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生命是短的，盡最大努力活著：黃崇凱vs哈金談《放歌》

作者｜徐禎苓（作家、教師）

哈金貫以自由與國族間的詰問、辨證和糾纏為寫作關照，新作《放歌》將迴路安置在中國首席獨唱姚天身上，藝術畛域裡，自由與國家主義再次碰撞。這部長篇小說選在疫情高峰、烏俄領土煙硝未止的時刻問世，疫情與戰事下的醫病與生活，無不牽動自由、國家的多重關係，讓《放歌》讀來格外警醒。

➤​從現實推衍出來的移民故事

《放歌》發表會上，遠在美國的哈金與位居台北書展的黃崇凱連線對談，端午佳節，跨世代、跨地域的華人作家團聚，談論著「從流亡到移民——自由不死」。會上由時報出版第四編輯部總編輯嘉世強開場，他提到哈金在《戰廢品》之後，「台灣」不曾缺席，《放歌》還首次出現民進黨，進而好奇小說以英文書寫，美國讀者可了解台灣藍綠對立？好比南加州長老教會的槍擊案，美國媒體或輿論能分辨周文偉的省籍情結？

哈金一開口呵呵呵笑出聲來，黑框眼鏡下一雙烏溜眼珠盯著視訊畫面而非鏡頭，先與十年未見的黃崇凱打招呼，隨之，顛倒問題順序，從後頭答起。

哈金認為美國人關注兩岸關係遠大於藍綠衝突，需要有人解釋作為移民社會的台灣，內部有各種歷史與人物背景，不是死板一塊。他筆下的人物姚天進入中國禁區，被政府交代不能與台獨分子攪和，與其說有實體原型，不如說是「從現實生活邏輯推導出來」。他憶起2001年第一次訪台，有聽眾詢問他對台獨的看法？「我說我是外來人，不該亂指點。但這和中共方針不同，從此再也不能回國，連父母葬禮也無法參加，」他說，「這些事情大陸人都明白，我的小說只是戲劇化一點。」

嘉世強繼而追問，這次選擇對政治天真的知名藝術家當小說主角，有何象徵意義？哈金說：「在另一文化環境生存是很艱難的。我看到很多人生存不下去，回到原來的圈子。」那些成為姚天的底氣，無論一個人過去有多輝煌，來到新環境都得重新起頭，變成普通人辛勤勞動。他重複了艱難二字：「那是艱難的過程，也是移民經驗。小說最後寫病痛、治療、革命的過程，過去文學沒有系統描述過。這是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國家和個人是寫作核心

畫面一轉，麥克風已在黃崇凱手裡，他侃侃訴說讀完哈金所有作品後的觀察，首先是小說始終討論「自由裡的不自由」，對讀《放歌》和近日再版的《自由生活》最為明顯。兩本書的主角選擇過真正自由的生活，試著一步步將身上的國族束縛移開，透過寫詩、唱歌來尋求心靈和語言上的自由，可現實殺刀般催逼，人不得不放下身段，賣體力掙錢，根本無法享用自由。黃崇凱覺得無論是《自由生活》裡的武男，或《放歌》裡的姚天，掙脫國族掌控後，必須自己摸索與選擇自己想要的。他想到哈金的寫作生活，「不用漢語寫作，必須靠自己摸索新語言去表達自己，反倒在英文世界寫出一片天。」

他也注意到哈金近十年小說幾乎「充滿國家和個體的矛盾和衝突」。細數《自由生活》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生存得仰賴體力活，居間還承受不同種族、文化壓力的交互夾擊。《背叛指南》講述擁有雙重祖國的人，若兩個國家都背叛你，怎麼選都枉然。《折騰到底》是哈金少數充滿諧謔與歡快的作品。黃崇凱拿起手機朗讀小說片段，最末一句「要幹一個國家很難，但國家好像隨時可以幹掉你」，藉由床笫之事諷刺國家，辛辣直率，「正是哈金在小說裡層層遞迴的思考」。

黃崇凱接著談小說時間。《自由生活》聚焦1989到98年，《放歌》則約莫2007至18年，兩者相隔10年，姚天經歷過歐巴馬主政時期。黃崇凱好奇若遇美國總統大選，武男和姚天各自會投票給誰？

哈金不假思索回答，武男投共和黨，姚天投民主黨，因為姚天位居的麻省是民主黨中心。「國家和個人，是我十幾年來思考的問題」，他講這句話時眉心一揪，「特別在國外，母國無所不在，左右人民生活，自由受到限制。但民主是國家、個人有個平台互相對話，特別美國，公民、國家可以講道理，甚至上法庭。」

哈金說他有個美國朋友，與政府打過幾回官司，全都勝訴。哈金當年隻身赴美，太太晚一年半才獲准出來，小孩等更久，竟要4年。那位朋友問他為什麼不起訴國家？哈金感到不可思議。在他心裡，國家始終強大、至高無上，根本不曾思考過人權、自由問題。而今他在小說中思索，「姚天是不情願地成為移民，他知道藝術比國家更長久，所以追求藝術。」

黃崇凱扣住時間軸接續問，《放歌》的主人翁姚天推算約二十多歲，應出生於1970年後，這時中國經濟蓬勃，他們移居美國，已晚哈金一個世代，兩個世代的移民經驗的差異為何？

哈金回應，由於美國政府不提供留學生獎學金，他任職的波士頓大學，中國留學生泰半家境優越，比他這個世代的人來得富有。這群學生畢業後幾乎都回中國，「我們這代人大部分回不去，所以什麼活都做，有人在小學校做清潔工，和現在年輕人的生活軌跡不同。」他說。

「在美國生活下來並不容易，自由可貴，可是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是很陌生的狀態。」哈金對自由特別有感觸，想到上海封城，連女性衛生棉都有人控管，「自由是沒人管，生存與否屬於個人事情，」他頓了頓，「但那是很可怕的。」

➤​疫情裡的自由

黃崇凱延續哈金提到的疫情實感，進一步問他關於國家、個體各種層次關係。好比前些日子中國政府為了清零，下令上海封城，擅自遷移北京小區，YouTube上流傳公安警察闖進民宅、押走人民的影片，顯現國家暴力。然而，在自由美國，大家瘋搶物資，社會失序，因而有人認為中國統治模式安穩，反而比民主國家好。

「《解放軍報》承認公安警察的行為不對，將責任推卸給底下的人，不檢討上層，顯然是國家意志，這個小細節很重要。」哈金覺得中國為了證明自己優越，強權高效率，但病毒不是靠人的意志就能轉移。美國有人不打疫苗，是自由選擇，甚至現在很少人出門戴口罩，主要是百姓對政府有基本信任。

黃崇凱提到川普稱Covid-19為Chinese virus，身為華裔，疫情裡是否更感受到種族仇恨和敵意？

「有敵意，」哈金坦率回答，「習近平耽誤疫情是事實，在國外，這需要付很大的法律責任。」

黃崇凱提及美國近年黑人槍擊案、警察過失殺害黑人等社會事件層出不窮。就哈金觀察，有色人種也因黑人社會活動受益不少。縱然種族氛圍未必友好，他仍肯定美國社會的包容度，以加州柏克萊大學出現首位台灣人校長田長霖為例，認為只要足夠優秀，就有機會站上位置。「美國比較理智，素質較高，不一定聽從政府宣傳、輿論。」

別於種族，宗教觸及信仰自由，亦在小說裡開出點線。黃崇凱提到《自由生活》裡武男返回中國東北老家，父母正在練新氣功；到了《放歌》，姚天參加「神韻」晚會，四處登台演出。他將小說對照現實，台灣與世界各地諸多景點常見法輪功信眾拉布條、靜坐，控訴中共迫害，哈金處理敏感議題時，尺度拿捏恐得費心一番。

哈金折返小說的人物心理。姚天的妹妹在東北，那裡是法輪功起源地，一家人加入了法輪功。後來妹妹遭捕，死在監獄，政府始終沒能給出合理解釋。姚天極為憤怒，透過宗教來悼念妹妹。「姚天不是信仰這個宗教，參加神韻晚會，是有個人私情在裡頭，」哈金解釋：「法輪功講求真善忍，滿有善良與抱負。對姚天，他尊敬宗教，那是一種生存方法。」

➤​作品應該要冒犯

「我常覺得你是華文文學的美國叔叔，」黃崇凱語畢哈哈大笑，「在英文世界安家落戶，累積許多作品。」他指出哈金與同輩中國作家的差異，在於小說的時間斷限，中國作家多寫四九年以前，或者更遙遠的歷史古事，像《自由生活》裡的丹寧。但在美國的哈金似乎擁有偌大空間書寫當代中國，「在英文的邊緣空間書寫中國故事，慢慢抵達英文中心地帶，」黃崇凱說：「台灣讀者透過中譯本認識你，美國叔叔講的中文帶著翻譯腔、距離感，好像從另個方向打開寫作的可能性。」

哈金注意到中、外對「作家」的理解有很大差異。在中國，寫出一本代表作，就能一輩子享受作家光環；但西方世界不然，但凡輟筆，便遭淘汰。「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不斷思考怎麼寫出有意思、有趣，又必須嚴肅的作品，所以寫什麼很重要。」他說：「文革、西藏、新疆⋯⋯多少題材，目前都在文學中缺席，作品應該要冒犯，並且在世界文學中找到位置。」

黃崇凱最後以電影《媽的多重宇宙》為喻，重新詮釋哈金與作品。他覺得哈金的筆下人物彷彿是哈金本人在平行宇宙另外開啟的視窗，譬如《瘋狂》的萬堅是哈金留在中國的版本，《自由生活》的武男也許是他寫作不走運、在中餐館工作的版本，透過小說探索生命裡每個歧路世界。

哈金引述契訶夫的經典名言：生命是短的，只有一次，所以我們要盡最大努力活著，歡快地活著，美麗地活著，有意義地活著。他認為此話道出自由的本質，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外，還有附帶條件，必須對生計、心靈各方面負責。

嘉世強末尾以《放歌》裡的金句作結：「我愛自由勝過一切，哪怕這個自由讓人膽怯或恐懼，哪怕我要花很長時間去習慣。」自由輕快歡愉，自由也肩挑重擔。那大概是「從流亡到移民」，終於明白自由的刻骨心情。●（原文於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放歌
A Song Everlasting
作者：哈金 （Ha Jin）
譯者：湯秋妍
出版：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哈金
本名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五年。在校主攻英美文學，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系，1984年獲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1985年，赴美留學，並於1992年獲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學位。2014年獲選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終身院士。現任教於美國波士頓大學。

著有三本詩集：《沉默之間》(Between Silence)、《面對陰影》(Facing Shadows)和《殘骸》(Wreckage)。論文集《在他鄉寫作》、《湖台夜話》。2011年起在臺灣陸續出版中文詩集包括《錯過的時光》、《另一個空間》、《路上的家園》。

另外有四本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新郎》、《好兵》，和《落地》。八部長篇小說：《池塘》、《等待》、《戰廢品》、《瘋狂》、《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背叛指南》、《折騰到底》。一部人物傳記《通天之路：李白》。

短篇小說集《好兵》獲得1997年「美國筆會／海明威獎」。《新郎》一書獲得兩獎項：亞裔美國文學獎，及The Townsend Prize小說獎。長篇小說《等待》獲得了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和2000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為第一位同時獲此兩項美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並入圍了普立茲文學獎。該書迄今已譯成三十多國語言出版。《戰廢品》則入選2004年《紐約時報》十大好書、「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入圍2005年普立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