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選擇性失明失聰失憶變成反節育派的通病。

冉有遲疑不決地說：“夫子，我們是先說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普遍多子女家庭出身的紅衛兵，兄弟姐妹眾多，社交能力強大，可是在文革中為何比這些互相舉報的大學生更缺乏同理心？紅衛兵毒打老師，批鬥學術權威，破壞文物，到處打砸搶，難道這就體現了多子女家庭教育的“優越性”？

陈光诚作为多子女家庭照顾不周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反思滥生滥育的弊病——孩子都“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了，还要一个接一个地多生，这真的是在维护儿童的人权吗？

只是，这样的内涵与《纽约时报》作为反节育派媒体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因此，即使那几个案例在国内舆论场上造成很大的轰动，《纽约时报》都拒绝关注。

《纽约时报》作者的叙述，让人以为戴桂花的悲剧似乎是计生间接造成的：母亲因为被强制堕胎失去腹中的儿子，抑郁而死，而后父亲因妻儿死亡，郁郁而终，戴桂花沦为孤女。然而知乎上的一篇文章给出更多细节，证明纽时那篇文章的作者玩了一系列文字蒙太奇的游戏，巧妙地让计生政策隔空20多年，给戴桂花的悲剧背了黑锅。

反节育派鼓吹的“多子多福”幻梦在他们身上逐一破灭，说明在养老方面，多生几个孩子并不能让他们比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更有保障。一旦老人患病，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在赡养照料老人方面的负担，也未必就比独生子女家庭轻。

在兲朝，每次独生子女犯了法或者出了什么事，在网上几乎都是一边倒地痛骂计生制度，一边倒地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差”。但如果非独生子女犯了法出了什么事，那舆论场就是另一番情景了：曾经痛骂独生子女的人总会体贴备至地为多子女家庭甩锅，几乎没有人（除了我）把这归罪于多子女家庭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