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舊遊記：堆滿灰塵與秘密的20世紀

​這是一篇舊文，文章中的記錄和觀點現在可能有點過時了。 2019年春天我去伊朗西部旅行，最近看到伊朗遊行示威的新聞，就把之前的文章再發出來，德黑蘭並不是我此次旅行的重點，遊記中只是帶過，這部分也收錄在我的書《盲目流動》中（書的故事和購買可見關聯作品）。

當我穿梭在伊斯坦布爾時，隱約感覺在東方有一個影子（上一個冬天我剛剛結束土耳其的旅行），從拜占庭帝國到奧斯曼帝國再到土耳其共和國，東方的影子始終對這裡施加影響，好像是某種磁場，看似無形，但如果把碎鐵屑撒在上面就會顯示出痕跡，隨著伊斯坦布爾之旅的結束，東方的影子也逐漸勾勒出清晰的輪廓，這個影子就是波斯。

在拜占庭之前，波斯遠征希臘，亞歷山大東征，雙方就此有來有往各自成為了東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古典帝國時期，波斯在羅馬和漢朝之間形成貿易和文化中轉，伊斯蘭時代直到蒙古征服之後，波斯以輸出秩序系統的方式間接管理著多個帝國。

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後，西歐的天主教國家聯合土耳其穆斯林對付自己的東正教教友，同時又聯合什葉派的波斯牽制遜尼派的奧斯曼，讓奧斯曼無力一次擊穿西歐。奧斯曼帝國最後陷入一戰和民族革命瓦解，波斯的君主卻游刃在俄國（蘇聯）和英國（美國）之間堅持到了1979年，接下來就是更激烈的歷史開始。

伊朗的當代的神秘感更多是外部觀看者的寄託，包括對文明衝突的看法，對伊斯蘭教的看法，對革命的看法等等。比起歐美人，伊朗更適合中國人前往，中國人對於東方的問題有更感性的認知，對於革命也更熟悉，很了解革命以及革命之後的異化是怎麼一回事，也清楚革命之前的舊社會是什麼狀況，這種東方國家在近一兩個世紀內的共同命運有所相通。

我竭力不讓自己顯得像成長在歐美文化與社會認同背景裡一樣。一些中國的媒體和文藝人士精緻得像個從文明世界來的人，他們審視伊朗的目光如同歐美國家審視中國一樣，卻忽視了在他們認為伊朗很糟糕的領域，中國的情況更糟糕。

很難想像一個“落後”國家的人在另一個“落後”國家面前充滿優越感，這種“落後”卻是其他國家標準下的。如果我們認同歐美的標準，那麼中國與伊朗就是不相伯仲的落後，如果我們不認同歐美的標準，那麼就沒理由認為中國比伊朗更先進。

一些人如此熱愛君主制時代的秩序（當然他們未必熱愛君主製本身），還熱愛他們所認為的曾經擁有的自由，痛恨讓他們失去秩序與自由的革命，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原本的秩序為何不可避免地崩塌。

儘管如此我卻能理解他們，就如同我熱愛神權統治的秩序，但我並不熱愛神權統治本身，我的熱愛來自對高度資本社會物質追求的抵觸和排斥，嚮往重視精神與祭祀的社會，所以我們嘴上所熱愛的東西，都是在概念前加了非常多限定前提的，而且往往是作為我們所厭惡東西的反面集合存在的。

去伊朗的前一晚，我和母親通了個電話，她很擔心我在伊朗的安全，尤其是知道我要去兩伊邊境和西北山區之後，她一直想讓我找個旅伴，但找旅伴真是很難的事情，每天高強度的徒步和陌生國家的廉價餐食住宿很容易讓人起矛盾。

從北京直達德黑蘭有南方航空和馬漢航空，前者在烏魯木齊經停，到達時間是德黑蘭當地深夜，要在機場的酒店過夜，為了省錢我選擇馬漢航空，這樣一大早到達就可以直接開始城區徒步。馬漢航空的餐食難吃至極，而且座椅非常不舒服，飛機上有不少中國人，很多是在伊朗的中資公司打工的，他們興奮地評價著伊朗空乘的美貌，同時對美國製裁下中資公司的去留感到擔憂。

此時我正陷入第一本書出版的困境中，去伊朗也是希望在困境中找些事情做，打開一些出口。比起我之前的旅行，去伊朗背負著更多的心理負擔，我努力讓自己不要帶著過多的期待而影響一路的觀察和思考。

經過一夜睡不著覺的旅程，我在第二天早上五點多到達德黑蘭機場。我去伊朗的時候，伊朗和中國還沒有免簽協議，但過關非常方便。為了讓很多旅客不必擔心去過伊朗之後會被美國拒簽，伊朗的簽證是另紙簽證，而且海關不會留下出入境章，只在護照封面貼一個小紙條。

但我無所謂，我已經被美國拒簽過一次了，除非美利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親自邀請我，不然我都不會想要去美國了。

德黑蘭機場進城的地鐵每小時只有一班，我只好搭出租車，到旅館的時候差不多快早上七點了，因為旅館中午才能入住，我放下行李就出門逛街了。早上七點的德黑蘭，絕大多數店鋪都還沒開門，此時我飢腸轆轆，漫步在街上想找個吃早餐的地方，這邊的餐館營業時間好像都很晚，沒有擺早餐攤的習慣。

德黑蘭城區顯得很破舊，像個敗落的前蘇聯城市，吸引我注意的是滿大街的革命風格牆繪，以及隨處可見的兩伊戰爭紀念碑。我在德黑蘭停留時間並不長，只是作為旅行中轉，我散步到德黑蘭市中心找到伊朗國家博物館，博物館外部很漂亮，但是內部展品擺放很糟糕，而且有我見過的最差勁的打光。相比之下旁邊的伊斯蘭博物館倒是驚喜，布展專業，參觀的人很少，展品也不乏精品。

我到伊朗的時候正好趕上諾魯孜節的最後幾天，博物館旁邊有搭台演出，表演伊朗傳統民族樂器和舞蹈。一群當地年輕人穿著白色長褂和黑褲子，有踩高蹺的，還有一些黑臉紅衣的扮相，據說是模仿瑣羅亞斯德教的火工。

這些伊朗人向我打招呼的時候，稱呼中國為“chin”，關於這個稱呼有不同的解釋，有的說來自“秦”，有的說來自“晉”。漢朝的記載中高度讚美羅馬的強大，對羅馬的共和國體制也很好奇，把羅馬稱為“大秦”，意思是羅馬是一個如前朝秦帝國一樣強大的國家，而且黑髮黑眼的羅馬人和中國人長得也很像，所以在羅馬和漢朝之間的波斯和貴霜地區就記住了“秦”這個像徵強國的名字，把中國稱為秦了，漢朝外交使節甘英前往羅馬，最遠只到達波斯灣，正是現在的伊朗。

我坐地鐵前往伊朗神聖國防博物館，順便觀察了一下伊朗女人的頭巾，在中國的

媒體上大多認為伊朗是個宗教嚴苛的國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大部分年輕女人的頭巾包得很隨意，只是把後面的頭髮蓋住，前面頭髮都露著，中年女人一般會把頭髮全蓋上但很寬鬆，只有老年女人才會很嚴密地包住頭髮。

這麼看來還是相對挺開放的，也沒看到有所謂的宗教警察管理，但伊朗女性與宗教管制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這一點和中國的某些狀況很像，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平衡，不出事的時候看似一切很溫和，出事的時候就變成一方對另一方的肆意侵犯。

德黑蘭地鐵很便宜，全程票價只有人民幣五毛錢，地鐵有專門的女士車廂，男人不能進，但女人能進普通車廂。早高峰時，普通車廂人滿為患，女士車廂全是座位，還有把腳放座位上靠著的。一個男人借了妻子的光進入女士車廂坐著（這是不允許的），他的朋友們發出曖昧的起哄聲。

一些報導說伊朗的女權主義者認為設置單獨的女士車廂是一種不合適的隔離，呼籲女性乘坐普通車廂。在中國，一部分男性覺得女性受到了照顧優待，男性承受了辛苦，而一部分女性會覺得這種照顧優待是貶低女性的獨立能力，是一種不平等。

我到達神聖國防博物館，《孤獨星球》說早上九點開門，谷歌地圖說八點開門，其實十點才開門。我只好先在周圍逛逛，神聖國防博物館附近有一座自然之橋，是一處可以眺望遠方的散步景點，可以看到城區北面的雪山，那邊有不錯的滑雪場。在自然之橋上看德黑蘭城區很像烏魯木齊，同樣是能看到雪山的城市，同樣是伊斯蘭教與革命政權的聯繫，而且歷史比較近代。

快到十點的時候，我坐在博物館裡面等候，買了瓶“無酒精啤酒”，之前別人說味道很奇怪，但我試了覺得很好喝，有一種特別的發酵果香，我坐在彈藥箱做的茶几前，喝了一瓶又一瓶。

不得不說神聖國防博物館內有點驚艷，布展思路也很不錯，少部分內容關於巴列維國王時期迫害民眾，後面大部分展區主要講述的是兩伊戰爭。博物館內大量運用裝置藝術作品，包括展示地雷鋪設，還有模擬兩伊南部沼澤地帶作戰情景，遊客要走過會動的浮橋。

其中有一處設計很巧妙，表現的是烈士進入天堂的場景，我走上一座橋，兩邊顯示屏上烈士的照片從地球飛向宇宙，等我走到橋對面，就是烈士進入天堂樂園的情景。還有一個展廳內容的是薩達姆的悲慘下場，引用了美軍逮捕薩達姆的新聞，在這個反美的國家看到美軍以敵人的敵人身份出現，也是很有意思。

德黑蘭大巴扎乏善可陳，也是南城比較貧窮的地方，我去的時候是節日期間，巴扎里的店鋪都是不營業的，我試圖去探訪巴扎附近幾個亞美尼亞教堂，然而要么不開門，要么不歡迎參觀。

我在巴扎旁邊吃了午餐，一種當地人熱衷向遊客推薦的套餐，米飯下面是烤羊肉和烤番茄，撒了一點蔓越莓，上面覆蓋了一塊很大的用米炸成的金黃色甜品，伊朗人的口味也很奇怪，米配米，主食配主食，味道倒是還可以。這邊人好像特別喜歡可口可樂，很多餐館都沒有茶，但是有可樂，卻沒有無糖的，讓不願攝入過多醣分的我非常無奈。

很多遊客來到巴扎附近是為了參觀古麗斯坦皇宮，然而我對此並無太大興趣，波斯貴族住所的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室內放置大面積的鏡子，或者用鏡子製成牆壁和天花板，皇室的窮奢極欲表現在他們對亮晶晶的一切都很感興趣，就像烏鴉一樣，浮誇的審美。

下午我去了前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當年的德黑蘭人質事件就是在這裡發生的。外牆的反美壁畫值得看看，包括那幅最經典的骷髏自由女神畫像，大使館內沒看到太激進的東西，主要是當年人質事件的照片，還有間諜設備等等。

德黑蘭並不是一座歷史很久的城市，卻是一座堆滿了灰塵的城市。這座城市在成為首都之後見證了無數的陰謀與秘密，這些秘密吸引了外來者獵奇的目光，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人們醉心於討論當年人質事件背後的種種明爭暗鬥，政治選票交易、冷戰雙方的製衡、伊斯蘭世界的分歧等等。

德黑蘭巴扎附近有一座博物館Ebrat Museum，曾經是巴列維王朝秘密警察使用的監獄，國王在這裡監禁、虐待和處決不同政見者。我在裡面參觀的時候，感覺有點像歌樂山渣滓洞之類的，館員專門把我叫住，給我一個人播放反映巴列維國王迫害伊朗民眾的紀錄片，讓外國人接受伊朗革命教育。

我還參觀了另一座監獄博物館Ghasr Museum Garden，這座監獄建於卡扎爾王朝時期，是伊朗第一座現代化監獄。這座監獄在巴列維王朝時期關押並處決了很多政治人士，包括巴列維王朝的第一任司法大臣Abdolhossein Teymourtash，伊朗前總統拉夫桑賈尼也曾經被關押在這裡。我注意到有一個囚室，裡面擺著曾經關在這間囚室裡的人的照片，是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伊朗革命爆發的時候，很多囚犯被解救出來，在監獄中可以看到解放囚犯時的照片。

德黑蘭北面是富人區，也是巴列維皇宮所在地，現在被改造成博物館區。富人區的氣氛和南面巴扎區很不一樣，雖然德黑蘭近些年在西邊城郊開闢新的商業區，但城北依然是最貴氣的，街頭看起來和歐洲城市沒什麼區別，招牌都是英文的，豪華的商場，人們打扮洋氣體面，蘋果手機也多了起來，也有一些不戴頭巾的女人。

巴列維王宮這片博物館參觀體驗很差，參觀者要在門口從十幾座博物館中選擇自己想去的館買票，但這些館開放時間又都是錯開的，也就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一次通票。我去的時候很多館都沒開，我隨意參觀了幾座就出來去伊朗電影博物館。

近些年中國人把伊朗電影當成特別文藝的，這是有道理的，伊朗人長得很好看又有艱難壓抑的歷史，在伊朗的電影中充滿了對自由和傳統的反思，這容易激發中國人的共鳴。反過來，以中國文藝受眾的現實物質生活水平，你讓人們看發達國家面向青少年的爆米花電影，裡面的人掙錢多還特別自由，天天跑車派對沙灘美女，看完心裡不可能好受。

晚上我在旅館旁邊吃了一頓伊朗傳統食物Dizi，一個罐子裡面有羊肉、蔬菜和鷹嘴豆，配上大餅。當地人的吃法有兩種，一種是把湯倒在碗裡，把裡面的菜搗成泥，一邊吃菜泥一邊用餅蘸著湯汁，或者泡在湯汁裡，就像羊肉泡饃。另一種吃法是直接喝湯，然後用餅舀著菜泥吃。味道怎麼說呢，就是不好吃，但已經算是伊朗食物中相對好的了，很奇怪，傳統豐饒的波斯人竟然不太會烹飪美食。

我住的地方靠近德黑蘭大學，這裡有一條街在諾魯孜節的時候是手工集市，有很多街頭擺攤的遊戲項目，也有傳統的踩高蹺表演和看起來像相聲一樣的節目，很多小孩子把自己的臉畫成獅子的模樣，非常可愛，我那滿滿溢出的成噸的父愛。

在德黑蘭我沒有停留太久，在我後面的探訪中發現德黑蘭是一座屬於國王和富人們的城市，它的繁榮與現代化恰恰意味著和伊朗傳統社會的脫節，外人越覺得這座城市迷人，說明這座城市越不能代表伊朗。

（後面是我在伊朗西部旅行結束後，返回德黑蘭準備回國）

回到德黑蘭之後，我去見了一個伊朗朋友Pouya，他是我去伊朗之前一個中國朋友介紹給我的，因為伊朗無法使用一些互聯網平台和國際信用卡，所以訂旅館和車票會比較麻煩，我的中國朋友就介紹了Pouya幫助我搞定旅途瑣事。這一路上他幫我訂的旅館都非常好，基本上和我的需求偏好是一致的。

為了感謝他，我約他見面，打算送給他一盒茶葉，我們約在一個劇場的咖啡館裡。 Pouya帶了一個朋友，我沒有記住叫什麼名字，但印象卻很深，因為那個朋友給我講述了一些伊朗人的婚姻和性。在此之前我知道伊朗有一種臨時婚姻制度，大概是兩個人訂立契約，做一個宗教公證，就然後可以以婚姻關係名義交往，稱為臨時婚姻有點不准確，更像是有法律保護的伴侶關係。

Pouya的這個朋友有過26個女朋友，這讓我非常驚訝，同時他也驚訝我的情感經歷如此匱乏，在他看來“你明明是一個來自世俗國家的人，又沒有人管你，你還有錢出國，為什麼會沒有女人呢”。

他告訴我伊朗人收入很低，經濟狀況很糟糕，但婚姻的成本卻非常高，普通人難以支付高昂的婚姻費用，但又需要滿足情感需求和性需求，而伊朗法律禁止性交易，酒店也禁止沒有婚姻關係的男女同住，所以就有了臨時婚姻這種形式。

我告訴他在這方面中國和伊朗差不多，雖然在中國有過26個女朋友也不是很常見的事情，但中國人在性方面的確是更開放的，甚至在我看來有些過於開放，變得隨意而氾濫了。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婚姻成本同樣畸形，和伊朗一樣有很多年輕人無法支付婚姻費用，只好選擇一直戀愛同居的狀態。

在伊朗的最後一站，我去了霍梅尼的陵墓，這座陵墓還沒有完全修好，卻已經成了伊朗人郊遊的地方，更像是一座郊外公園，周圍不少冷飲店和打著太陽傘的座位。

我走進陵墓，陵墓除了體量巨大之外，內部樣式和伊朗隨處可見的伊瑪目或烈士的陵墓完全一樣。很多人在裡面坐著聊天、合影拍照和祈禱，小孩子跑來跑去，只有陵墓正面的一小段有人看管，要求男女分開瞻仰，領袖的墓葬成了屬於市民的公共生活空間。

今年是伊朗伊斯蘭革命40週年，也是霍梅尼去世整30年。當我最初計劃伊朗西部之旅的時候，原本期待的是走訪建築遺跡和宗教場所，以及少數族裔和移民社區，但一個月的旅行之後，我更關注到的反而是伊朗的當下。

與世界上所有的革命相同的是，早期的革命理想最終會被國家的權力結構所裹挾，曾經有效抵抗君主暴政的社會結構在伊斯蘭革命時期被宗教高層利用，到了兩伊戰爭末期，這種革命的動員力已近乎枯竭。

神權政治擠壓了宗教的活力，把本該立足於民眾自治社區的基層教團組織壓迫在國家之下，從而失去了宗教階層的超然精神領導，教士-商人-民眾這個堅固的傳統社會自治結構被裹挾在專制統治中，伊斯蘭革命衛隊也早已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從這一點上講，今天的伊朗並不是伊斯蘭革命本來的樣子，反而是革命在漫長的消耗與權欲膨脹中逐漸偏離後的樣子。我在伊朗最喜歡去清真寺和巴扎和那些中老年人待在一起，他們大多是經歷過革命和兩伊戰爭的一代，溫和友好，信仰虔誠，但是卻生活貧窮，本該是社會最堅實、最能以保守態度穩健平衡社會的群體卻過得很差，這才是伊朗的問題所在。

伊朗的問題並不只是伊斯蘭革命神權統治的問題，更多的是革命的異化導致新的權貴政治經濟問題，現在的伊朗和革命前夕反而是很相似的，從這一點上講，一些中國人只談神權政治是在試圖否認中國和伊朗高度的相似性，中國的狀況比伊朗還要更糟糕一些。

我在伊朗西部中小城市與德黑蘭不同的感受，一個國家的首都往往會聚集起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但他們不能代表這個國家，他們過於活躍卻縹緲的社會見解無法在這個國家落實下去。能夠代表這個國家的是真正的鄉土階層，他們秉持著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商業運作，巴列維國王沒有搞清楚，那些巴扎里面土里土氣的小商販，那些一本古蘭經可以指導全部生活與道德的樸實百姓，才是這個國家不可撼動的根基。

在來到伊朗之前，諸多的媒體文章告訴我這裡是一個專制且宗教保守的國家，但是有熱情淳樸的民眾，以及渴望自由開放的年輕人。但在我的親身觀感中，這種描述的視角已經帶著一種不恰當的審視，以自認為“正常”的標準去套用在他者身上，如果一定要說伊朗的特別之處，這種特別來自更深層的世界觀。

如果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上某些族群就是擁有更偉大的使命，同時他們也要承受“偉大之迷途”，問題在於人們是否願意接受這一點。在伊朗的旅行途中，我發現這個社會雖然帶著抗拒和哀怨，但是那些流露出的民族自尊心，那些崇拜犧牲的烈士紀念，伊朗人對於歷史使命的認知和中國人是很相似的，相信自己注定帶著特殊的意義來到這世上。

我們今天接納了一種最現實也最功利的價值觀，認為人就該活在當下，不該沉浸在歷史中，也不該寄託在對未來的期盼中，然而這世上還有一種價值觀告訴我們要回歸到歷史的傳統中，然後等著新使命的到來。

在古老的國家旅行會讓我覺得時間的敘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21世紀第一個10年馬上要過去了，我們馬上要進入20年代了。上一個20年代是充滿希望的，美國的爵士時代即將到來，歐洲一戰之後老牌帝國瓦解，馬上進入各種新思潮迸發的時期，蘇聯建立了，成為這個世紀剩下幾十年裡一半故事的主角，中國處於北洋政府後期，很快要開始北伐和民國黃金十年，日本此時正處於相對開放的大正民主時期。

但是我們這個世紀的20年代，好像沒什麼可期待的。世界處於一種緩慢下沉的狀態裡，這個狀態讓絕大多數人都不滿意，一部分人擔憂和恐懼下沉，他們期待中的美好並沒有降臨，反而越來越糟糕，但另一部分人覺得下沉速度太慢了，自己今生也未必能看到重新洗牌甚至掀翻牌桌的可能。

我們失去了社會整體的時間感，曾經的末世論者清楚未來的某一刻我們的文明會終結，甚至清楚將會以怎樣的方式終結，將會有哪些徵兆，時間不是一個無序流動的東西，而是早就被寫好的故事。

我們今天只有個人的時間感，沒有社會整體的時間感，我們為個人制定了詳細的人生計劃，早早把一生都規劃好，可我們不知道未來社會將要變成什麼樣子，我們甚至不知道作為社會整體希望未來變成什麼樣子，社會整體到了走一步看一步的階段。

在這個時代人要有自我的未來使命，建立起和社會有聯繫的時間感，而不是渾渾噩噩如同爛泥一樣隨著社會向前滾動。哪怕像我一樣感覺社會每一天都在離我期待的樣子越來越遠，逆向的時間感也是時間感，每一天都在凝視最後一天的臨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