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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聚光灯下的阴影：来自一所民办国际高中的观察
高考过后是中考。但正如高考的路径已经被许多直接申请国外大学的学生放弃一样，中考也不再是中产或精英家庭的孩子们必经的路。把孩子送进国际中学、让他们提前接受海外高中的课程体系、为申请和就读国外大学做准备，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的选择。选择就读国际中学，往往包含着多面的考量，家长们既希望孩子成为国际精英预备队，又期待孩子能在一个比应试体制更为宽松、“人性化”的环境里度过青少年时光。然而这样的期待是否必然如愿？当民间资本逐渐涌入国际中学这一新兴市场，它所打造的服务业化的师生关系又带来了怎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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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并不是基于正式的研究项目，而是来自一位国际学校从业者可贵的职业观察。她对于国际学校里“尴尬的成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带我们一窥移植到中国土地上的国际教育体系里存在着怎样的期许和矛盾。也欢迎更多教育从业者、经历者留言分享自己对不同类型中学教育的观察体验。
作者 / 高槻Queen
编辑 / 戚戚
写在前面
出国留学读本科被人们视为打造未来精英的捷径，也被研究者们看作成为国际公民的起点，是中产家庭才玩得起的文化资本游戏。在中国城市，公立国际部与民办国际学校的“高中段”在协助学生实现留学目标之外，也通过不断重申学业负担vs.快乐成长、强制压迫vs.自由宽松、知识灌输vs.素养培育的对立论述，对潜在的受众承诺了一个与传统应试体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教育环境。这样的教育环境似乎可以打造出一支与高考胜利者们不尽相同的“国际精英预备队”：在B站流行的一段发生在人大附中校门口的随机采访中，这些一早准备好走出国门的学生表现出令人羡慕的智力和口才，他们说着流利的英文，接受了国外的课程体系的熏陶，升入世界名校，毕业后必定将从事令人羡慕的工作【1】。这样的印象似乎表明，国际学校提供的教育环境已经让那种“以人为主”、“个性化”的理念与精英培育的理想得到了完美结合。国际教育也因为其对学生“个性”和“素质”的标榜与追求和对学生“社会情感发展”的重视，成为中产家庭争相追捧的教育路线。
对青春年少的学生而言，踏上这条留学轨道也意味着一种更为迅速、全面的成长，意味着学生需要按照名校的筛选标早早学习经营自己的申请简历。然而，在这种精英教育想象的聚光灯下也有常被忽略的阴影：并不是所有选择国际学校这条道路的学生和家庭都对未来有那么明晰的人生规划，他们对国际化教育的认知和行动也并不那么符合学者们对中国下一代“世界主义”、“国际公民”的想象。这令人不禁思考：国际学校所“生产”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代？另类教育体制所承诺的未来必然会成为现实吗？国际学校里的成长实践和师生互动的日常究竟如何？笔者在一所普通民办国际学校从教。这所在国内高考成绩位于全市中上游的民办学校，于数年前增开了国际教育高中学段项目，目标是提供“素质”教育和培养“面向未来”的行业人才。然而，笔者在几年的时间内，却看到了精英之外的另一幅成长画像。
01. 国际化的成长
从公办到民办的国际学校之路
中国的国际学校最早为服务外籍子女诞生。近些年，国际教育的需求不断攀升，越来越多中国家庭希望让孩子出国接受高等教育，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承载这一部分家庭的教育需求。2003年，国务院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国内公立学校开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提供了政策基础。目前为大众所熟知的北京知名高中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例如，人大附中ICC项目，北京四中国际部，十一学校国际部，都是在该政策颁布后成立的【2】。2014年，北京市教委发文不再审批新的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开办热度逐渐停止【3】。时至今日，北京的公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经为世界名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秀生源。
下图是留学机构名师汇截至2021年12月16日上午10点统计的2022年的北京公立国际部录取结果，可以看到不少世界名校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笔者所在的城市，申请公立高中国际部需要参加中考，学费大约为10万人民币/学年。在校学生修习国家课程和外方课程两种课程，多数项目在修满学分和国内会考合格条件下，可获得两方认证的高中毕业证书。
随着公立学校被政策限制逐渐不再开办新国际部，民办教育迎来了发展机遇。2003年中国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促使民间资本也大量流入国际教育行业。在2021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政策收紧前，民办国际学校数量保持高增长，国企以及中外教育集团均是面向潜在留学群体办学的重要力量。
相比公立学校，民办学校的招生录取的标准相对自主，学校可以进行单独招考；且民办国际学校高中学段的学费更高，根据2019年国际学校多边服务平台新学说的统计，国际教育高中学段上海的学费均价达到217456元人民币/学年【4】；因此，就民办学校的入学门槛而言，经济投资对教育机会的“购买”会体现得尤为明显，民办学校的生源来源相比公立高中更显得参差不齐。针对拥有不同留学目标的学生，学校会开设相应的国际体系课程，例如美高AP项目，英国A-level项目或者IB文凭课程。
国外大学的录取有着不同于高考体制的筛选标准，在学业表现之外，它更加强调人的“综合素质”。这种对人的“素质”的评估在国外大学的筛选中并不是抽象的、难以把握的，而是体现为具体的录取条件。例如，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录取要求，其中不仅中提到了学术准备和表现 (Preparation & performance)，还提到了个人成就和特色（Personal achievements & characteristics）。【5.见下图】
被名校录取的学生，其履历往往有鲜明的特色。这里是一份2022年北京著名民办国际学校鼎石学校第一位被耶鲁大学录取的学生的履历：
在约翰·洛克论文竞赛中获奖，范德堡大学的美国宗教史的副教授合作撰写论文，作为队长带领男篮第一次杀入国际学校体育联赛决赛，热爱烹饪，没有参加过补习班，擅长时间管理，关爱同学。他的历史专业启蒙是由一位“有专业而深厚的历史学背景，又像“妈妈”一样温暖亲切地关心他的学业与生活、而且都共同热爱美食与烹饪“的外国教师完成的。【6】
因此，不管是在公立国际部还是民办国际学校接受高中教育，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体育比赛、学科竞赛、科研项目、海外游学等等，都成为了国际学校学生课外生活的“标准配置”。这些活动的设置是为了在短时间之内用一种不同于备考式中学教育的方式“打造人”，除了“陶冶情操”之外，参与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配合学习成绩进行大学申请，以具象地展现自身的除了考试成绩外更全面的“素质”，例如“领导力”，以及在家庭、社区等各种社会群体中承担的“责任”和做出的“贡献”，以迎合国外大学的综合评估录取条件。这些体现成就和个人特色活动的花销大多由家庭自主承担，加上学杂费以及补习费用，知乎上有网友讨论国际高中学段的花费，粗略估计，三年的支出将近百万【见下图】，这种高额的学费和培养费用的确是工薪家庭难以企及的，因此更被视为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才能负担的奢侈品。2020年10月，上述知乎帖中，一位匿名声称就读于北师大实验国际部的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分析后得出结论：不推荐家中净资产低于1000万的学生高中读国际部。
那么这些来自上层中产家庭的孩子在国际学校里的日常究竟是怎样的？进入国际学校，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相较于传统“备战高考”轨道上的孩子，走上了另一条小心经营、深谋远虑的教育资本积累之路？
02. “差生”小李
离开应试体制，为了什么？
小李是学校里的开心果，初来学校，这个阳光大男孩高大帅气，对待同学老师非常热情，非常会讲话，从老师到后勤，没有不喜欢他的人，食堂阿姨看到他都要多给加个鸡腿。然而开学一个月，逐渐有老师开始头疼，对小李的评价也变成了“这小孩儿，除了学习，别的啥都行”。来到国际学校，第一天上英语课，老师就发现小李写英文句子总是写不完整，初中英文语法学了个七零八落，完全没法开始背托福单词，只好让他先到难度最低的英语班学起。
第一学年走下来，靠着老师们在基础课上不懈的拉扯和帮助, 小李的总评勉强是个C，感觉还看得过去。家长来开家长会，表示孩子现在周末不出去玩了，看上去是在家里做作业，状态似乎不错。可老师们心中却仍有疑虑，这才学了一年，下一年看看情况再评论。
升上高二，学科难度加大，老师们头更大了。各科老师们都发现，有时看不到小李的作业了。负责的老师找到他催交作业，答案都是“下次一定”。不交作业的小李，学习表现仿佛直线下垂的股指。尤其是英文课的表现，小李不仅还在最简单的英文班吊车尾，单词听写正确数从每次对20个到跌成了对5个。某老师语重心长地跟小李说：“你可要在学习上多花精力啊孩子！”小李理直气壮地回应：“我每天都在学习啊，您不是总说要在‘做中学’，生活就是学习啊！”。
某老师这一回合吃了瘪，很愤懑：到底是谁教会了小李逆练约翰·杜威的理论？不好好搞学习，难道上清华上哈佛靠摇号吗？又仔细想想，小丑可能就是自己和同行。毕竟在招生简章上，好些国际学校都写自己的教学特色是“项目制教学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实践活动，拓展跨学科知识，学以致用，帮助学生培养解决生活中真实问题的能力”。小李的确牢牢记下了“生活中”三个字，但生活似乎变成了他放弃知识学习的借口。有一种对应试教育的批判指出，这种让学习占据了青少年几乎全部时间的教育方式已经将知识和生活变得对立起来，那么在强调“先进”育人、综合发展理念的国际中学里，知识学习的位置又该在哪呢？
小李每天都穿梭在各种活动开大会，人看上去总是很忙。在学校里，根据选课情况，学生每天约有4节1.5小时的学术课程和2节自习课。除去学习时间，学生每天都配有固定的社团活动时间，每周一次书院集会，每月一次大型学生活动，每年一次全球/国内旅行项目。琳琅满目的活动令小李和同学们目不暇接。走在校园里，学生们见面第一件事，都是在问“你最近在搞什么活动？海报画完了没？台词背完了没？”若是被老师碰见，就大喊“正忙着搞活动呢！没空跟您聊！回见！”
学校的研学旅行开始报名，小李二话不说，立刻五星级酒店定起来，召集同学们每天开会讨论，很是积极，吓得老师赶紧阻止“你招呼大家订这价格的酒店随行老师没法开票报销啊！低调点儿吧！”
办活动的热度就持续了一阵子。渐渐地，小李不仅作业没做，会也懒得开了。偶尔有老师遇到他，抓住他问研学旅行有什么收获，小李就支支吾吾搪塞下然后迅速逃跑。再过一阵，偶尔老师们连小李人也看不到了。时不时的，小李总是抱恙，需要请假在家休息。
国际学校里并不止有一个小李。不论怎样类型的国际学校，每年都有学生因为参加了过多的课外活动，导致学习时间被挤占，最终成绩很不理想。整个学期，学科老师们战战兢兢，嘀嘀咕咕，一边纳闷小李到底是怎么了，一边担心小李到底会挂在谁的手上，谁需要给他需要补考。
学科知识固然重要，身心健康也不可小觑，这在国际学校老师们心中已是常识。在笔者从业几年的经验里，每年遇到不少进入国际学校的学生，都是由于孩子在公立学校无法面对应试带来的压迫，或者是家长求学时受过唯分数论的苦，不想让孩子继续受苦，才决定转投国际学校。同时，国际学校也在办学理念中特别强调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这是老师们在工作中必须优先关注的。然而在以“服务”方式搞教育的国际学校里，处理学生的问题不只是育人，也是老师、校方、学生、家长之间的周旋博弈：“学生的课虽说是落下了，但万一追讨学习欠债施压太狠，学生精神吃不消，又要摆烂。家长找过来，师生要反目，还要班主任导师出来调停，更加不划算。归根结底，学习还不是学生自己的事儿，自己都不惦记，谁替你惦记？强扭的瓜不甜，自己就别咸吃萝卜淡操心，赶紧收拾桌子下班回家。”
终于到了期末考当天，老师们发现，谁的考场上都没看到小李。问教务，才知道他又病了，根本没来学校。
老师们了解了小李的情况。小李曾经也是应试教育中学里的学生，在当时的学校里，由于考试没有取得优秀的成绩，他曾经遭受过老师的歧视，身心十分受挫，一度无法继续学业。小李本人的遭遇和小李家庭的选择反映了家庭对应试教育的无声控诉。社会和家庭都呼吁教育摆脱应试教育的窠臼，呼吁教育从业者和学校尊重学生个性发展，还学生温和包容的成长环境、平等的师生关系，以求得身心健康和长久发展。也正由于对应试教育的失望，小李的父母下定决心，放弃高考，转投国际体系。他们觉得，国际学校走“小而美”的道路，办学理念注重孩子的身心发展和品格培养，应该能还小李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除了本就目标是海外升学的家庭外，国际学校招生常见的宣传关键词“自驱力”“以学生为中心”“社会情感学习”吸引了一拨和小李家长一样，不想让孩子再受应试和高考独木桥之苦的父母。他们希望通过增加教育支出，获得有针对性的专业支持，让孩子找到学习的动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学生是中心，但学生在学校一直缺课不写作业也说不过去。学科老师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商量着决定采取“话聊”方法对小李进行苦口婆心的劝导。主要目的就是劝孩子学习，先尽力干预，实在不行再找家长。
面对老师的劝导一开始小李的确做了些改变，但两天之后一切如常，作业又消失了。开教研会时，学科老师们自嘲，小李这是搞“差别攻击”——看心情完成一些作业，忽视另一些作业。国际学校学生最基础的英语课成了小李“差别攻击”的主战场。一天英语课上，小李背着手坐在最后一排，盯着老师。老师走到他面前问：“你的材料呢？”小李不慌不忙的回答：“忘带了”，继续背着手，盯着老师。老师和小李眼神交互，仿佛叶孤城和西门吹雪两大武林高手，站在紫禁城之巅，无招胜有招。与学生短短的对峙却英语老师感到了彻底的无力，只能心内苦笑：“发火就是自己输了，自己伤身，学生的课本这礼拜也拿不回来，何苦？我先调整心情，还有其他想学的孩子等着我上课呢，咱们期末再算总账。”
03. 两难的“管”
服务业化的师生关系
期末成绩一出，小李果然成了教研会讨论的对象。学科老师、成长导师、升学指导纷纷列席。国际学校对学生的成长规划是个案式的，一个学生就是一件产品，需要多位老师在不同方向上的协作打造。学科老师和学部老师负责盘点学习和成绩情况，成长导师或班主任关注学生个体成长，进行德育教育、发布通知和协调家校沟通的工作。与普通中学相比，具有国际学校特色的角色的是升学指导，这个角色一般拥有大学知识和职业生涯规划知识储备，在平日和学科老师配合进行学习规划和综合能力“挖掘”，在高三申请时帮助学生选定申请院校，全程辅助大学申请工作。尽管海外高校注重学生的多面发展，但也对学业有底线要求。在三方的配合下，被目标大学录取的学生会直接进入国外大学就读，如果语言水平不能直升大学，则会进入大学预科就读，满足预科的学业要求再升入大学。如果语言水平和学术成绩均达不到要求，则很难被大学录取。
三方巨头聚在一起，大家给小李来一次“三方会诊”。英语老师很发愁，说小李再这样下去是真的会没有大学上了，很可能只能上国外预科，没办法直升大学。勉强上了预科，到了外国听不懂课怎么办？挂科太多会被吊销签证的！外国人真的不讲情面只讲道理！
升学指导李老师也很发愁：“看看隔壁学校申请结果，录取美国前50名学校的有这么多学生，前30名也有不少，现在这升学竞争真的很激烈，我们也是要靠成绩积累行业口碑啊！”的确，对于一所新兴国际学校来说，录取率也是学校得以在教育市场上长期竞逐的资本所在。
升学指导赵老师接过话茬：“结果是重要，但学生不爱学，咱也没办法。我在以前的东家代英语课，上课也就一两个学生听。但我还是得捏着鼻子备课，就是为了那两个想学习的孩子！”
成长导师也打开了话匣子：“我也想约他家长谈谈，但每次都说太忙不来。要不就是小王她家那样儿，每次开家长会她家长都说 ‘请老师多督促’。我嘴皮子都磨破了，她也得听啊！我也不能24小时看着她是在写作业还是发呆！”小王的情况和小李类似，在老师们看来，这类学生普遍学习意愿弱，其中一些甚至还被怀疑“有学习困难”。家长指望靠学校老师施展权威，唤起学生的学习意识，从而提高成绩，但老师的劝说和批评都不起效。
老师们说着，个个心内五味杂陈。想到自己的付出和委屈，很难过，但又觉得哪里不对劲。终于，经济学老师缓缓道出：“以他们家的财力和能力，安排个出路还不是绰绰有余，咱操心啥？”
老师们恍然大悟，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全身通畅，纷纷对经济学老师的话表示同意：“孩子只是成熟得晚，等到以后理解老师的苦心，就知道学了”。“我们以前见过不少这样的孩子，你们看，小李和同学们做课外活动，跟人相处还是很不错的，也没有在社会上学坏。小王这样的资质和性格，以后也可以做自媒体啊。我们在升学规划上让他扬长避短吧。”会议在欢快的氛围中结束，老师们得出结论如下：皇帝不急太监急，老师着急没意义。富家子弟不在意，小丑就是你自己。
老师们的地位是尴尬的。对于作为他们“客户”的中产家庭而言，老师自认为只是服务提供者，在力图摒弃传统校园里师生等级关系的国际学校，他们并不能对学生“施加管理”或“强迫”他们做任何事。在市场化的办学定位和国际化教育体系的对施教者的要求下，学生的学习反而成了老师们管不起、躲得起的存在。
老师们把所有未交的作业、未出席的考勤记录，和满篇F的成绩单整理齐全，提交给小李家长。家长一看成绩单，傻眼了：在家搁屋里坐着学得好好的，这可咋办？暑假过了就要申请学校了，老师，我们孩子还有大学上吗？
04. 讨论
国际中学里尴尬的“成长”
应试教育曾经给缺少阶级上升渠道的国人带去希望，但也带来诸多弊端和争议。以高强度练习和高压管理著称的高考工厂被认为是“唯分数论”的帮凶，是扼杀学生身心健康和创造力的刽子手。与高考工厂对比，一线城市中可以实施素质教育的学校成了向往之地，例如王铮校长挂帅时的北大附中实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学生在学校可以自由修习丰富的课程、参与校园议事，并和导师以亦师亦友的关系交流探讨。在头部国际学校的“宣传喜报”里，这些申请上全球名校的学生，不但有优异的成绩，还见多识广，有丰富的社会参与经验，完全超越了常被指认为应试教育产物的“考试机器”形象。
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将一种“国际化”的教育体系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就能成功打造出这样一批更加符合“素质教育”理想的精英。在这样的学校里，老师不再是施加规训的对象，而是变身成服务的提供者——他们被要求关心学生的情绪、珍惜他们的天赋、放弃以成绩和分数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并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最自由的环境和最优质的支持资源。国际中学的创办者们纷纷承诺，这种角色、环境和实践的调整必然会使得学生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无痛苦”地完成从青少年到成人的转变。
国际学校的办学理念与目标大学的录取方法看似区别于单一的应试考核模式，但事实上却向学生设置了更高的“自我负责、自我经营”的要求。学校通稿里的优秀学生，全都是所谓的“社会胜组”。他们升入世界名校，在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上始终自主自觉地掌握着航向。即便对于生长于优渥家庭的学生而言，这也并不是一条“不费吹灰之力”的路。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实际上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去学习知识、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对“自我”进行投资。聚光灯下，作为“胜出者”的他们不但成绩优异，简历上往往还附带了许多“影响力”事件，如比赛获奖、第三世界志愿者扶贫、拍电影、搞发明。即便这看上去不过是一套自我包装的量化游戏，但投入游戏中的国际学校学生们依然需要克服障碍、打怪通关，在一条与应试体制不同的道路上实现自我成长，最终转变为一种国际教育体系里打造出的“新精英”。然而这样的教育经历与国际学校里最初承诺的所谓“最大化的快乐”并不兼容，当分数不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尺，这甚至会要求更加自律的时间管理、更具规划性的校园生活、更密集的学业与非学业劳动投入。许多渴望逃离传统应试体制的学生怀抱着“成为未来国际人才”和“快乐成长”的双重目的走入国际中学，却发现自己其实游走于相互冲突的期待之间。像小李一样，他们对于如何在这套新兴教育体制中“取胜”并没有充分的身心准备，也没能掌握这套自我塑造的游戏的攻略和技巧，反而让升学之路岌岌可危。
国际学校的师生关系看起来更为人性化，事实上却要求学生对这段关系有更明确、更为工具化的预期，教师的责任更像是在提供迎合学生和家长需求的“服务”。在这种日益“服务业化”的师生关系下，教师的做法必须让作为“客户”的学生及其家庭满意，而不能用“步步紧逼”的方式给学生带来压力或痛苦。在要求学生完成学业任务这件事上，国际学校的老师们身上似乎既没有传统教育体制对“教师”赋予的道德要求，也失去了强迫或压制学生的权威。出于“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劝导、干预常常是徒劳枉然。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之下，学生的成长也变成了一项更加私人化的事业。与那些将规划、经营的策略发挥到极致、高度自律的“社会胜组”不同，由于失去教育权威和规则的束缚，在升学的铁锤砸下来之前，“小李”们一直在一个宽松、舒适的环境里自我放逐。与“小李”们的互动相处，老师们只能自嘲是古时提供无条件关怀的“伴读书童”。对小李们而言，这样的中学生活自然意味着当下暂时的愉悦和快乐，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正在一个新型教育游戏中悄然滑向深渊，成为潜在的“失败者”。
笔者作为国际中学从教者的观察是，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的家长的确希望兼顾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个体发展，但面对高等教育的前途，鲜有家长会斩钉截铁地说上大学这件事不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大学都没有放低对学生的学业表现要求：在普通中学高中部，高考分数是最重要的指标。在国际学校，分数被更为复杂的综合评估录取体系所替代。当附着在传统师生关系中的权力等级和道德要求都被一并摒弃，事实上也将所有的成长的责任都转移给对“自我负责”这件事可能仍旧懵懂的中学生。毋庸讳言的是，国际学校里也产出了大量“伪精英”，他们贫乏得只剩下家庭的财力，为了给孩子“走向国际”的道路兜底，不可告人的入学舞弊与家庭捐赠也偶有发生。然而对于这些被阔绰家庭一路托举的孩子而言，成长——无论是作为不同教育体制设下的任务，还是作为自觉的主体转型——都离他们又近又远。
注：
【1】原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v411E7ZB?share_source=copy_web
【2】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blB7VQBvVRWMSH-aGLY5g
【3】参见：http://edu.cnr.cn/pdtj/yw/201403/t20140313_515064088.shtml
【4】参见：http://edu.sina.com.cn/ischool/2019-11-11/doc-iicezuev8538680.shtml
【5】参见：https://admit.washington.edu/apply/freshman/holistic-review/
【6】参见：https://zh.keystoneacademy.cn/news-and-events/news/news-details/~board/news-archives-cn/post/one-for-the-history-books-how-history-gives-jack-he-food-for-thought【作者简介】高槻Queen，基层教育工作者和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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