化的優點，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尊崇..。” (中一至中五課程指引，1993)

教育需加強香港人對國家的認識，相關的論述早於香港70年代末80年代開始，而直到1993年才訂定確實的課程指引。澳門90年代教育正在做什麽？還在討論公民教育要教什麽，應該怎樣走。邀請的專家也大多來自香港，詳細可見澳門大學於1992舉辦的公民教育研討會，及後由集結成由黃漢強主編1992出版的《澳門公民教育》一書。好聽的是各校自由，百花齊放，實情是東拼西湊，亂Q咁嚟(註解：亂來的意思)。

而香港政府到了回歸之後，更把表述改得更直接，1998年通識科的前身公民教育科中學課程綱要有以下表述：

“幫助學生培養對社區及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基本法的特點、國家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等。”(公民教育科中學課程綱要，1998)

       通識教育改革、國民教育爭議則已是後話。對比於此，澳門真正的課改要到2006年才開始通過修訂完成《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當然，作為後起之秀，更直接地把培養愛國者寫在教育的總目標)；2014年《課程框架》，2015年才是《基本學力要求》，比香港晚上許多。而澳門在千禧年前的課程指引完全沒有法律效力，更莫說直到2009年才完成首次全澳性的公民教育評鑑，了解各校的公民教育究竟在教什麽。

若然香港已作出超前安排，為什麽港澳最後會走出不一様的道路呢？以下這幾點，值得思考。

   從社會背景，香港教育團體本身不但具有高度專業性，更從屬不同政治光譜。這與澳門教育社團大為不同。從上文已可得知，澳門教育團體的政治立場基本與政府立場高度一致，不管是何種辦學性質。

   在教師層面，港澳更是有著質的差異。若說推動的主力是通識/公民教育科任老師，香港依循慣例，要求教師需修畢大學本科或通識科學位教育文憑才能任教，專業素養有相對的保障；澳門雖曾短暫橫移台灣輔仁大學的課程，以及聖若瑟大學的培訓，但現況是任教該科的老師都大部份都是兼任，兼任意味參差，是否能對各公民議題都有完整把握？[3]。

另一點是教師培訓，過往香港通識科教師培訓不少藉由高等院校開班授徒，具高度學術自主；而澳門則多是單項培訓為主，而曾舉辦的公民科骨幹老師更是由政府舉辦，講師則是基本法推廣協會再配上國情考察，箇中立場可想而知。

   而最後一點便是學校對於政府工作的取態，正如上文提及澳門學校莫論是社團還是教會辦學，都實行“愛國教育作為最大公約數”的理念，特別是在回歸後的十年，而在國旗法修訂、國安法在澳門實施後，澳門大部份學校也在向左走，還是向右走中作出最終的選擇，這可以從幾組現實情況獲得佐證：國情教育教師培訓人數不斷增加、直接使用官方教材人數不斷提升、學校往內地交流愈見頻繁。

對台灣與香港的啓示

       ICCS，全稱為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國際公民及素養調查研究。對於澳門人而言可能比較陌生，但提另一個英文字母相信不少人便可能會知道：PIRLS，國際閱讀素養研究。兩項評估都是來自同一國際組織進行(IEA)。澳門近年在各項國際測試都有不錯的排名，為何此項卻不見官方宣傳。原因無他，因為一直沒有參與。

       2017年，該組織公佈有關全球學生公民素養研究結果，在24個地方和國家中香港排在全球中間水平，國際認知良好，而台灣的公民認知排在全球第二位。相關的研究也同時針對學生對於國家的認知與歸屬進行探討，這不禁讓人好奇，澳門若是參與，國家認同一項成績會否排在全球首位？當然這種猜想是不可能有結果，而在同年777成為了一個新的社會符號，DQ在港澳也有了不同的文化意義，這類國際研究，相信香港也會跟隨澳門的步履，從此缺席。

       澳門學生是否有著特別愛國的基因？相信讀者自有解答。而從教育側面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如何與辦學團體合作達成此步。香港未來會否如此？以下專書或許能為我們提供答案。

       《澳門回歸以來教育發展與經驗》由兩人合著，郭曉明與王敏。按資料顯示，前者現任澳門社會文化司的顧問，後者則任職教青局督學，曾是澳門《課框》、《基力》等重要法律文件起草人。兩人在官場的地位，相信不消細說。在其書中第三章“取得先機：愛國愛澳教育的創造性實踐”一節歸納了澳門回歸以來如何推動愛國教育，共六點：

一.從制度和規劃層面奠定堅實基礎 (包含：法律、政策、語文政策)

二.成立中心，統籌和推動愛國愛澳教育

三.加強品德與公民教育的課程和教材建設(包括：課程指引、基本學力、教材)

四.配合國家相關立法，推動升掛國旗，開展國情教育

五.在教師培訓中加強國情教育及“愛國愛澳”教育

六.系列活動強化“愛國愛澳”意識，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

諸君認為香港政府會吸收或已吸收多少澳門的“寶貴”經驗？

[1]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http://www.mcsa.org.mo/html/member.html

[2] 試閱UNESCO近廿年的公民教育研究報告及建言中便得知，了解國家並從國民身份轉接到全球國際公民的重要性。事實上，近年教青局新修訂的《品德與公民》教材也可了看到這樣的取向。然而，最後落在學校又是否如此呢？恐怕要留一個大疑問。而探討公民教育實是了解澳門「愛國」意識必研究的課題，作為一大版塊，筆者希望另立專題再討論，本篇集中宏觀地看政府與學校在愛國議題上的互動情況。

[3] 澳門公民科教師大部份是其他科目兼任，而其中又以中文、歷史與宗教科為主，其對於國際公民的觀念是否有足夠的把握？值得深思，限於篇幅，筆者將另立文再作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