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歷史、記憶或認同

    繼滇緬游擊隊三部曲（《邊城啟示錄》、《南國小兵》、《那山人這山事》）之後，李立劭完成了耗時四年製作的《我那遙遠的呼喚》（2021）；以「遠征軍」作為尋找的對象，導演由印度沿著中印公路走訪緬北，重返當時的戰地及現存的墓園，並一一探訪「遠征軍」、日本與台籍的老兵、遺屬與後裔；呈現了從國共內戰、緬甸排華到當代社會，戰勝者與戰敗者的英靈，如何遭遇了不同的對待，以及此一歷史記憶被棄置於異邦70多年後，又如何任由國族政治操弄話語霸權的荒謬境遇；而我們更可以從中進一步意識到「歷史▢（集體）記憶」的不同關係。

歷史與記憶（History and Memory）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佔領了英屬緬甸，也阻斷了滇緬公路，美軍只能開闢危險的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行運補，為此，中華民國組成「遠征軍」與英美結盟入緬征戰，並邊打邊建中印公路，以確保後援物資的生命線及其安全，代價是眾多的軍人命喪異鄉。

    紀錄片如何再現上述的社會事實，一方面是挪用了許多美軍所拍攝下來的資料影像，我們看見了史迪威將軍、孫立人將軍、部隊駐紮印度的訓練、穿越險惡山林的過程等等，於是，資料影像成為了視聽檔案，展示了歷史的客觀性。

    另一方面，從「遠征軍」的老兵口述為何決定參軍、如何搭機抵達印度，到敵對方日本的老兵難忘戰爭的殘酷，以及台籍的老兵如何從日軍、國民政府軍到變成解放軍、參加韓戰回台的生命經驗，我們聽見了從個體與主觀角度出發的記憶與感知。

    也就是說，歷史，指稱的是經過資料蒐集、客觀考據的知識，釐清事件的前後順序並解釋因果關係乃是基礎的工作；記憶，卻是親身的體驗，透過口述歷史，人們在當下的這個點，選擇性地以修辭組織起個體的生活經驗以重構過去，並賦予其社會認同的意義；歷史的客觀靜態與記憶的主觀動態，在此乃是一體兩面且相輔相成的。

歷史或記憶（History or/versus Memory）

    抗戰勝利之後的「遠征軍」，有的選擇留在緬甸，有的回國參加內戰，有的成為雲南反共救國軍；兩岸分治之後，作為反革命或黑五類的「遠征軍」老兵，如果返回雲南探親，總是遭到清算、迫害甚至槍斃，因此，他們也會在周恩來或劉少奇到訪緬甸時鬧事，遂成為緬甸政府需要暫時拘禁的對象；而在台灣，由於孫立人案的政治因素，「遠征軍」的歷史，早已被國民黨政府輕描淡寫並且敬而遠之。

    換句話說，伴隨著世界國際關係與各國政經結構的變遷，這段歷史，或者被荒煙蔓草所掩沒，或者因政治不正確而成禁忌，然而，相對於大歷史、權力者的敘事，在此一被忽略、被漠視的過程，庶民們、少數者仍然在各種日常生活的行動實踐之中，不斷地保存、回想並再生產著他們的集體記憶。

    在印度蘭姆伽的公墓，中華民國前駐印度武官為此到處奔走呼籲，當地的印度華僑義務擔起修繕的工作；在緬甸密支那與同古的墓地或紀念碑，「遠征軍」的後裔，除了妥善維護遺址之外，還積極透過教育工作傳承這段歷史，並對國民黨的漠視頗有微詞。

    歷史，傾向於將各種不同的立場觀點加以整合、抹滅差異並重組事實，以形成一種解釋，因此，歷史往往只有一個，但是，我們卻可以擁有許多不同的記憶，而且一直存在，歷史與記憶，遂走在分道揚鑣的路上，二者是對立的、甚至是不相容的，記憶的生產總是抗拒著歷史的健忘。

歷史即記憶（History as Memory）

   歷史，雖然只有一個，但卻可以有不同的詮釋，這端視你站在什麼位置來看。

    在印度的蘭姆伽，也同時入鏡的是印度國民軍領導人鮑斯的銅像，今日的印度人民仍然追思著這位與甘地齊名的獨立運動領袖，但他的偉大事蹟卻是當時與日軍聯手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

    而更直接與日軍聯手對抗「遠征軍」的，則是緬甸國父翁山將軍（翁山蘇姬的父親）所領導的緬甸獨立軍，且還延續到戰後緬甸政府與雲南反共救國軍的鬥爭，這也難怪會發生由中華民國政府和緬甸華僑出資、為遠征軍興建的公墓和紀念碑被推倒的事件（相對於在仰光悼念日軍的公墓得到日本的資源與妥善的保存，還有屬於軍犬、軍馬和軍象自己的紀念碑）。

    此外，長久以來受到緬甸族壓迫的少數民族，例如克倫族（景頗族），則是一直與盟軍合作打擊日軍，並且與「遠征軍」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即便到了戰後，他們仍然是雲南反共救國軍對抗緬甸政府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對象。

    更荒謬的是，歷史，可以重新被發現，甚至是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由於台灣正走在本土化、主體性的路上，這段歷史已不合時宜，中國大陸則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為了爭取西方的支持以及對於台灣的統戰，不僅重新評價了「遠征軍」的定位，更企圖爭奪它的話語權。

    相對於密支那地區較為親中華民國的立場，同古地區則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源，2019年，中國駐緬大使館為遠征軍200師興建了紀念碑；但是，紀念碑卻引用了毛澤東關於在同古保衛戰犧牲的戴安瀾將軍之題詞；而上面的浮雕，竟是共軍的形象而不是國軍的打扮，他們手上所舉的旗幟，也硬是被改成了當時根本還沒出現的五星紅旗；大使更發表倒錯的致詞：「遠征軍」當時來到緬甸正是為了協助緬甸「獨立」。

    原來，歷史即是記憶，我們本以為它是對於事實的還原，但它更像是在特定情境下人們對於過去的選擇、重組與建構（尤其是基於認同的需要），因此，一個社會的歷史記憶，總是會特別記得或遺忘某些人或某些事，端視誰能在召喚歷史記憶的過程之中更佔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