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教室，跟台湾高中生聊「港台／社运／书写」

新课纲的转变，高中就有多元选修课。张道琪老师策划了「报导文学」是整学年的课，要培训高中生去采访「在台港人」。其中一堂课，便找我去分享经验。正是今天早上。

为什么是我？因为2019 年6 月，我未有太多准备，就冲去香港做访调，这种「不专业报导者」的经验，说不定对同样「不专业」的高中生而言，会有帮助。

但说到为什么会去香港做访调，不得不提到自己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提到要如何增进受访意愿时，我拿出照片说明「我们希望香港的示威者接受采访，所以要表示我们对抗争是友善的，就决定穿这件衣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接着说「这是俗称『太阳花学运』的衣服，那时候，有一群人去占领台湾立法院，这件上衣也是当时印制，上面的口号是『自己国家自己救』。因为那时香港跟台湾的运动者经常交流，猜想我们这样穿，会显得比较友善。占领开始是三月十八号，刚好今天是八周年。」

张道琪问了学生说「那时候你们几岁？」

「八岁。」

我问「有印象吗？那时候有看到新闻？」

他们说「那时候看不懂啦，后来才知道。」

好的，且让我娓娓道来。

那时候台湾有很多社会运动，也有很多大学生、年轻人投入，我们在台湾参加社运，又看到香港有雨伞运动，那再后来看到反送中运动，其实很自然会想要参加。

但是我们几副肉体到现场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所以我决定做点采访、问卷，当初是想做点研究，后来便写成报导。其实我不是专业的记者，可是我能写，也受过学术训练，你们问「我是一个社运参与者，还是一个采访者？」实在问得很好。

我首先是一个参与者，做采访也仍然是一个参与者，只是位置变了，行动准则的优先顺序也变了，重要的是你尽量去听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接受自己在做的事情。

同学们最好奇的问题，仍是「为什么你这么勇敢？」「为什么你会去？」其实每个阶段我都有答案，但答案也是永无止尽。

我不擅长在拿麦克风时讲一些好高骛远的话，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为人师长的条件，能够去说教别人，但是这种素朴的「为什么参与行动？」「为什么想去现场做记录？看新闻不就好了吗？」等等疑惑，突然使我脑海里的一则记忆跳出，这是原来没有想过要说的。

大学时，我听学校一个老师叫做廖本全，他参加环境运动，也常跟学生来往。有次他演讲，说明当时发生很不公义的事情，最后同学也是对着他问「那要怎么办？」老师就往下看了每一个同学的眼睛，说「我就赌你一个。」他说，他就赌下一代、未来的年轻人，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平等一点。

我说，或许不是站上街头做什么，可是你们选修这门课，你们在升学体制底下，仍然选择修这一堂报导文学课，也许你们能写，也许你们喜欢文章，或是喜欢「人」。那就好好对待受访者，认真地写字，写出一篇报导。我不是专业记者，这个时代人人都能写公开的内容，那就是一种诠释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还要上课、还要看别人的报导作品、还要一再练习去对人做访谈呢？海量的影片、图片、文章......你们要慎重对待你们的力量。

结束后我心想，我二十九岁，你们十六岁。我们会老，你们会大。很久没有这样说话了，很久没有想到过自己有这件上衣，很久没看当时拍的影片，很久没有回答过这种问题。可是其实在什么场合，就做什么行动。再怎么不擅长，毕竟也是上了这个台。

这（只）是一个高中的讲台，它很小，也很大。在这个台上，我终究是扮老了、说教了、理想化了，简化了许多东西，就像我以前听过一些不以为然或毫无印象的演讲。但这个相遇能催化什么，或许也要八年十年才能被验证，而见证的人，或许也不是我们了。

「为什么明明知道是暴力，还要去面对呢？」有同学课后还这样提问。

「我们无法消灭暴力，但可以处理『因为暴力而恐惧的自己』。」

「你说个人经验里也有暴力，那是什么？」

「其实家庭、学校、升学这套玩法，对人也可能是一套暴力，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有些暴力，你会知道必须站出来抵抗，或者，你在这些经验里，能够学会去抵抗恐惧。」

穿着高中制服、戴着口罩的同学，悠悠从我身旁走过「原来大家都经历过这些。」

十六岁有十六岁的苦，与那种苦难的深度。而我只能暂时说出我的这些。

年龄与位置可能确实有鸿沟，但希望在不同宇宙里，我们的精神能够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