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日記 | 以虛構抵抗現實
前陣子在蚵寮漁村小搖滾時,某天中午晃去了「海邊的格瓦拉」內的三餘書店,當時因為是二二八連假,所以店內小角落裡的選書明顯是呼應著白色恐怖的。
當時我看了好久,被《太陽的血是黑的》書名所吸引。儘管,我挑書、買書、借書經常是帶目的性的,但這本書不是,我幾乎是讀完前幾頁便決定要買了。而這本書的作者便是胡淑雯老師。
而今晚,有幸參加了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的線上講座——《「加害者缺席下的轉型正義」系列講座(五):以虛構抵抗現實──小說導航的白色恐怖廢墟》。
其實我讀白色恐怖相關的文學是非常少的,報名這個講座是衝著胡淑雯老師去的。
在講座最後,我問了如下問題:
在任何暴力事件底下(包含白色恐怖),通常在書寫暴力所致的創傷時,是由受害者的角度出發的。 想請問當我們在談轉型正義中所缺席的「加害者」時,這裡指的是國家、特定機構,抑或是個體呢? 文學是否能落實到「針對」個體加害者身上呢?或說,文學可以怎樣讓「匿名」的加害者現身呢? 然而,個體的加害者會不會有可能也是體制底下的受害者呢?
其實,當我問上述問題時,是挾帶有私心的;問句裡,我用「國家暴力」包裝了「性暴力」。儘管,這兩者在我看來是有共通性的,尤其在我閱讀《太陽的血是黑的》時,便有如此強烈感受。
我想知道,當我在書寫自身創傷經驗時,儘管它可能並不稱得上是「文學」,但我是否可以在堆砌並且公開此些文字的過程中,達到某種「報復」的目的呢?
而文學,能否有力控訴該加害者個體,甚至於控訴這個,容納該犯罪個體的社會呢?
這本是複雜的問題;也許《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只是蝴蝶振的第一下翅膀,而一個議題的推動,肯定需要社會更多元的發聲。
然而,胡淑雯老師針對「文學功能性」的回覆,讓我「緩」了下來(以下為我即時筆記,可能無法完整詮釋老師原意):
文學不是為了懲罰誰。 文學之用就在於其無用。因其無用性,才有空間可以容納人跟人之間,認知與理解上的差異。 如此,文學才不會變成政治文宣。
緩下來的我,想著:
的確,起初我並沒有想過要「懲罰」誰;更多時候,「書寫」只是一處緊急逃生出口罷了。
「控訴」的成分仍然存在,但控訴與懲罰二者也許不能相提並論。
因為,我並沒有真的想要傷害任何人。
如果回過頭來看這個講座的標題——以虛構抵抗現實,也許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恰恰呼應了文學的「無用性」嗎?
正因為它不是特定政黨的宣傳標語,正因為它不是契約上的白紙黑字,正因為它的匿名與可代入性,所以它什麼都不是,便也什麼都是。
而在我進行(企圖)以「虛構抵抗現實」的寫作時,我並沒有想要追求如法庭上拍板定讞般的決絕,亦非想要給予讀者非黑即白的二元答案,更多時候,我更像沉浸在這段解不開的複雜問題之中,而我想做的,且唯一能做的,便是把問題如實的攤在陽光下,邀請你一起來「旁觀」。
這是我的「現實」,請旁觀我的現實。
儘管,在現實的世界裡加害者缺席了,因為我仍然無法以任何方式將之定罪,但在虛構的世界裡,他無所不在。
也許這樣聽起來有點恐怖,但這裡我想說的是,正因為它是一個空空的盒子,所以才可以裝進任何東西,包含現實世界所不能包容的、所不能企及的。
阿,我好像寫了個結論很虛無的日記呢。
算了,就這樣吧,這是我安慰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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