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思與雄辯

［水巷碑銘］香港人聽到通識教育，大概就聯想到中學眾科中之一科，或大專院校裏的選修學分。這自然是三三四學制改革的結果，故此不少人會以為通識教育是晚近才出現的新事物。正如上回提到，通識教育的理念實可追溯至古希臘，乃貨真價實的西洋古董。若說是古董，可又歷久常新，千變萬化。一時服膺於中世紀的神學院，一時又參與現代民主社會之建設。保守派倡之，激進派亦利之。通識教育到底是何方神聖？為何當初港府要強行引進，事到如今卻又悔棋呢？在眾人急忙反思通識教育去向之際，也許該先回顧一下這尊古董曲折的故事。

單單命名一項已足夠索人費解。為何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英文叫「liberal studies」，而不似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普遍冠名「general education」呢？我猜近因是為了避免與小學常識科即「general studies」撞名，而遠因實可歸究到通識教育在美國那段複雜的過去。正如上回說過，現代通識教育源自美國高等院校的改革。而其命名在美國也莫衷一是，最通行的叫法是「liberal education」或「general education」。不少人兩者混用，也有學者如前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James Conant）堅持區分。礙於「liberal education」乃屬於少數的精英教育，而非面向大眾的普及教育，他在《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一書中申明他圑隊所欲考察的是「general education」。為何通識教育又會兼具精英及普及兩項看似南轅北轍的歧義呢？

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前主任張燦輝在《立場新聞》的投稿上說過：「我們香港中學的通識教育，英文不是『general education』而是『liberal studies』。 這正正是沿亞里士多徳的原意發展出來。」若說現代通識教育有個古希臘祖先，那這位祖先非大哲亞里士多德（Ἀριστοτέλης）莫屬。在《政治學》一書中，他就勾勒出從此影響歐洲二千多年的教育理念，即教育旨在培養自由人兼好公民。自由人只為了成就自身幸福而學習，而不應淪為區區他人的工具。而基於他同時認為個體幸福不離公共事務，遂主張教育應予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故此，他不單重視求知，也強調學生必備議政的素養，例如修辭。

亞里士多德論教育，可謂糅合了親師柏拉圖（Πλάτων）及艾蘇格拉底（Ἰσοκράτης）兩家的看法。這邊廂，為杜絕雅典人假民主之名處死蘇格拉底（Σωκρᾰ́της）這樣的彌天大錯，柏拉圖曾建立學院，務求訓練出一群可全心全意探索形而上真理的門生，還學術自由，免於俗情世間的污染。而柏拉圖的理想國，亦是個由哲人冠冕的貴族政體。那邊廂，身為演說大師的艾蘇格拉底亦曾辦修辭學校，致力傳授辯論及寫狀文等實務之技巧，也志在培養雅典人擔任公職所應匹配之品格。比起困在象牙塔裏玄思冥想，他深信足以折服群眾的滔滔雄辯方為真理之途。

玄思與雄辯，原判作兩家，分庭抗禮，卻集大成於亞里士多德一身，繼開花結果於後世。可是兩家的齟齬也許並未徹底消弭過，正如教育學者金博爾（Bruce Kimball）於其名著《演說家及哲學家：通釋教育觀念史》（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所詳述，演說家與哲學家皆為通釋教育兩大支柱，但兩家的根本分歧也造就後世永不止竭的爭執。（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