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書寫，走出「记忆都在心里，没有回应，无法扩散，无法凝结」的孤島。

六四以後,我們變成一面鼓,等著被人槌打,才能發聲

沒錯，說的就是惡法下的六四。

五月三十五日，這天有點鬱悶，有件事明知做不到，但又很想做。老實說，那個行禮如儀的事，我已多年沒去。但說句老套的話，有些事情，是失去了之後，才懂得珍惜的。但始終形勢比人強，我已打定輸數，今年不拜山了。不過收工後，想到旺角買點東西。行經女人街和西洋菜街一帶，忽然發覺街上人人都拿出手機，開了電筒。

點一根蠟燭，讀一本書。

手机相册里一直存放着几张照片，都是这几年我在北京街头巷尾偶然拍到的，关于六四想象的照片。每当六四将至之时，我都会想要将这些照片发布到一些网络平台，以示对卅二年前那场腥风血雨的祭奠，可每一次，我都在点下发布键的最后一刻前，毫无例外的退缩了。这种自我审查之后的退缩，已成了深嵌骨髓的直...

香港街頭，天橋上的每根柱子，一個個灰敗的、骯髒的、蒙塵的塑膠瓶，在風中搖晃，所謂「吊小瓶（諧音）」是也。在熾熱的艷陽下，像是未熄的煙蒂，在我的心裡烙下燙痕，一枚、一枚，又一枚。我曾經以為自己長大後可以像眼前那些時髦的都會女郎，步履輕盈地穿梭在香港的高樓廣廈間；然而那光燦燦的未來之…

法國攝影師Catherine Henriette的名字，很多人未必很熟悉，若你移步Getty Images網站搜尋這名字，便會發覺許多熟悉的六四事件照片，原來都出自她的鏡頭。

年復一年，我們紀念、我們流淚、我們依然為之悲憤、我們說好永遠都不要忘記；然後，日復一日，我們懊悔、我們沉默、我們說好說歹地把日子過了、我們終究不再提起。謹紀念六四（和它在時光流轉中顯現出來的本質，那些在當時人們意識到的、和沒有意識到的時代精神。

馬丁門（Martinstor）是弗賴堡僅存的兩道中世紀城門之一。為了爭取更廣闊的空間，市議會在1901年決定將城門改建，城門就由22米被加高到60米，旁邊再多建了一道更闊的門。後來McDonald's進駐側門，大大個招牌掛上，Marinstor就開始被戲稱為McDonald's-Tor。

民主派議員高喊過「我要真普選」，然後又因為本土思潮冒起而分裂，演變成2016起的「光時五革」、2019初夏標誌性的「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最後，雖然有段時間不想承認，可是2019我們輸了。如此的結局，雖然有設想過，可是當設想成為現實，還是有一絲失望，甚至可以說是絕望。

「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1989.澳門「割韮菜」「內捲化」「躺平即正義」，近日引起中國人熱烈的討論與思考。對這一代人所受的壓力與壓抑的成因亦是眾說紛紜，「一孩政策」「國進民退」...

「王維林」的勇氣當然可敬。但如果將他拉離馬路的人是平民百姓，那幾個人更加可敬。

在功利上對結果的認同，與道德上對結果的否定，在六四事件這裡發生了矛盾。這種矛盾在當下還是無解的，也使得個人之間談論這一問題變得愈發矛盾且無意義。

1989年的波士顿

現年63歲的謝三泰是台灣資深攝影記者，1987年在《自立晚報》開始攝影記者生涯， 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兩天，他被公司派往北京採訪，在天安門廣場上拍攝四十天⋯⋯三十載過後，謝三泰在2019年出版《吼叫一九八九》，將埋藏多年的照片重現眼前。

我們悼念六四的方式，其實已不限於香港的維園。政權縱然牢牢將這地方鎖住了，卻鎖不住我們「心中的維園」。我們仍然可以在自己的有形或無形的私人空間中點起六四的燭光，讓當日聚集在維園的燈火，擴展到全世界每一處有香港人的地方。正是我們面對著更大的政治打壓，香港人卻會更有創意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記憶是什麼？為什麼隔了三百年，每次我試圖重新感知那段往事，總是像突然站在樹林中，滿眼光斑閃爍，轉身，想要看清周圍的世界，炫目的光斑和幽深的陰影浮動在那個世界之前——是的，光斑和陰影，在四月末的北方，同櫻花、木香和紫藤的繁華疊印在一起，就是坐在寬大的老磚木樓四樓的暗處，內腦視網膜也能全然感受到樓外那浮動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