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港见闻（一）一觉醒来，老师没了

飓风刮到身边，人人都凭肌肤而非温度计来感知政治气候。

1 BEST WISHES

今晨起来收到一封授课老师请辞的邮件，大意是：

“我很抱歉昨晚没有告诉大家我正和学系提交离职申请，因为我的个人原因，我将不再教授本学期的课程。学系正努力寻找合适的老师接替我，或许后续课程会有些许改变。正如我在迎新会上同大家所说，香港正处于转型时期，人人皆有难言之隐，学系和我也会面临一些改变。给大家带来了麻烦，对此我十分抱歉。”

请辞的Prof. Chan是中大社会系比较出名的一位老师，每周二晚为MA（Master of Art/硕士研究生）教授《当代中国社会》课程，早在入学前常常在讲座、期刊上看到他的大名。 

我很震惊。

昨晚课上我还一时兴起搜了Prof. Chan，最新消息是前日（13号）凌晨大公文汇报发的报道，还以调侃的口吻发了条微博——“香港人不看大公报文汇报。” 

这句话并非出自我之口，而是另一位授课老师——Decoding Hongkong Society（解构香港社会）的刘SIR. 当然，他补充：“做媒体行业，研究内地政治动向的会看。”

只是我低估了大公文汇报发出的信号，没有意识到这也将与我息息相关。

2 我记忆中的Prof. Chan 

其实我与Prof. Chan相识不到两周，加上学系的Orientation Day（迎新日）和过去两周每周二晚上的选修课，加起来不过三面，并无深刻的印象。

Prof. Chan 是较为活跃的一位教授，学系首页上，他名列仍系主任之后。研究产出很多，方向涉猎劳工问题等，说到劳工，不免想起近日方然的事，有兴趣可以看看，相似的背景、相似的轨迹，让人感慨。

虽说相处不多，但还是想记录一些见闻，权当日志，也当练笔。

学系迎新会开在正式上课前一周的周五（9.6），内容很凝练，Prof. Tam常规介绍社会学系的多元性：什么人都可以来，出去了做什么的都有；Prof. Chan介绍各科科任老师；刘SIR介绍GPA评价体系、死线以及学术诚信。

没有优秀校友、退休教师发言环节，没有新生代表发言环节，只是告诉大家：你的自由在哪来、你的限制在哪里以及你有哪些资源可以用、如何用。

结束后，学生分成粤语组和非粤语组分开做选课提醒、自我介绍和答疑，Prof. Chan操着一口粤普带我们非粤语组。

南北方学者有很大差异，北方学者的幽默感混杂着文人相轻和外捧内贬，Chan谦逊温和平易近人，和我遇到的很多南方学者一样，说希望大家直呼他的英文名，无需称教授或者老师，和“煽动”、“渗透”这些看似强攻击性的表述相去甚远。

Chan也是唯一一个用普通话授课的教授。第一堂课上，Chan用粤语作了五分钟开头的简介便切换回粤普：“我知道很多同学听不明白粤语，刚开始需要一个适应，我们这堂课先用普通话上，过几周再用回粤语。”赢得刚在周一饱受全粤语授课的打击的内地生满堂喝彩。他还宣布下下周（中秋节）休课一周，香港习惯中秋节次日休假，但想着我们中秋当天上课也太辛苦，决定往后延课，现在想来，不知道他是不是提前预知了即将到来的变动。

他的通融不意味默许学生的“无理”请求。有学生提出希望减少粤语授课的比例，理由是“这么辛苦学英语这不是白费功夫了吗”“就算会粤语，一年毕业后对我们之后的发展也没有帮助”“听不懂，十几万的学费浪费了”。

我觉得学生的诉求不可理喻，投了全粤授课票。粤语授课在申请时学系已经做了告知义务，人人都签署过同意书。当然，遇到问题，提出反对并征求意见尝试协商谈判的行为我是认同的，在非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如果我是少数人，自然需要服从大多数。

周二上课前Prof. Chan便提到他已收到学部的意见和投票结果，粤语授课是中大社会学系的传统和特色，往年更是全粤语，现已逐步调整英文授课的比例，普通话授课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理解，因为有长时间的内地生活经验，他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已经优于其他老师（此话不假，但还是偶尔需要广东同学协助翻译），在本学年教学计划已定的情况下，强制其他老师改变教学用语不太现实，也难达到良好教学效果。

Chan的授课内容并无“出格”之处，各打五十大板。课纲上看，这门课更像着重介绍政治经济的历史课。

仔细想想，昨晚并非没有端倪，Chan在18时27、28分才抵达教室，尔后21时就下课，比上周早足足半小时，下课后也不作答疑停留，步履匆匆离开。

3 蝴蝶扑动翅膀

从早上开始，同学们都在群中谈论此事，迷惑又不解。

下午在图书馆翻看前日的大公报，果不其然看到那篇报道，相比看网页报道，印成铅字有一种板上钉钉的不真实感。

一位本科在南方学新闻的同学说得知消息后内心震撼，流了两回眼泪。

我发去大公文汇的网址，却意外从TA那得到“大公文汇都亲建制的不能尽信了”的回复。 

我挺诧异，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我本以为我们的共识是“喉舌的作用不是承担信源，而是释放信号”。想到初相识时TA也提过新传学生的南北差异，北方倾向央媒，南方偏好南方系东方系，这倒是一个没什么必要反驳的刻板印象。

在北京，人人都高度政治敏感，或者说高度政治正确敏感。

那时候的敏感体现在，前一日刚看完白岩松、敬一丹的节目，后一日就能和他们共进思想午餐（仅在我大一时感受过一次）；许久听不到崔永元的消息，尔后在他的口述历史课公共选修课上听他谈课程规划；还有一些秘而不宣的活动，你能看到甚至参与整个过程的筹划，最后享受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刷屏。

在温热潮湿的此地遥望北方，人人远隔千山万水的想象，蝴蝶扑动翅膀，飓风袭来，我对接下来的变化兴致盎然。

在庞大的机器中做一枚螺丝钉，还是在无序的自由中混乱地燃烧自我，亦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世界是我的观察皿，在太阳底下观察大部分并非新鲜事的事，从有限的人生经历中比照异同，是我现阶段的选择和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