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民主」中的體育運動史

（另一版本刊於2021年4月16日香港《明報》）

當有人提出「體育運動應與政治無關」這說法時，該說法往往有點虛偽。因為這原則多數只在你不認同的政治力量在體育運動有影響力，又或者有人利用體育運動來宣傳你質疑的政治主張，才會被用上。如果是藉體育運動來宣揚你可以認同的政治訴求，體育運動與政治拉上關係，就無問題了。儘管體育運動跟政治的關係如此具爭議，但世界各地的運動管理機關在當中卻似乎有一點共識：政府不應該直接或公然插手體育總會會務。近日國際足協凍結了乍得（Chad）和巴基斯坦兩國足總會籍。其中，乍得足總會籍暫被時凍結，是因為乍得政府控制了當地足總事務。當然，捍衛體育總會作為民間團體的自治權力不受侵犯，即使有點像「普世」價值，也從來無法「普世」實行。尤其是在官辦非政府組織（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與非政府組織（NGO）界線之間本就模糊的社會，要當地政府真的不安插自己的人馬在主要的體育總會，根本就不可能。

一個政府想控制主要體育總會，不單因為體育總會有權力分配資源，也因為體育運動無疑在社會中有影響力。著名運動員的就社會事務發表的一句說話，可以比起專家學者苦讀多年發表的論文更影響民心。在香港，政府和體育總會的關係更不只於此。特區成立後，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就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當中體育界的選民中不少就是體育總會。而在過去只負責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中，體育界亦佔逾百分之一的分量。2016年選委會選舉中，體育小組十五名選委就全數自動當選。

根據人大常委的最新決定，選舉委員會權力大增，人數亦由原來的1200人增至1500人，以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被視為不夠「愛國」的界別，選委人數要減少。於是原本各30席的高等教育界和教育界合併後僅得30席，而且只有14席將由選舉產生。醫學和衛生服務界也是在合併後由原來共60席剩下30席，將來由選舉產生的人數也只得15人。高教、教育、醫學、衛生服務所在的第二界別名義上是代表「專業界」的。大概是為了大幅提高安全系數，人大的最新決定將原來是第三界別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調到第二界別，選委人數亦要作出「犧牲」，由原來的60人減至30人。這30人中，有15人將由提名產生。其中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即是坊間俗稱的「港協」，會提名三人。

這次的選舉改革顯然是要讓北京信任的社團在香港政治體制中更有影響力。因此，說香港政制趨向澳門化，有一定道理。在澳門，體育界在政制中的影響力更大。現時澳門立法會33人中，就有兩人代表「文化和體育界」。澳門選舉委員會400人中，體育界佔17人，即4.25%。不過，在澳門，文化和體育界的立法會議員，以至體育界選舉，名義上還是由選舉產生的。澳門沒有體育組織，可以像港協那樣擁有自己提名選委的權力。1500選委中提名3人或者是微不足道，但世界上應該沒有另外一個奧委會可以像港協一樣有法定賦予、參與「造王」的權力。

港協能有這樣的「禮遇」，當然是因為北京相信它必然會長期由「愛國者」領導。1950年該會成立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成立不久，不可能有人想像到港協後來會在政治體制中扮演這樣的角色。一個民間體育機關擁有這樣的權力，似乎不可理喻。然而，如果花多點力氣去回看中國、香港的體育運動發展，這安排又不是那麼難理解。因為體育界和政治權力一直都是交叠的。

現代體育運動源於英國。運動參與者可能享受競賽帶來的歡愉。但當初現代體育之所以在英國的高尚學府推廣，是因為它被視為培育學生品格的有效功工具。學生離開學校後如要繼續享受競技的樂趣，就要成立組織去管理賽事、設立統一賽例。尤其是當工業革命的科技進步令到交通更加方便時，成立類近全國性的體育組織更有必要性。由此可見，現代競技運動在英國崛起的過程，雖然也是當時的政經結構下的產物，但總算是獨立於政權以外的。

現代競技運動傳到來我們這邊，其意義就很不一樣。華人知識分子既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文明，又不想自己的國家再被列強欺凌。作為西方文化的一環，現代競技運動就是國人要學習以至掌握，以助民族救亡圖存和復興的關鍵之一。如果能在競技場上發揮出色、壓倒洋人，更是鼓舞國人、民族吐氣揚眉的時刻。

洋務運動、維新運動、三民主義到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內涵固然是南轅北轍。但利用政府的力量建立強國以抵禦外侮都是不變的主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體育與政治力量的結合實屬必然。於是本來是來華西方傳教士發起的全國運動會，上世紀三十年代變成由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主辦。張學良在1932年資助劉長春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使中國代表團首度亮相奧運賽場，從而粉碎劉長春代表偽滿參賽的傳言。現代體育對國家民族的意義，可見一斑。

而香港方面不但有內部的華洋矛盾，而且因為現代體育起步較早所以培育出不少華人運動健將，中國大陸的政治鬥爭不影響到香港體壇才怪。三十年代蔣介石提出以「新生活運動」以改造國人生活形態時，就找來了香港泳將楊秀瓊為「新生活運動」大肆宣傳。後來經過抗戰和大陸政權易手，香港體壇也是國共劇鬥的戰場。五十年代，香港男子足球員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下贏得兩次亞運金牌；容國團則讓五星紅旗升上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頒獎台前的最高位置。

六七暴動的「冒進」行動常被視為中共在港工作付之流水的轉捩點。然而，在那個往往被回憶成英殖香港「黃金時代」的七十年代，中共在香港體育界的工作卻似乎頗有斬獲。以足球圈為例，六七時足總才發表過聲明支持殖民政府「平暴」，左派球會愉園因此離開甲組行列。但到七十年代中，左派基本上就成為了香港足總內的最主要力量。1979年省港盃誕生，更確立了香港和內地足球界的恆常交流管道。體育界被視為「愛國者」的力量、由各大體育總會選出來的港協將有如此地位，並不是偶然。可能我們對於中共在港爭取支持、建立根據地的工作，所知實在太少。

港協在「愛國者治港」中的特別地位，表面上有點匪夷所思。但回顧現代運動東來後的演化，這樣的發展有跡可尋。在普選距離我們更遠、自由受到更多限制的時刻，或者有不少人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但「資本主義發展帶來普選，靠法治限制政府權力」的發展過程不是理所當然的。英國的部分制度被移植來香港，但中國因素從來都是香港故事的一部分。在新時代，我無能力教人如何令世界變得不那麼壞，但認認真真弄清楚這座城市的歷史，可能是調整好心態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