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什麼資格寫李怡呢？

我有什麼資格寫李怡呢？我與先生素未謀面。追讀他的文章，也是很晚很晚的事：大概是 2017年之後吧，從他在香港《蘋果日報》的「世道人生」專欄，到網上《失敗者回憶錄》的連載，我一期不漏，一直追到最末篇。

2022 年 9 月 15 日，《失敗者回憶錄》198 回「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先生寫反送中運動。他提醒我們不要忘記：2020 年 3 月為止，香港共有超過七千人被捕。2019 年 6 月到 9 月，有 256 宗自殺案，和 2537 具「屍體發現案」。

他寫道：「（反送中）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但誰能料到它不會成為未來的生機？......強權可以壓制覺醒了的人的行為，但壓制不了這種覺醒。」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至此中斷。先生在臉書表示「暫停數天，無大礙，不勞各位朋友牽掛」，沒想到，這便是他最後的公開留言了。

10 月初，先生在台灣的老同事邱近思女士輾轉聯繫上我，在手機留了話。我看到訊息的時候已是深夜，不敢打擾長輩。隔天午後回電，那頭人聲雜遝，邱女士第一句話是：「哎呀，你這時候打電話來......。」接著她靜定地說：「李怡今天早上往生了，我在禮儀公司處理後事。」我哎呀失聲，邱女士壓抑情緒，告訴我：先生說他欣賞我這個年輕人（先生長我三十五歲），想讓我在《失敗者回憶錄》出版的時候寫幾句話。她又說：本來希望能讓先生看到這本書出版，現在沒有辦法了。

我非常意外。畢竟除了追看先生文章，不時在臉書轉發，我和他的交流，僅止於幾次網上留言致意。沒有想到，他竟記住了我。

2021 年，先生移居台灣。我相信，他是到了不能不走的時刻，才告別畢生心繫的香港，在暮年成為流亡者。臉書看到他坐火車在台灣旅遊的照片，覺得他離我一下子近了，卻始終沒想過要見先生一面。他的心情，我只能想像。

我有什麼資格寫李怡呢？他主持《七十年代》、《九十年代》雜誌的時代，我還太年輕。先生自謂論政生涯可分為上半場與下半場，以 1998 年《九十年代》結束為界。這麼說來，我首先是他「下半場」最後階段的受益者。但仔細一想，又不只如此。

先生回憶錄以「失敗者」為題，是因為他自謂「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朝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斯言斯語，沈痛可知。然而他又說：「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台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言論上推動台灣民主化，台灣終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

台灣解嚴那年，我十六歲。台灣民主化、告別威權的過程，深深影響我們這一輩人的生命。是當時言論最自由的香港，還有李怡先生這樣的媒體人，讓台灣政治異議者有了「外轉內」的發聲管道，方能「裡應外合」，鬆動黨國統治的基礎。所以，我們也都間接受惠於先生的「上半場」，只是當時未必明白。

先生出身左派陣營，曾是死心塌地的愛國愛黨者。他說：拋棄愛國主義思想，是一生心路歷程最大的轉變。拋棄信仰，等於否定曾經的自己，甚至被昔日同志目為「自毀前途」。他自謂「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並讓《七十年代》成為真正獨立媒體的過程，也是──套用他引用過的黃偉文歌詞──自身「從頭溶掉我多災的信仰」的過程。

但他說：唯有如此，纔能「恢復正常生活的能力，展現真正的我」。

極權之可怖，不只從上而下的規制和迫害，還有深入骨髓靈魂，對人性的摧折和扭曲。先生在回憶錄歷數中國一場場政治運動帶來的精神凌辱，「成為正常的人」竟往往成為亂世中艱難的奢望。先生大半生的著述、奔走，也不過就是爭取、維護「成為正常的人」的權利，如此而已。

正因先生的左派出身，早早洞悉專制政治的本質。他寫文革帶給全中國人的最深刻教訓：「一旦失去權力，就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了，因此一旦回朝掌權，就不要那麼天真去『為人民服務』了，最重要就是掌握權力，為自己服務。權力就是一切，『有權不用，逾期作廢』是專權體制的最高法則......這也是隨後帶來的幾十年經濟政治體制變化發展的主要原因。」

他寫香港六七暴動，最終雷大雨小，中共底牌自我揭穿，「反英抗暴」徹底失敗，反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隨著暴動的收攤，卻是香港歷史上最光輝時代的開始。」

這兩段關於文革和六七暴動的總結，解答了我多年糾結的疑惑。

他對極權政治本質的洞見，醍醐灌頂：共產黨唯一不變的最高原則，就是不計一切代價延續政權統治。只要政權能維持，一切原則、一切說法都可以變通。「所有的花言巧語都是預設的政治行為」，「所有貌似開明的言論都是為權力鬥爭服務。」所以「不管中國如何信誓旦旦的承諾，不管有怎樣完善的文本設計，在一個沒有法治自由傳統的國家統治下，都不可能守得住法治規則。」

證諸香港的沈淪，先生不幸言中，《中英聯合聲明》已成廢紙。我島至今猶有人主張和共產黨簽和平協議，他們應當要記得李怡先生的提醒：「只要上了談判桌，中共就一定贏，因為所有承諾它都不會遵守」。

先生曾創造「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一詞，描述專家學者一旦接近絕對權力，便往往以國師自居，不自覺美化掌權者，變成極權政府眼中「非常有用的白痴」。我不禁想：周恩來曾是《七十年代》忠實讀者，雜誌成為獨立媒體之後，更屢在關鍵時刻影響歷史進程。回憶錄提到曾有人試探請先生出任政協委員，他一口回絕。先生無數次面對權力的誘惑，不會沒有經受魔鬼的試煉。而他自謂受徐復觀啟發，選擇「事無不可對人言」的「透明人生」。他引陳獨秀詩自勵：「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我想是這樣的覺悟，讓他能對「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免疫。

他一生堅守媒體工作的原則：「政府任何部門都因為有權，而有機會欺騙人民，因此，媒體的責任就是任何時候，都要對掌權者或部門採取質疑態度。」他說：「這世界最需要的是真相，人生最應該探求和堅持的是真相，真相就是 truth，就是真理，就是做一個真正的、忠於自己的人。」他引羅素的話：「即使是你不想見到的事實，或你不願相信的事實，或認為這事實的揭露對社會可能不好，但事實就是事實。」所以他說：「不畏權勢」或許不是太難，真正困難的是「不畏群情」：「當群情洶湧地說你錯了，而你相信自己是對的，你能夠堅持嗎？」

他也屢次強調：「強權雖得逞，但自由壓不住。掩蓋事實，就是掩蓋真理。強權得逞，但強權永遠不能代替真理。」先生一生之中不斷目睹強權得逞，所以自稱「悲觀者」、「失敗者」，但他也說了：他的人生觀是「悲觀卻不消極」，因為「每一個憑良知驅使的行為都不是白費的，對自己不是，對社會、對人類、對歷史也不是。」

先生直到人生最後的時刻，仍然貫徹這樣的理念。

先生選擇台灣，作為晚年流亡寓居的所在──這裡是先生自謂「失敗者」人生志業僅有的例外。只願民主的台灣，讓先生在香港沈淪的亂世，仍然看到了希望的星火。

先生不在了。作為後來者，我能做的，就是記住他教給我的重要的事，並且盡我所能影響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先生反覆說過的：「自由是不能夠通過血脈傳給下一代的，自由需要每一代人、每一時刻的警覺，去捍衛它。」

借用先生引用邱吉爾的名言：「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謹此向李怡先生致敬──他是一位真正的勇者。

（寫於 10/22/2022 李怡先生告別式當天，刊《印刻文學生活誌》2022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