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28. 为什么无线电视会被称为CCTVB？

因为无线电视近年的节目（特别是新闻时段）的编采方针脱离了不少人对传媒监察权力的期望，甚至被认为变成了政府的喉舌，和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CCTV)无异，所以被谑称为CCTVB。无线电视的问题并非独有案例，香港传媒的转变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及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影响，是香港近年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传媒本身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它们的影响体现在四方面：首先，它们可设定议题和讨论框架，带领公众的注意力。例如二零零六年反对清拆天星码头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主张民主规划，但传媒关心的却是示威者都十分年轻，而且勇于以直接行动阻挡清拆，于是社会舆论很快便被引导向「为何这一代的年轻人会以激烈手段抗争」之上，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真正诉求。第二，它有广泛传播的功能，例如无线电视的收视再差也会同一时间有数以十万计的观众看到，相对来说社交网络的帖子能有数十万的收视已算极为成功。小众偶像要变成全港话题，很大程度要靠传媒的曝光机会。如是者，传媒还有第三和第四个功能：合理化和忽视。一些本来被视为是社会禁忌的行为（视乎不同社会，可以是支持同性恋也可以是歧视少数族裔）经主流传媒曝光后，会让其他人觉得这些禁忌原来可以被打破，然后有样学样；反过来，如果传媒刻意不提及某些观点，认同这些观点的人可能会以为自己只是社会中的少数，就未必愿意公开承认支持这些观点了。

正因为传媒对社会舆论影响力大，它们特别是在政治压力面前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就十分重要。回看香港历史，传媒和政治的关系经历了很多个不同阶段。回到六十年代或以前，香港的中文报章受意识形态主导，成为国共对抗的虚拟战场。政府对此并不反感，因为当舆论忙于互相攻击就少了时间监督政府。事实上当时的香港仍处于难民社会时期，政府管治强势而民间参与的机会十分有限，传媒监督的空间也不多。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社会变得小康，本土社会诉求和社会运动也日益增加，而政府面对中英谈判也开始开放管治，传媒的监察角色变得重要。到了八九民运和及后在香港引发的民主浪潮，香港的新闻从业员不单止成为历史的见证者，甚至有时变成历史的参与者，也就触动了一整代的传媒人决志以社会关怀为己任。

不过，当外在的政治环境在特区成立后逐渐转变，传媒生态和传媒人的工作环境也变得很不一样。学者陈韬文以「代母民主」(Surrogate Democracy)的概念来解释特区下的传媒角式：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正规政治（无论是政府或议会）未能代表民意，所以传媒在香港「为民发声」的角色就显得十分重要，甚至比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更为重要，舆论对新闻和言论自由也更为敏感。实际上，当议会未能对政府构成实际制衡，传媒意见领袖的批判有时会显得更直接和有力。

特区成立早期的「峰烟节目」是本地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传媒研究案例。 「峰烟」本来是英文“Phone-in” 的音译，即是容许听众打电话到直播节目中和主持人甚至是被访者直接对话。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商业电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由于节目能迎合市民对政府高官的不满，加上主持人郑经翰辛辣敢言的作风，收听率长期高企。该节目于早上播出，而在节目中被攻击的对象往往会成为当日新闻舆论的焦点，使得政府内部也要规定凡有任何社会热点，官员必须于早上十时即该节目完结前发表公开回应。因此，郑经翰获得「十点前特首」的称号，即节目期间他才是众高官的真正问责者。

不过要当郑经翰的位置并不容易。首先是他在一九九八年于往电台上班途中被袭，身中八刀，手筋被砍断，一度垂危而要在医院休养两个月，舆论怀疑和他在节目中攻击既得利益有关。到了二零零三和二零零四年期间，商台正与政府商台协商续牌，郑经翰在休假后被突然解雇。数年后他创立了香港数码广播公司，可以重新主持节目，但其后又因股东争拗而再度停播。

郑经翰的案例经常被用作探讨传媒从业员与管理层及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传媒发声的空间。前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冯应谦曾详细分析自特区成立以来香港各传媒机构拥有权的转变，认为亲建制阵营的商人透过收购传媒来得到好处。他们不在乎能否在这些传媒机构赚钱，更重要的是他们可利用香港传媒持有人的身分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寻求保障。例如他们可以在特区政府有需要的时候，通过收紧辖下传媒的言论尺度，甚至以连续多日头版攻击非建制阵营，来向中国政府表达效忠，而中国政府则在其他利益范畴予以回报。近年来传媒易手和被质疑自我审查的案例，有《明报》、《南华早报》、《成报》和亚洲电视等。

回到无线电视的例子，虽然香港法例规定免费电视的持牌人必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有分析指现时无线电视的真正掌权者为中国大陆的国家资本。无线电视的大股东财团，后面包括由国家开发银行、招商局，和上海国资委持有的公司出资成立的基金。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的文件揭露，该基金会的董事长对财团的董事任免上绝对权力。因此，有评论认为无线电视其实已经「染红」，成为国家资本的一部分。

在实际操作上，无线电视的新闻节目近年经常被评为刻意为政权粉饰太平，例如即使有大规模的游行集会也不会放在新闻头条或不作报道。于占领运动期间发生的「七警案」（见问题三十）虽然是由无线新闻揭发，但在首次播出后便被管理层要求删减报道内容。播出当日下午，二十八名无线电视的新闻工作者发表公开信，表明不同意管理层处理手法。及后负责第一个版本稿件的当席采访主任被调职，而当日发出公开信的新闻工作者有一半于半年内因不同理由辞职。 「七警案」只是近年来无线电视众多被质疑未能做到公平公正的案例之一，CCTVB的谑称也是由此而起。

新闻审查不一定要以管理层直接指令的这种粗暴的方法发生。学者区家麟指出，很多时候一些间接的新闻审查可以更为有力，也更难被察觉和引起反感。例如管理层可利用「平衡报道」报道的名义，把一些不符事实或很次要的观点拿出来和重要的事实同时呈现，使一些本来是非对错十分清楚的情况变成只是观点不同之争，又或把明明舆论立场一面倒的情况变成看起来好像是意见纷纭。此外，管理层可通过大幅缩减开支，使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没有晋升机会，以不友善的工作环境迫使他们离开；而留下来的除了未必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复杂的议题，亦会因为工作繁忙而即使想深究也未有机会。于是乎，新闻工作者很容易便会被官方说法或主流论述牵着鼻子走，未能通过针对性的质疑击中要害，发挥传播监察社会的责任。

除了新闻界之外，拥有权的问题在出版界也十分明显。现时香港的大型书店市场基本上被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即「三中商」）所垄断，而三者背后的联合出版集团实际上由中联办通过另一间公司持有。比较「三中商」和一些独立书店的书架，可发现一些题材涉及敏感政治内容的书籍，在「三中商」几乎找不到，就算有也进货极少，会被放在不显眼的位置，而且很快下架。由于「三中商」出售的书籍已占全港市场的七至八成，一般人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就很容易会因此而被过滤。有舆论认为中联办直接控制香港大多数的书店，已经变相违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政府「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的规定。

除了业界本身，政府在引导舆论方面同样有不少改变。各式各样政治传讯（甚至有说「政治化妆」）的策略，近年变得越来越普遍。例如因应二十四小时新闻和即时新闻的出现，新闻周期变得越来越短，政府便把一些坏消息留在半夜十二时才以新闻稿的方式发放，使得媒体要立即报道的同时却无法找到即时回应，到了第二天却很可能又会有其他新闻覆盖了这段消息。另一个做法就是一次过把大量有争议的消息放在同一天内公布，这样不单止传媒机构不会有足够人手同时深入调查，亦不会有版面作详细报道，读者也容易因为信息过于密集而变得麻木。

社会本身的改变，也会使得引导舆论的工作变得容易。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传播模式由大众变成分众，不同兴趣立场的人各自去看自己喜欢看的新闻，社会就容易失去共同讨论的基础。而当不同派别的声音都可以找到讨好自己传媒，无论是建制或非建制阵营的舆论也容易变得极端。社交媒体也会因为收视争夺战已变得即时量化，使得煽动情绪的条目就越来越多，慎思明辨和社会责任的考虑就变得次要。

总的来说，CCTVB 所揭示的问题不限于无线电视这一家企业，而是整个传媒行业面对的困局。近年渐有新兴传媒出现，意图以订阅制或众筹方式，在中国资本强权下寻找另类的生存空间。然而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要发展出专业的新闻团队来弥补主流媒体的不足，并不容易。

传媒行业的困局，本身是整个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困局的一部分。正如前文所述，当行政权无法代表民意时，公众便只好向立法权求助；当立法权也无法代表民意时，公众便再向司法权求助；当司法权也未能满足民意期望时，公众便投向大众传媒希望他们能为民喉舌。现在连大众传媒也失效，是否代表民意的压力就会随之而消失？另一个可能，是他们会寻求脱离正规政治的方法发声，例如走上街头。

伸延阅读：
Fung YHA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 p159-171.
Lee FLF (2018) Opinion Media: From Talk Radio to Internet Alternative Website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
区家麟，2017，《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日常》。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梁丽娟（2012）：〈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的前世今生〉，张少强，梁启智，陈嘉铭编《香港．论述．传媒》，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