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日記 | 以虛構抵抗現實

前陣子在蚵寮漁村小搖滾時，某天中午晃去了「海邊的格瓦拉」內的三餘書店，當時因為是二二八連假，所以店內小角落裡的選書明顯是呼應著白色恐怖的。

當時我看了好久，被《太陽的血是黑的》書名所吸引。儘管，我挑書、買書、借書經常是帶目的性的，但這本書不是，我幾乎是讀完前幾頁便決定要買了。而這本書的作者便是胡淑雯老師。

而今晚，有幸參加了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的線上講座——《「加害者缺席下的轉型正義」系列講座（五）：以虛構抵抗現實──小說導航的白色恐怖廢墟》。

其實我讀白色恐怖相關的文學是非常少的，報名這個講座是衝著胡淑雯老師去的。

在講座最後，我問了如下問題：

在任何暴力事件底下（包含白色恐怖），通常在書寫暴力所致的創傷時，是由受害者的角度出發的。

想請問當我們在談轉型正義中所缺席的「加害者」時，這裡指的是國家、特定機構，抑或是個體呢？

文學是否能落實到「針對」個體加害者身上呢？或說，文學可以怎樣讓「匿名」的加害者現身呢？

然而，個體的加害者會不會有可能也是體制底下的受害者呢？

其實，當我問上述問題時，是挾帶有私心的；問句裡，我用「國家暴力」包裝了「性暴力」。儘管，這兩者在我看來是有共通性的，尤其在我閱讀《太陽的血是黑的》時，便有如此強烈感受。

我想知道，當我在書寫自身創傷經驗時，儘管它可能並不稱得上是「文學」，但我是否可以在堆砌並且公開此些文字的過程中，達到某種「報復」的目的呢？

而文學，能否有力控訴該加害者個體，甚至於控訴這個，容納該犯罪個體的社會呢？

這本是複雜的問題；也許《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只是蝴蝶振的第一下翅膀，而一個議題的推動，肯定需要社會更多元的發聲。

然而，胡淑雯老師針對「文學功能性」的回覆，讓我「緩」了下來（以下為我即時筆記，可能無法完整詮釋老師原意）：

文學不是為了懲罰誰。

文學之用就在於其無用。因其無用性，才有空間可以容納人跟人之間，認知與理解上的差異。

如此，文學才不會變成政治文宣。

緩下來的我，想著：

的確，起初我並沒有想過要「懲罰」誰；更多時候，「書寫」只是一處緊急逃生出口罷了。

「控訴」的成分仍然存在，但控訴與懲罰二者也許不能相提並論。

因為，我並沒有真的想要傷害任何人。

如果回過頭來看這個講座的標題——以虛構抵抗現實，也許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恰恰呼應了文學的「無用性」嗎？

正因為它不是特定政黨的宣傳標語，正因為它不是契約上的白紙黑字，正因為它的匿名與可代入性，所以它什麼都不是，便也什麼都是。

而在我進行（企圖）以「虛構抵抗現實」的寫作時，我並沒有想要追求如法庭上拍板定讞般的決絕，亦非想要給予讀者非黑即白的二元答案，更多時候，我更像沉浸在這段解不開的複雜問題之中，而我想做的，且唯一能做的，便是把問題如實的攤在陽光下，邀請你一起來「旁觀」。

這是我的「現實」，請旁觀我的現實。

儘管，在現實的世界裡加害者缺席了，因為我仍然無法以任何方式將之定罪，但在虛構的世界裡，他無所不在。

也許這樣聽起來有點恐怖，但這裡我想說的是，正因為它是一個空空的盒子，所以才可以裝進任何東西，包含現實世界所不能包容的、所不能企及的。

阿，我好像寫了個結論很虛無的日記呢。

算了，就這樣吧，這是我安慰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