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思與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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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巷碑銘]香港人聽到通識教育,大概就聯想到中學眾科中之一科,或大專院校裏的選修學分。這自然是三三四學制改革的結果,故此不少人會以為通識教育是晚近才出現的新事物。正如上回提到,通識教育的理念實可追溯至古希臘,乃貨真價實的西洋古董。若說是古董,可又歷久常新,千變萬化。一時服膺於中世紀的神學院,一時又參與現代民主社會之建設。保守派倡之,激進派亦利之。通識教育到底是何方神聖?為何當初港府要強行引進,事到如今卻又悔棋呢?在眾人急忙反思通識教育去向之際,也許該先回顧一下這尊古董曲折的故事。
單單命名一項已足夠索人費解。為何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英文叫「liberal studies」,而不似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普遍冠名「general education」呢?我猜近因是為了避免與小學常識科即「general studies」撞名,而遠因實可歸究到通識教育在美國那段複雜的過去。正如上回說過,現代通識教育源自美國高等院校的改革。而其命名在美國也莫衷一是,最通行的叫法是「liberal education」或「general education」。不少人兩者混用,也有學者如前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James Conant)堅持區分。礙於「liberal education」乃屬於少數的精英教育,而非面向大眾的普及教育,他在《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一書中申明他圑隊所欲考察的是「general education」。為何通識教育又會兼具精英及普及兩項看似南轅北轍的歧義呢?
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前主任張燦輝在《立場新聞》的投稿上說過:「我們香港中學的通識教育,英文不是『general education』而是『liberal studies』。 這正正是沿亞里士多徳的原意發展出來。」若說現代通識教育有個古希臘祖先,那這位祖先非大哲亞里士多德(Ἀριστοτέλης)莫屬。在《政治學》一書中,他就勾勒出從此影響歐洲二千多年的教育理念,即教育旨在培養自由人兼好公民。自由人只為了成就自身幸福而學習,而不應淪為區區他人的工具。而基於他同時認為個體幸福不離公共事務,遂主張教育應予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故此,他不單重視求知,也強調學生必備議政的素養,例如修辭。
亞里士多德論教育,可謂糅合了親師柏拉圖(Πλάτων)及艾蘇格拉底(Ἰσοκράτης)兩家的看法。這邊廂,為杜絕雅典人假民主之名處死蘇格拉底(Σωκρᾰ́της)這樣的彌天大錯,柏拉圖曾建立學院,務求訓練出一群可全心全意探索形而上真理的門生,還學術自由,免於俗情世間的污染。而柏拉圖的理想國,亦是個由哲人冠冕的貴族政體。那邊廂,身為演說大師的艾蘇格拉底亦曾辦修辭學校,致力傳授辯論及寫狀文等實務之技巧,也志在培養雅典人擔任公職所應匹配之品格。比起困在象牙塔裏玄思冥想,他深信足以折服群眾的滔滔雄辯方為真理之途。
玄思與雄辯,原判作兩家,分庭抗禮,卻集大成於亞里士多德一身,繼開花結果於後世。可是兩家的齟齬也許並未徹底消弭過,正如教育學者金博爾(Bruce Kimball)於其名著《演說家及哲學家:通釋教育觀念史》(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所詳述,演說家與哲學家皆為通釋教育兩大支柱,但兩家的根本分歧也造就後世永不止竭的爭執。(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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