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80：文革精神

1979年12月台湾美丽岛事件，接下来的军法大审，在报禁下台湾两份大报争相报导大审详情，当涉案人和辩护律师说出「台湾有宣传台独的言论自由」和「台湾有合法颠覆政府的权利」这些话，而且能够公开见报时，台湾已经在走向通往民主的直路了。

《七十年代》从1970年创刊，到1980年，这十年从报导保钓、中美关系突破、刊登大量华裔旅美欧学者名人的重访中国的文章、以「外转内」的方式推动台湾民主进程，这些香港和海外知识人关注的敏感话题，使杂志奠定在海外知识人中的地位，销路也曲线攀升。我个人受到中共的重视，十年里，除了开始时在深圳遭到噩运之外，工作生活一路顺利，最大的改变是与丽仪分离两地二十年，她终于以「调干」方式带着两个女儿来了香港，阖家团聚生活。

在别人眼中，我走在成功的路上。但1976年毛去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的巨变，中国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却使我对那几年杂志的表现极感愧怍。我们没有把中国在文革时期人民生活的真相向海外读者揭露，相反我们大量刊登的海外学者访华观感却给了读者错误的讯息。我们对台湾威权体制的批判，和民主运动的推动，如果孤立去判断，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联系到海外学者访华的歌颂文章来看，则无疑会给一些人造成错觉，以为中国的希望在大陆这一边。而事实上，也许正好相反。

从1966到1976的文革十年，可以说使大陆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丽仪在大陆的生活，因为有我的接济，还没有大问题，但对女儿长大后的出路一直忧心忡忡。深圳的生活消费品日渐匮乏，农村的情况就已到活不下去的边缘了。

1977年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他到农村视察，他发现农民不仅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都是泥土砌的，连桌子椅子也是泥土砌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

经济好几年是负增长。关于文革后期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报导已经很多，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数字：香港1977年的进出口总额是196亿美元，而中国这一年进出口总额少过香港，只148亿美元。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访华后，回美国的演讲说，他归纳在中国所见的变化，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中国在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作曲和写作者刘索拉，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文章，讲她在文革开始时，以11岁的年纪，如何进行「思想改造」。她说要当红卫兵，首先要学讲脏话（粗口），起先怎么都说不出口，但不说脏话就不是革命小将，所以只好到空旷球场上练习，先从「他妈的」练起，练到可以大声说最脏的、让她们脸红的骂人话。

在她原有的道德观念，脏话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

接着红卫兵头头问她敢不敢打人，「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当然那是指资产阶级、走资派的鲜血。

爱美是资产阶级，不爱美是无产阶级。爱美往往与讲卫生连在一起，讲卫生就要远离肮脏，而工农是不怕脏的，于是怕脏就被纳入小资的「骄娇」二气之中，饱受鞭挞。与此同时，优雅和礼貌也因为不够工农化而被抛弃。于是，讲卫生与优雅礼貌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讲卫生与粗俗、粗野成了无产阶级的光荣。

知识份子嫌农民不刷牙不讲卫生。 「可他们拼命劳动创造世界，也养活讲卫生的知识份子」。

文章中提到文革时，音乐家马思聪在北京被批斗，正在南京妹妹家的妻子怕他会自杀，连忙带着女儿赶回北京，在火车上受到红卫兵盘问，「幸亏女儿做出粗鲁的样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动作粗俗，这才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动者的农村妇女。」

既然脏话骂人、打人是革命，爱美、清洁、讲卫生是资产阶级，那么随地吐痰、不排队、粗俗无礼等等都是无产阶级精神啦！

丽仪曾经下放过农村，她说生活困苦的农民无法讲求卫生是不得已的，骂人打人不是无产阶级精神，那是无产阶级流氓精神。

流氓精神就是抛弃所有传统道德观审美观的唯权至上精神。文革对中国民族遗害至深的就是杨振宁所说「中国人足以自豪」的这种文革精神。

在这种精神主宰下的那时代的青年，正是四、五十年后掌权的一代。

1979年郭松棻对我说，「我不看《七十年代》」。我相信他不是真的不看，而是想刺激我反省。不过，他这句话是对的。不看，比看要好些。文革后，我同海外知识人一起反省，开始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

（原文发布于10月27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1. 题记
2. 闯关
3. 圈内圈外
4. 杀气腾腾
5. 煎熬
6. 伤痛
7. 动荡时代
8. 抉择
9. 那个时代
10. 扭曲的历史
11. 先知
12. 自由派最后一击
13. 我的家世
14. 沦陷区生活
15. 汪政权下的乐土
16. 沦陷区艺文
17.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18. 李伯伯的悲剧
19. 逃难
20.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21.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22. 古国风情
23. 燕子来时
24. 在左翼思潮下
25. 1948树倒猢狲散
26. 猪公狗公乌龟公
27.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28.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29. 自由时代的终章
30.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31. 确立左倾价值观
32. 「多灾的信仰」
33.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34. 中学的青葱岁月
35.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36. 谈谈我的父亲
37.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38. 父亲的挫伤
39.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40. 毕生受用的礼物
41. 文化摇篮时期
42. 情书——最早的写作
43. 那些年我读的书
44. 复活
45. 不可缺的篇章
46.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47.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48.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49.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50.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51. 归处何方
52. 刘宾雁的启示
53.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54.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55. 通俗文化的记忆
56.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57. 伴侣的时代
58.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59.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60. 福兮祸所伏
61.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62.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63. 二重生活的悲哀
64.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65. 脱颖而出
66. 觉醒，误知，连结
67. 非常有用的白痴
68.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69. 中调部与潘静安
70. 非蠢人合做蠢事
71.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72. 无聊的极左干预
73. 从钓运到统运
74.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75. 统一是否一定好？
76. 台湾问题的启蒙
77.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78.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79. 踩不死的野花
80. 文革精神

（《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在《苹果日报》连载，现正在Matters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