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Ed：學校能否搣甩教科書？

一道謎題開始

談及教科書，相信是不少人的集體回憶。由螢光線到塗鴉，數式與筆記。身邊認識不少朋友，有把課本珍藏的習慣，更笑言要作古董留予子孫，連同課堂中分心插畫的“罪證”，代代相傳。

在圖優於字、片又勝於圖的視訊化年代，相信教科書會成為歷史之物不無道理：內容封閉缺彈性、字多圖少欠即時，實難與網絡世界的五光十色相提並論，特別是網速提至5G，視訊會議無難度的當下，再加上無紙化(Paperless)的環保倡導。不難理解 “反轉教室”(Flipped-classroom)，這80年代曾出現的想法頓被重新包裝成為教改潮物，視為教科書的終結者。

不過，觀乎教科書數百年的發展軌跡，要搣甩這項調味料，看來並非想像般的簡單。

由工具到功能

教科書作為師生共用的教學工具，兼備多重特性：扮演知識的代言、關係到學生切身利益(考試內容)，甚至作為家長與子女互動的媒介。

這種功能日漸得到強化，與教科書的自我“完備”不無關係：配套問題冊、PPT、答案手冊，教、學、評有機地被綑綁在一起，對於部分新手而言，簡直是恩物。

當然，不可忽視自工業革命以降教師角色定位的轉型：由管教發展至今的教學、班級經營、學生輔導、行政，以至於弗瑞雷(P.Freire,1921-1997)筆下的社會改革者，時下教師的工作「日常」那是百年前難以想像。

而正因為教科書的功能被強化，減少「備課」時間而騰出更多「行政」時間，反被視之為常態。這弔詭現象發展極致，便是容許教科書詳細列明教學步驟、引起動機的方式，以至於如何進行多元評核等。近年，更有台灣書商把常用笑話納入教材中作為參資料考，反而獲得部份教師所垂青。

這一現象配合人力資源與經濟效率主導的教育思想下，獲得了默許：教師的教學行為理應具備一致性、可複製的，而不會因人而造成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教學行為具理想模式，把教師作為教學課程的主導藝術，讓予由專家團隊合力編撰的教學建議，在講求客觀、效率、效能的教學語境，合情合理，教科書則可作為達成此模式的handbook，能拉近教師教學行為與理型之間的距離。

市場與政治的理想平衡

事實上，單憑業界的一廂情願，並不能讓教科書在資訊化時代屹立不搖。畢竟，教師在教室中具有高度的教學自主性：是否需要調味料、落幾多，甚而買了不落，都可以自由控制。教科書潛藏的政治益效，促使國家、地區政府所不容忽視：美國教科書對種族的描述、中日對近代戰爭的歧義，台灣教科書對性別的取材，可看出政黨與政治團體之間的角力。作為意識型態傳遞的工具，教科書具有先天的優勢：對象是地區或國家的未來主人翁。

與此同時，書商自然能明白自己具有左右大局的能力，在龐大的市場效應底下，如何能獲得政府、學校，教師垂青成為首要任務，教材的配套、編撰團隊的認受性，以至於後續的跟進服務自成了selling point。但要迎合「消費者」需求的同時，政府作為最大的“老闆”，書商自然明白不能顧此失彼。以美國為例，對於南北戰爭、宗教、種族及階級的爭議，出版社Pearson與McGraw-Hill 觀點雖然有異，但最後落在師生手上的版本已是政府與市場企業的共識價值，學者洛温(J.W.Loewen ,1942-)、阿爾迪巴赫(Altbach,P.G. ,1941-)對此研究甚詳，堪稱是經典之作。

而香港，則早於千禧年開始著手制訂“優質課本基本指南”，教材製訂的內容、設計、排版、教學活動等都定於一個有限度的框架內，書商在市場機制中汰弱留強，透過逐步確立學校課本送審機制，讓自由導向的市場模式，向政府的監管範圍走近。

調味料：落？不落？

隨著全球衝突加劇，聯合國自然不會忽視教科書的重要。透過既有的話語權，利用教科書傳遞「共識」的主流價值：由90年代開始出版編制教材的guideline，到近年建議各國教材開發注意事項，無不流露出對恐怖與極端主義的憂慮：世界和平、民主精神，普世價值等需成為內容主軸，而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跟隨地緣政治的升温，教科書的未來發展只會逐步由 “國家”走向“國際”，過程中能否理順各種意識型態，有效解決教科書的“主權”爭議，將會左右教科書的發展命運。

而大數據的來臨對教科書地位帶來衝擊，答案顯然是肯定的。跟隨社會發展的轉型，學習模式的調節自不可避免，個別化教學、虛擬式學習，體感學習相信會成為未來的教學主流，而過往憧憬的 “因材施教”、“有教無類”，以及“多元發展”等將因應科技的進步，很有機會在未來獲得落實。在此風潮底下，教科書會否因應時代而被自然淘汰，還是作自我調適、轉型成為另一種維護階級的工具？在“Chur”文化運行的學習年代，調味料，或許還是無咁易搣得甩。

“教”經典：意識型態與教科書

美國學者艾波(Michael Apple,1942-)認為學校的課程、教科書的內容從來都不是中立的“知識”，而是經過特定階級刻意選取的“價值取向”，最後落在師生手上的書本，已經是各利益集團博弈後的“成果”，目的在於階級再製，並使之合理化；而其出版的《意識型態與課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堪稱是此領域的經典入門作品。

本文已刊登於澳門正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