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弗拉基米诺夫的《延安日记》。由台湾翻译出版。为求得原汁原味，索性又购了一部英文版本；为交叉印证弗拉氏的记载，铺开读了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为了平衡视野的色彩，防止偏颇，我又把学生时代读过的《西行漫记》重新目耕一遍。

施奇，《黑板報工作者》，2019中國人民共和國初期的30年，基本上沿用了蘇聯模式的文藝制度，一種黨與政府的雙重模式，黨的地位高於政府。黨組織以等級制從中央延伸到鄉村，相比於君主制有著更緊密的邏輯與掌控力。這個影響也凸顯在藝術領域中。延續著1942年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解放...

1942年5月23日的傍晚，延安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外的廣場上擠滿了人，三個木棍支起了一盞汽燈，照亮毛主席的臉龐，他正在發表這場會議最重要的講話，往後幾十年的文藝創作方針都將因此而改變。閻文喜並沒有參與那場會議。1937年出生的他，當時還只是個五歲的小孩，連畫筆都拿不好，他可能也沒想到自己的一幅畫將成為歷史的見證人。

誠然，這次流水革命，是九十後和零零後對於中共再殖民香港感到不滿，然後出來抗爭。可惜的是，由於上一代老飯民（泛民）無能，多年來沉迷於傳媒曝光，議會政治，缺乏對民眾進行民主教育，自身也沒有進行民主學習；使得新一代反對中共的無理統治時，缺乏民主素養和經驗，結果做出的許多行為和他們所對奕的中國政府沒有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