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陈光诚也是多子女家庭的受害者

VOA最近发表了一篇陈光诚的文章《陈光诚：党的手把每个育龄妇女的产道卡起来》，控诉临沂地区执行计生政策的残酷手段。

在文中，他提到自己的身世和失明原因：

我出生在沂蒙山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里。我有四个哥哥。那个时候我父亲不在家，正好是文革时期，母亲还要不断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以说我的生长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孩子都是放在家里没人看管的状态。那个时候很多孩子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五个多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但是我妈妈还不得不去干活，连借两块钱带我去看病的时间都没有。结果我发烧两天以后，眼睛就出现了问题。我妈妈听到我哭得不行，再抱起来看的时候才发现，哦，眼睛已经被烧坏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闹革命嘛，也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我想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是最惨的。

以前反节育派常说多子女家庭教育多好多好，还将父母利用大孩子当免费小保姆照顾小孩子的做法加以美化。

但是，从陈光诚这段自述中，却丝毫看不出他的4个兄长（不知道他有没有姐姐，华北地区重男轻女，在计算家里的孩子数量时，往往不会把女孩算在内）为照顾他出过什么力。

虽然陈光诚把自己因病失明的事情归罪于文革“闹革命”，但从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一些案例看，即使没有文革这样异常的社会环境，多子女家庭的子女也很容易因为父母照顾不周而出事，例如云南4兄弟烧火取暖中毒死亡，贵州的多起留守儿童死亡事件，以及著名的杭州保姆纵火案受害者……多多少少都跟子女太多、父母没有足够的精力照顾有关。这个方面，我在拙文《那些不被<纽约时报>关注的中国儿童死亡事件》已经探讨过，此处就不赘述了。

陈光诚作为多子女家庭照顾不周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反思滥生滥育的弊病——孩子都“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了，还要一个接一个地多生，这真的是在维护儿童的人权吗？——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不过，这也许和他如今的自身位置有关：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和盲人，他根本不需要也无法为照顾孩子付出任何东西，当然是不会站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

中华田园人权斗士杨支柱的老婆曾经说：

最终让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的原因是，岁月无情，而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国家，远的有克拉玛依大火，近的有​汶川地震，那么多花朵一样的生命凋零，做父母的怎么挨过余生？

她只是从父母的立场，认为多生几个孩子当备胎，多往共匪兲朝的人肉绞肉机里扔几个小孩，父母还能剩下一个半个聊以自慰，让父母更有安全保障，并不是说多生孩子能让孩子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

反节育派自己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王广州在他那篇有关“失独家庭上千万”的文章中提到：2010年失去全部子女的女性有一百万，其中只有不到65万是真正的独生子女母亲，其余的35万多都是多子女家庭的母亲。假设这些多子女家庭只有两个孩子，那么这35万背后至少就有70万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死于非命，比独生子女死亡人数高得多——这还没有把那些失去部分子女甚至全家死亡的多子女家庭计算在内，例如在去年福建泉州防疫旅馆倒塌事件中死亡的两个五口之家，否则人数还要多得多。

作为男性，生儿育女这回事，反正自己爽一把就行，其余的痛苦与职责都由女性承担，而且男性还能享受孩子的冠姓权。这样的好事，谁不愿意呢。所以反节育派里头喊鼓励生育喊得最凶的，主要都是男性；几个著名的反节育派砖家，从造假大师易富贤、虐童携程梁建章、中华田园人权斗士杨支柱，到何亚福、黄文政、任泽平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作为丈夫与父亲的陈光诚，在这方面并不比其他男性更无私。

在那篇文章中，陈光诚还用大量篇幅叙述了临沂地区暴力计生的残酷。这方面的报道很多，我相信他的叙述是可靠的。

但问题是，中国的计生政策在全国各地宽严有别，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搞得像临沂那么血雨腥风。南方一些省份实行“一胎半”政策，东南沿海一些地区更是因为宗族势力强大，导致计生政策名存实亡……各地的情况差异是很大的。

在我老家那边，甚至都有村干部同情光棍因情况特殊非婚生子，而在对方被举报后给人家通风报信。可见计生执行者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既有临沂那样丧尽天良的做法，也有人性犹存的一个个“漏洞”。如果计生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节育器具的发放上，强制堕胎之类的事情就会大幅度减少，对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是大有好处的。

因此，因为临沂这样的个别地区存在残酷的暴力计生，就把整个计生政策说得一无是处，就认为应该把计生彻底废除掉，这其实也是一种“株连”，跟陈光诚在其文章中提到的计生委“株连”政策是同一个类型的错误。

这就像，因为911中双子塔遇袭，就拆掉全世界的高楼；因为德克萨斯塌了半座居民楼，就拆掉全世界的居民楼；因为打疫苗出现了不良反应，就把所有疫苗都销毁；因为美国大选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把选举制度废除掉；因为呼格吉勒图、聂树斌被枉判误杀，就把刑法整个废除掉……显然都是非常荒谬的做法。

就算杀人犯，也需要辩护律师为他/她辩护，看看他/她在案件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之类可减免罪责的证据，何况一个关系到十几亿人的政策呢。身为律师的陈光诚，应该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吧？

暴力计生当然应该控诉，应该反思，但不能因为存在暴力计生，就把计生政策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有利影响，一笔勾销。面对临沂暴力计生，人们应该改正那些执行过当的行为，而不是把计生整个废除掉，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利用造假撒谎的手段去鼓励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