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港见闻(一)一觉醒来,老师没了

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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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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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飓风刮到身边,人人都凭肌肤而非温度计来感知政治气候。

1 BEST WISHES

今晨起来收到一封授课老师请辞的邮件,大意是:

“我很抱歉昨晚没有告诉大家我正和学系提交离职申请,因为我的个人原因,我将不再教授本学期的课程。学系正努力寻找合适的老师接替我,或许后续课程会有些许改变。正如我在迎新会上同大家所说,香港正处于转型时期,人人皆有难言之隐,学系和我也会面临一些改变。给大家带来了麻烦,对此我十分抱歉。”

请辞的Prof. Chan是中大社会系比较出名的一位老师,每周二晚为MA(Master of Art/硕士研究生)教授《当代中国社会》课程,早在入学前常常在讲座、期刊上看到他的大名。 

我很震惊。

昨晚课上我还一时兴起搜了Prof. Chan,最新消息是前日(13号)凌晨大公文汇报发的报道,还以调侃的口吻发了条微博——“香港人不看大公报文汇报。” 

这句话并非出自我之口,而是另一位授课老师——Decoding Hongkong Society(解构香港社会)的刘SIR. 当然,他补充:“做媒体行业,研究内地政治动向的会看。”

只是我低估了大公文汇报发出的信号,没有意识到这也将与我息息相关。


2 我记忆中的Prof. Chan 

其实我与Prof. Chan相识不到两周,加上学系的Orientation Day(迎新日)和过去两周每周二晚上的选修课,加起来不过三面,并无深刻的印象。

Prof. Chan 是较为活跃的一位教授,学系首页上,他名列仍系主任之后。研究产出很多,方向涉猎劳工问题等,说到劳工,不免想起近日方然的事,有兴趣可以看看,相似的背景、相似的轨迹,让人感慨。

虽说相处不多,但还是想记录一些见闻,权当日志,也当练笔。

学系迎新会开在正式上课前一周的周五(9.6),内容很凝练,Prof. Tam常规介绍社会学系的多元性:什么人都可以来,出去了做什么的都有;Prof. Chan介绍各科科任老师;刘SIR介绍GPA评价体系、死线以及学术诚信。

没有优秀校友、退休教师发言环节,没有新生代表发言环节,只是告诉大家:你的自由在哪来、你的限制在哪里以及你有哪些资源可以用、如何用。

结束后,学生分成粤语组和非粤语组分开做选课提醒、自我介绍和答疑,Prof. Chan操着一口粤普带我们非粤语组。

南北方学者有很大差异,北方学者的幽默感混杂着文人相轻和外捧内贬,Chan谦逊温和平易近人,和我遇到的很多南方学者一样,说希望大家直呼他的英文名,无需称教授或者老师,和“煽动”、“渗透”这些看似强攻击性的表述相去甚远。

Chan也是唯一一个用普通话授课的教授。第一堂课上,Chan用粤语作了五分钟开头的简介便切换回粤普:“我知道很多同学听不明白粤语,刚开始需要一个适应,我们这堂课先用普通话上,过几周再用回粤语。”赢得刚在周一饱受全粤语授课的打击的内地生满堂喝彩。他还宣布下下周(中秋节)休课一周,香港习惯中秋节次日休假,但想着我们中秋当天上课也太辛苦,决定往后延课,现在想来,不知道他是不是提前预知了即将到来的变动。

他的通融不意味默许学生的“无理”请求。有学生提出希望减少粤语授课的比例,理由是“这么辛苦学英语这不是白费功夫了吗”“就算会粤语,一年毕业后对我们之后的发展也没有帮助”“听不懂,十几万的学费浪费了”。

我觉得学生的诉求不可理喻,投了全粤授课票。粤语授课在申请时学系已经做了告知义务,人人都签署过同意书。当然,遇到问题,提出反对并征求意见尝试协商谈判的行为我是认同的,在非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如果我是少数人,自然需要服从大多数。

周二上课前Prof. Chan便提到他已收到学部的意见和投票结果,粤语授课是中大社会学系的传统和特色,往年更是全粤语,现已逐步调整英文授课的比例,普通话授课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理解,因为有长时间的内地生活经验,他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已经优于其他老师(此话不假,但还是偶尔需要广东同学协助翻译),在本学年教学计划已定的情况下,强制其他老师改变教学用语不太现实,也难达到良好教学效果。

Chan的授课内容并无“出格”之处,各打五十大板。课纲上看,这门课更像着重介绍政治经济的历史课。

仔细想想,昨晚并非没有端倪,Chan在18时27、28分才抵达教室,尔后21时就下课,比上周早足足半小时,下课后也不作答疑停留,步履匆匆离开。

3 蝴蝶扑动翅膀

从早上开始,同学们都在群中谈论此事,迷惑又不解。

下午在图书馆翻看前日的大公报,果不其然看到那篇报道,相比看网页报道,印成铅字有一种板上钉钉的不真实感。

一位本科在南方学新闻的同学说得知消息后内心震撼,流了两回眼泪。

我发去大公文汇的网址,却意外从TA那得到“大公文汇都亲建制的不能尽信了”的回复。 

我挺诧异,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我本以为我们的共识是“喉舌的作用不是承担信源,而是释放信号”。想到初相识时TA也提过新传学生的南北差异,北方倾向央媒,南方偏好南方系东方系,这倒是一个没什么必要反驳的刻板印象。

在北京,人人都高度政治敏感,或者说高度政治正确敏感。

那时候的敏感体现在,前一日刚看完白岩松、敬一丹的节目,后一日就能和他们共进思想午餐(仅在我大一时感受过一次);许久听不到崔永元的消息,尔后在他的口述历史课公共选修课上听他谈课程规划;还有一些秘而不宣的活动,你能看到甚至参与整个过程的筹划,最后享受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刷屏。

在温热潮湿的此地遥望北方,人人远隔千山万水的想象,蝴蝶扑动翅膀,飓风袭来,我对接下来的变化兴致盎然。

在庞大的机器中做一枚螺丝钉,还是在无序的自由中混乱地燃烧自我,亦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世界是我的观察皿,在太阳底下观察大部分并非新鲜事的事,从有限的人生经历中比照异同,是我现阶段的选择和乐趣了。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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