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的那場戀愛》：原來是個幻覺和幻聽

9 月 26 日

談《我談的那場戀愛》三個有關真假的問題。劇情上的核心懸念，在於余笑琴（吳君如）與李偉祖（張天賦）的「愛情」，有真實的成分嗎？這關乎「愛情」的定義，若指某種情感連繫，觀影過程正見證其從無到有的演化。延伸再問，透過虛假的表演，能否提煉出真實的情感？從戲內到戲外，騙子集團的佈局、角色定位、道具等，都能跟戲劇世界的創作相對應。

（原文刊載於電影薪火）

文｜查柏朗

「愛情，你信咪係真」

以余笑琴角度出發，《我談的那場戀愛》是一個剖析現今世代騙案受害者心理的文本。坊間已有歸納各種因素的討論，電影作為說故事的媒介，不靠理性點列，而是讓我們一路看著余笑琴的言行及聽其獨白心聲，去逐步發現。她的職業要保持專業拘謹、不帶起伏，致使情緒無處安放，於是空閒時更想放下精明頭腦，由感受主導；谷祖琳飾演她的唯一好友，她們都沒有談心的空間（丈夫秘書身份、網戀蜜運等都沒有和她傾談）；鄭中基飾演昔日戀人的形象破滅；幾場戲一直鋪陳到浴室意外，揭示其脆弱與孤獨。她真的全程相信這個「法國工程師」嗎？因各種離譜的編造而引起的疑心，都被她的渴望蓋過：擁有一個真正關愛她而投契的靈魂伴侶。

深入挖掘受騙者心境只是《我談的那場戀愛》的一半。電影採用雙線平行敘述，觀眾以全知者姿態看到另一邊的運作，亦從李偉祖錄口供的說法帶進他的出身。余笑琴自白她的無聊空虛，李偉祖也在訴說他的無用頹廢，隨著關係發展，在自製虛浮共通點外，直到浴室那場，始揭示兩顆靈魂深處真正共鳴所在。令人聯想到 Gareth.T 大熱歌曲〈緊急聯絡人〉的訊息，兩人首次接通手機，交流脫離了文字，聽到呼吸與心跳聲，是那瞬間、那空間的真實確認。再到札幌之旅，身體距離一幕比一幕近，直至碰觸得到。從通話到接觸，全由李偉祖主導，是他的無意識還是存心？浴室戲正是《我談的那場戀愛》的類型套路轉折，關係再不止於騙與被騙，而變得更有想像空間。

「著返件衫就唔同晒」

李偉祖這人物的寫法，編導由勾勒社會現象的幽默，轉向浪漫純愛。都市寂寞人求愛的單純、真誠，感染了現實、功利、求財的虛假，像余笑琴觸動李偉祖，李偉祖觸動瓊姐（鄧麗欣）。瓊姐、白先生為首的詐騙團隊，本身設計也有別於惡貫滿盈、髒污不堪的刻版，即使是狹隘的工廈空間，都呈現得活力繽紛、花枝招展，尤其鄧麗欣造型搶眼。

不求寫實，反派討好得不成反派，輕盈地看待犯罪，彷彿大規模的網絡騙案只是背景，大局無關重要，僅是服侍主角的工具。這種久違的政治不正確精神，在《我談的那場戀愛》重新體現，繼承了陳慶嘉與秦小珍的小品傳統，也是香港電影長久以來猛烈生命力的特色。

沿此路進，商業娛樂的電影本也是一場精心吸引觀眾的騙局，只求受騙的都能在過程中得到歡愉。《我談的那場戀愛》表現的港片美學，不著重透視真實，而是追求表演效果。虛構的橋段、背後團隊的努力，讓余笑琴墮下圈套，就跟電影讓我們投入的原理相通。片中騙子的理念——穿起合適衣裝更能投入扮演角色，像穿起西裝才更能進入工作模式的心理習慣——一如演員的外型塑造。

回到前段所述，本片標誌性的時刻，因余笑琴的浴室意外而始，兩人打開了真實的情感交流。李偉祖睡在道具床，旁邊是道具鹽水，不知是因著房間道具的逼真，讓李偉祖相信了自己真的在病，過度入戲，還是李偉祖的確在發病，不論真相如何，余笑琴和觀眾們都交出真心去相信他。前者是因為故事裡的設定，後者則是受到影像表現的美術及演員的演繹而被說服。這正是電影的神奇，明明一切皆為假，我們卻能信以為真，甚至因著虛擬的情境而投射真實的感受。余笑琴在那一刻如何相信著李偉祖，我們也一樣。

「一個人嘅習慣，會變成你嘅一部分」

前提是，騙術要足夠高明，或大家一心入戲，不介意甩漏，跟余笑琴一樣，看到也假裝不見。編劇起家的何妙祺首掌導筒，調度演出與節奏尚有提升空間。有時過份著重效果，失卻自然流暢，也會教人意識到「演」的用力，當中不論吳君如或鄧麗欣，都刻意地擺某個動作（撥髮、垂手）才接對白，痕跡明顯。相對少演戲經驗的張天賦，素人質地反而更有效地無縫切換於說謊與坦白的狀態。吳君如說是因看過他在歌唱舞台上的表演而推薦他，也許正正看到他能駕馭魅力騙子與深情小子的兩面，不單在外貌，還有聲音。他那微微鼓腮、裝作無辜的表情，帶上粗框眼鏡，有時戚起一邊嘴角，同時顯現其善良與狡猾的特質。

吳君如與鄧麗欣是次皆挑戰不算拿手的戲路。近距離、面向鏡頭，無感情地述說建議給病人的醫生，讓吳君如無法表現她擅用的身體律動、豐富表情。到後來她展露愉悅時，其手舞足蹈的忘我姿態，又跟這婦科專家設定格格不入，或者是《家有囍事》形象太根深蒂固之故，無法不作此聯想。但吳君如在《江湖告急》時期，把角色的女人味、喜劇感掌握得恰到好處。所以還是專科職業這框架與她並不相符吧。到關鍵幾段高潮，失控狂罵、喝酒落淚、臥坐痛哭，終見吳君如淋漓盡致的發揮。

鄧麗欣經過 2017 年前後的轉型，逐漸確立她作為一個演員的身位。雖然接演的電影水平參差，但她當主演崗位的表現都相當深刻，電視劇亦見其絕對主導地位。在今年卓翔執導的《島嶼協奏曲》，她的部分主要由黃綺琳編劇，延續了她倆在《金都》的合作，那種如同真的在那個空間同步呼吸、存在，定義了現在最好的鄧麗欣，完全進入那領域的能量和生活感。可是《我談的那場戀愛》卻要她表演，而且是缺乏前因後果脈絡的、浮誇的。《島嶼協奏曲》的鄧麗欣是真正的演員，《我談的那場戀愛》的鄧麗欣卻是推進主線的華麗擺設。

「最想呃果個，其實係自己」

《我談的那場戀愛》的公映日，剛好也是 Gareth.T 新曲〈偶像已死〉的首播日，兩者同樣探討真假，亦可連結愛情課題。〈偶像已死〉涉及追星現象，似乎跟《我談的那場戀愛》寫沉浸幻想也一致。只是歌曲短短四分鐘就點出了全片沒有表達的，那幻想被揭破的陰暗面：「猖狂依附症，只留低毒性」。余笑琴始終相信，還似乎換來了少年的真心，若幻想沒有終結的一天，那是否就不需處理背後的毒性，始終能被控制住而不傷及他人？

旁人 / 觀眾 / 看客眼中看到的是瘋狂，當事人沉浸其中卻找到快樂，為何要刺穿泡沫幻象？回溯源頭，網騙、追星、邪教、遊戲、賭博⋯⋯甚至庸碌工作、累積財富、投入愛情、成家立室等既定軌跡，或都是填充現代人的精神空虛，找不到實在價值去實現。

周冠威的《幻愛》及《1 人婚禮》其實也持續在探討這課題，認為幻想是在逃避，應該要面對自己。但我們在逃避甚麼？胡境陽的讀劇會《案內人》提供了一些答案。跟《我談的那場戀愛》一樣，《案內人》借用了日本去當夢幻的場地，但《案內人》的日本，不只是玩樂，也有著災難的面向，從而教主角（同時是場內觀眾）重新憶起香港經歷過的重大事情。《我談的那場戀愛》不帶任何社會議題的重擔，盡責地泵好輕盈的泡泡，分離了「活在真實中」的實在痛楚，當中沒有對錯，而僅是一種怎樣活下去的態度刻劃。正如在《焦點影人吳君如》書中《變形的陶醉》一文所指出，吳君如一直貫徹始終地代言了香港社會某種層面的真實心態，《我談的那場戀愛》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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