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厭女的天真式理解

「厭女」是一個飽滿的字眼。它越來越常在社交媒體出現。

本文著重於厭女這個概念的意義、使用以及目的。有些議題過去鮮少被分析哲學家（包括女性主義者和其他）討論，但結果它們卻有著豐富的哲學意涵、心理學上的複雜性，以及政治層面上的重要性。因為上述與其他原因，我們應該從此刻開始給予厭女更多的注意力。

但有些人可能會好奇這樣的說明有何必要，以為「厭女是什麼」這個問題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根據一種如字典定義般、對這個詞的常見理解（我把它稱作“天真式理解”）──厭女主要是個別主體（雖然不一定總是，但大部分時候是男性）所擁有的一種屬性，他們傾向對任何與每一個女性，或至少一般性地針對女性，感覺到仇視、敵意或其他類似情緒，僅僅因為她們身為女性。也就是說，一般認為，單單藉由聲稱某人是女性（無論個人或集體），且不需要考量某人特有的其他特質，一名厭女者就會產生或被激起這樣的態度。在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情況裡（換句話說，少數的例外是可能的，例如當極少數的女性得以成功驅散他的敵意時），當這樣的宣稱結合了個人主體對於女性所抱持的背景態度，例如將女性視為令人作嘔╱厭惡╱恐懼的，或無心智的性物件，理應就足以激起他的敵意。因此，厭女的態度透過它們的心理本質和基礎──也就是它們「深層的」或終極的心理學解釋──獲得整合，而根據一個文化包含與餵養厭女者以及它受厭女者支配的不同程度，該文化就有可能是厭女的。

這種對厭女的天真式理解在某些方面太過狹隘，在另外一些面向上，目標卻又不夠明確。儘管我們應該將焦點置於與敵意有關的態度上，但我們也應該同意這類敵意的攻擊目標只包含特定的女性，或至少是特定類型的女性，不然的話，依據道德心理學中關於敵意與仇視的某些特定老套說詞，厭女的定義就會讓它在父權社會的情境裡──厭女的原生棲地──變得罕見。這個天真式理解也無法瞄準這類反應中的子集合：也就是那些父權意識形態的副產品，而在此它們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因為，儘管厭女經常看似個人化，但它卻最適合被理解成一種政治現象。我們應該將厭女理解成一個在父權社會秩序下運作的體系，它的目的是監督與執行女性的臣屬角色，並維持男性的支配地位。

厭女主要是整體社會體製或環境中的一個屬性，女性在其中比較可能遭遇到敵意，因為她們是身處於男性（也就是父權）世界中的女性，而且被認定未能符合父權的標準（也就是得以在這個環境裡立足的父權意識形態信條）。正因如此，厭女敵意經常會選擇性地針對某些女性，而非瞄準所有的女性。個人主體可能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懷有這些敵意，針對他們的態度和行動所提出的完整心理學解釋，也可能非常不同；或者另一種可能是，這類敵意的根源是出自於更廣泛的社會制度裡的行動、慣習和政策。這些敵意之間必要的共同之處，則是它們「社會兼結構」上的解釋：粗略地說，它們必須屬於一個體制的一部分，這個體制監督、懲罰、支配並譴責那些被父權視為敵人或對父權造成威脅的女性。

當像「厭女」這樣的詞受到質疑時，我們如何能夠解決這些和它的意義、使用方式及指涉有關的問題？針對如何一般性地回應“X是什麼？”這類問題，社會哲學家Sally Haslanger就三個不同的主張提出了一個有助益的區別：

（1） 「概念性」（conceptual）項目涉及了調查我們（也許是「我們」，也許是「他們」）對X的普遍性概念，通常是藉由運用演繹方法，例如反思平衡和概念分析。

（2） 「描述性」（descriptive）項目涉及調查這個詞語的延伸，也就是X這個詞彙在世界上通常會用於指涉什麼，或被應用於什麼事情之上。同時我們會問：這個主題的標准或相對不具爭議的範例之間，是否有任何特殊的共通之處？若有，那是什麼？若有，在鄰近的範疇內最自然且重要的屬性是什麼？因此我們會立即提問，當人們使用該詞彙時，他們通常看起來在說什麼？基於這個原因最為重要，因此這類項目將會必須包含實證，亦即歸納式的調查。

（3） 「分析性」（analytical）或「改良性」（ameliorative）項目則試圖制定一個概念，使它最為符合該詞彙存在的意義。我們會問，討論X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這些目的是合理或有據的嗎？如果目的超過一個，哪一個最重要？考量這點，我們是否應該把一個現有的詞語強行拆開，或把幾個不同的詞語歸併在一起？我們要如何找出一個整體的概念架構，進而能夠為解放性的政治目標，以及其他有價值的項目提供最多支持？

因此，改良性（或「分析性」）項目需要主動決定我們的文字要有什麼意涵。同樣的，如果我們想要改變這個世界，我們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將其概念化。當我們的討論對像是社會活動和實踐時，更是如此：作為社會的、有自我意識的生物，我們會遵守受到我們的基本概念、範疇和圖式所保護的規範，而當涉及他人時，我們傾向於執行那些我們不加批評的規範和期待。因為上述這些與其他更多理由，改良性項目對於社會進展來說相當重要。

在此脈絡中，Haslanger為這三個取徑所做的區分很有用，甚至相當關鍵。除了至少有意識地追求這三種不同路徑中的其中一種，我們很難找到其他方法，以在此獲得方法論上的立足點。但同時還有一個有所幫助的作法，便是認可（正如同Haslanger自己隨後所承認的）這三種項目也有可能互補，至少在某些情境裡如此。比方說，一個人可能最初並不是因為擁戴傳統的演繹方法而投入一系列的概念提問，而是為了要了解一個詞語的天然目的，亦即它最適合的用法，或──以一個譬喻來形容──它的工作內容描述。這些目的隨後可能會被質疑，而這個詞彙的意義會在此基礎上得到協商。

描述性項目也可能必須做出類似的語意選擇。一方面來說，不同群體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該詞，例如用來涵蓋不同類型的案例，或是有著較為狹隘或廣泛的應用範疇。有鑑於此，我們可能必須要判斷，哪一種語言和社會社群應該被視為權威性的。這可能經常涉及一些價值上的考量，包括政治價值，至少，從一開始我們似乎就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去排除政治價值。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前兩種項目如何可能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第三種，至少當我們抱持著特定的精神投入其中之時。在那樣的脈絡下，我將先進行概念性及描述性的思考，而最終的目標則是為「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厭女」提出一個改良性的建議。

某些人很明顯地接受了對厭女的天真式理解；根據該定義，厭女主要為個別厭女者們所擁有的一種屬性，他們傾向因為女性作為女性──也就是因為她們是女性──而一視同仁地，或至少非常一般性地仇視她們。此外，如果他們要被稱為真正的厭女者，這些主體可能也必須在心中藏匿著這股恨意，好提供一種深層或根本的心理學解釋。

但是，對於厭女的天真式理解有著嚴重的限制。某些限制是在於認識論上的考量，因為隱藏在個別主體的態度背後，所謂的深層或根本的心理學解釋，經常是無法被探知的，所以，天真式理解將可能導致厭女變得非常難以診斷。這尤其會使得女性相當難以認識厭女，這也表示，面對她們所可能遭遇到的厭女時，女性將可能被奪去必要的資源，使她們無法獲取與厭女錶現形式有關的知識，以及合乎情理的見解，也無法在那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正當的主張。故對於受害者來說，這個厭女的概念實際上將等於無聲。

有鑑於厭女的意涵可能扮演著某種概念性的角色，用以揀選出以性別為基礎的壓迫中最富敵意、最為有害的面向，這有可能會讓女性失去一個合適的名稱，可用於稱呼那些她們可能遭遇到的強敵。若考量到其他相關選項的明顯不足，情況便越發如此。還有什麼其他的字彙表達了類似的，或蘊含相近道德重量的性別特定概念？ 「性別歧視」這個詞彙一開始可能會浮上心頭，但是該詞彙缺少了「厭女」所有的敵意氣味。因此，我們面臨了讓「厭女」這個詞彙逃離我們的風險。

讓指控厭女變得難以執行，這還會造成另一個重要卻較不明顯的成本：它會讓那些遭控為厭女者但其實無辜的人難以獲得公道。

然而對厭女的天真式理解所帶來的問題並不僅止於此，還遠遠超出這些認識論上的考量。除了讓厭女成為一個在心理學上，以及進一步在形而上學方面晦澀難懂的現像以外，這個理解無法包含其他解釋。

何以如此？我們可能以為，厭女至少有著在典型的父權情境裡往外蔓延的潛力，但在我們採用了天真式理解的情況下，我們如今便很難理解那是如何形成，以及為何形成。我先就我所理解的父權社會秩序、關係和角色的本質進行一些說明，將有助於我們了解這點。 （希望我無需多說──我要做的，並不是就它們的複雜社會學概念來進行完整討論，而是就一些有用且並不太具爭議性的基本內涵進行說明。）接著我便將能指出，對厭女的天真式理解，基本上會讓厭女在父權秩序裡變得毫不普及，而我認為父權秩序乃是厭女（最）自然而然發生的情境。

我認定一個社會環境乃是父權的，假如某些類型的製度或社會結構不僅在這個環境裡擴散，也在其中享受著──比方說，來自國家和廣泛文化來源的普遍支持，例如物質資源、社群價值、文化敘事、媒體和藝術描繪等等。這些父權制度在物質內涵、結構以及社會特徵上會有大幅差異，但它們都會將女性置於一個臣屬於某個特定男性或身處此制度內的男性們的位置，因此（基於同樣的理由），根據他們的性別（以及其他相關的交織因素），後者之於前者有著支配性的地位。

在我們繼續討論前，有三個較為微妙而不明顯的論點值得一提。第一，臣屬（subordination）不是一個成功的用詞。若依照我希望的方式來理解臣屬一詞的意涵，它可以是某種社會壓力，意圖將女性規範在特定的位置，但這個壓力可能偶爾會被擊敗，或甚至被取消（當然也可能被對立的社會壓力抵消，因為其他以階級壓迫為基礎的體係是和性別與其他因素互有交織的），而不一定能夠「成功」。第二，某些父權結構不僅僅是男性特權的堡壘，它們更純然屬於男性，或大幅地由男性所支配。然而，我認為一般而言，這些結構需要其他來自父權結構的支持，在這其中，女性因為她們所被交付之服務工作的獨特型態而被放置於臣屬的位置（且不僅僅只有一時）。第三，這些支配與臣屬的關係對於特定的父權結構與身處其中的個人而言，往往非常局部。再一次的，有鑑於權力關係的交織性──這依照種族、族群、階級、性和殘障程度而產生，認知到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個男人可能身為他所在領域的主人，但在其他脈絡裡卻是臣屬的、被剝削的，或被邊緣化的。因此，一個男人並不需要（而且通常也不會）被放置在一個得以支配所有和每一個，或甚至大部分女性的位置上，他也仍然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完整運作中的父權家父長；他只需要在面對某個或某些特定的女性時佔有支配性的地位就好，而這通常會是在家庭或親密關係裡。從此意義上來說，父權的意識形態──我將緊接著討論由其所決定與控制的社會關係、結構和實質性角色──可能也需要所有或絕大多數的男性扮演家長，並支配某個或某些女性，以遵守它的整體規範性願景。

然而，在一個父權文化里，性別化社會關係的階級本質可能會與女性處於其中臣屬地位時的實質性內容產生衝突。以某些女性氣質角色的照顧工作類型為例，當女性不只被交付執行某些特定的情緒、社會、家務、性和再生產勞動，更被認定要同時以一種充滿愛與關懷的方式，或滿懷熱情地執行它們時，父權的規範和期待便必須低調而安靜地操作，它們的強迫性質最好不要明說。父權意識形態獲得了一長串機制的支持，以服務這個目標，包括女性們對於相關社會規範的內化、對於女性獨特氣質和偏好的敘事，以及將相關照護工作定調為可以帶給個人滿足感、對社會而言有其必要、在道德上有其價值，並且是「酷」、「自然」與健康的（只要是由女人來執行它們）。女性遵從這些相關的社會角色時，理應要盡可能地看起來自然，或看似是自由選擇的結果，例如幾個最明顯的例子便包括了充滿愛意的妻子、奉獻的母親、「酷」女友、忠實的秘書，或好的服務生等等。女性氣質的非正式角色亦同，例如女性經常要作為家庭、工作場所或公領域內的情緒下屬，且從事相關工作。然而，整體而言，這個無縫的表象幾乎必定是迷惑人心的，因為，一旦這些「軟」社會權力形式顯得不足以維持它們時，或多或少便會有一些隱晦地帶著敵意、威脅和懲罰性質的規範執行機制隨侍在側，或在背景進行操作。這些機制對女性帶來的後果大不相同，從造成生命威脅的暴力，到微妙地不表贊同的社會訊號皆有（例如當女性和她們的男性同僚一樣，在人際互動中表現直接或不輕易道歉時，人們會不自覺地暗暗吃驚）。厭女的運作精髓在於，這些強迫性的執行機制對應著父權規範與期待，以及它們所管理的社會角色。

但首先，為了理解為什麼當厭女和厭女者的天真式理解受到採納時，厭女便會在父權情境裡變得罕見，可以思考以下這點：在一個典型的父權情境裡，為什麼任何特定男性會對女性普遍地、甚至非常一般性地懷有不滿，無論他們之間的關係為何？相對的，我們反而會期待，即使最蒙昧的男性也能被某些女性所取悅，亦即那些友好地為其利益服務的女性。對這些女性抱持敵意不僅僅會帶來雙重的問題，包括在個人層面上顯得無禮，在道德上亦令人反感，同時，這也會在基本的道德心理學層面上顯得非常奇怪。直言不諱地說：如果有個女性不僅僅忠於本分，而且還滿懷愛意地迎合他的慾望，那麼，到底還有什麼好厭的？

當然，在一個典型的父權情境裡，若是這些女性剛好終究令某些男性失望了，他們可能會對自身實際上接觸過的大多數或甚至所有女性抱持著敵意，但是這無法導向一個普遍性被量化的真實主張，或甚至一個真實的、較不嚴格的概化。至少從一個心理上和社會上合乎現實的情境而言，這些量詞理當包括任何一個或大多數這個主體可能遇見的（個別）女性，而這仍然是不可能的。一個類比是：一個人即使對他一生中曾經去過的所有或大多數餐廳感到失望，他也不會就此普遍性地仇視所有或大多數餐廳。也許他剛好運氣不太好，也許他的選擇有限，或受到了挫折。當有一間餐廳是專門設計來取悅他的，亦即迎合了他所有的興趣和胃口時，若他仍仇視這間餐廳，這很難不令人感到驚訝。

對厭女的天真式理解是不恰當到無可救藥。對於這唯一一個（如我們很快會理解到的）越來越常被用於指涉一名女性需要為其命名的問題的字眼來說，這是種浪費。這個詞彙最初就是為了因應這個目的而被創造出來的──由十七世紀的英國女性主義者所創，用以反擊文藝復興青年Joseph Swetnam對女性做出的道德「毀謗」，而這導致如今反女性主義者不經意地挪用這個詞彙並過濾掉它的政治意義一事，顯得更為諷刺。根據天真式理解，厭女基本上成為一個太過心理主義的概念，它建立在一種恐懼症或深層厭惡的模式上。它成為一種心理學上的不健康或不理性狀態，而非社會權力關係的一個系統性面向與一個可預測的表現形式，以用於顯示出主宰它們的意識形態：父權。

在此，我們可以藉由提問而重新開始：考量前述內容，我們自然而然可能期待的厭女會是什麼樣子？換句話說，那股導向女性的敵意和憤怒（就算不完全是，但至少一定程度是因為她們的性別），它們之下的天然基礎會是什麼？而其中哪些可以用來理解，厭女如何作為父權意識形態的面向或表現形式之一？考量到父權文化里某些女性的社會角色是作為提供男性注意力與關愛的臣屬者，這指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明顯可能性：若察覺到女性反抗、破壞了用以定義這些社會角色的規範和期待，正好便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引發這類反應。還有什麼可以比從一個體貼而關懷的臣屬角色叛逃這點，為敵意和憤怒提供更天然的基礎？我們可以預期，這會讓典型的性別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男性）同時感到被奪權與被忽視，而從情緒上來說，這個組合可能會招致大禍。

模擬一個簡略的實例可能有助於我們思考。想像一個人在餐廳裡，他期待自己不僅要獲得恭敬的對待──顧客永遠都是對的，他所點的餐點更要被殷勤地奉上，還要伴隨一個笑容。他期待餐廳令他感覺受到照料且與眾不同，同時他的餐點會被送到面前（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有點弱勢但同時又富有權力的位置）。現在，想像這個客人感到失望──因為他的服務員並沒有在服務他，雖然那是因為她正在招呼其他桌的客人，或者，也許她看來像在懶散地四處閒晃，或單純在做她自己的事，因為不明原因而忽視了他。更糟的是，她可能看似在期待從他身上獲得服務，使兩人的角色發生了令人困惑的反轉。不論哪一種情況，她表現出來的舉止態度都不是他在這類情境中所習慣的。我們很容易能夠想像，此人會變得迷惘，進而怨懟；我們很容易能夠想像他用湯匙敲擊餐桌；我們很容易能夠想像他的挫折感爆發。

很顯然，這只是一個簡略的例子，但我認為這確實為進一步的闡述和延伸奠定了一個大有可為的基礎；我們第一次看到了一個容易理解的情況，關於近似仇視和敵意的態度可能如何被激發出來，同時因為女性的性別以及──在此案例裡──因為認為她破壞了父權的規範與期待。此外，如果我們同意這是一個有效的例子，這例子也告訴了我們，厭女不必是什麼。一方面來說，它不需要針對所有的女性，相反的，它可以只針對特定的女性，例如那些被看作不服從的、怠忽職守的，或違反規則的女性；另一方面，這個模型終結了一種想法，亦即認為厭女和性渴望從某種角度來說並不相容（儘管怪異，但如我們所見到的，這個想法並不是沒有人擁護）。

這個模型也針對某些典型的厭女攻擊目標和受害者提供了初步的預測。前者將囊括那些被認定不稱職的女人──性別理念的叛徒、壞女人和「難以控制」的女人。因此，厭女的受害者經常會包括那些進入了之於男性而言具有權力和威信位置的女性，以及那些避開或選擇逃脫以男性為依歸的服務角色的女性。在這其中，一個自然的攻擊對象就會是女性主義者（驚訝）。

事情正是如此。厭女者可以愛他們的母親，更別提他們的姊妹、女兒、妻子、女友和秘書。他們不需要恨所有的女性，或甚至絕大部分的女性；重要的是，他們傾向於恨那些直言不諱的女性。

毫無疑問，某些人會抗拒我剛剛所提出的想法。某些人可能會堅持，厭女必須是因為女人的身份而仇視她們，而且沒有進一步的原因，故而厭女不能只是針對某些女性。但我找不到什麼理由來支持這個概括性的堅持。而我懷疑，它的基礎來自於無根據地假設厭女必定與最常被預設的（雖然在歷史面向上往往並不正確）反猶太主義形式十分相像，而反猶太主義顯然針對的是整體所有的猶太人民。但是，為什麼這種壓迫形式就該被視為標準範本？為什麼我們無論如何都該接受這個，讓我們這麼說吧，“範本中的範本”？以性別為基礎的壓迫可能在某方面自成一格，或者它可能為其他形式的壓迫提供一個有用的範例，

無論如何，把父權意識形態的目標看成清除世界上的女性，或是從某種直觀的角度來說，將女性放逐到貧民窟，是不太有意義的。女性被徹底整合入典型的父權家戶之中，被賦予各種關鍵的家務、社會、情緒與（異性戀）性服務工作，這樣的女性對於支配者而言有太多用處了。這使她們變得不可或缺，甚至也無法在空間上被隔離，因為這會讓她們無法為支配者的需求和利益提供服務。

雖然厭女的攻擊目標會因此變得不是所有女性，但幾乎每一個女性都有可能受到厭女者的威脅和懲罰。因為有一個可能，在於除了被認定或實際對父權規範與期待造成破壞以外，還有單純象徵性或代表性的破壞，而一個女性會被迫為其他女性可能的罪責付出代價。

更廣泛地說，厭女的控制可能也超出了它所及的範圍，因為它的企圖乃是藉由將某些女性看作其他人的替身或代表，遂行「打沙包」（punching down）的作為──也就是仗著她剛好在那里或可能缺少資源（例如在親密伴侶暴力的脈絡下），故而在她身上發洩來自他處的挫折感，以重建父權秩序。

最重要的是，小小地破壞規則可能會被不成比例地放大，然後用來暗示一名女性的人格中有某種必須被譴責的東西。他人可能聲稱她違反承諾、說謊，或背棄了「她」那一部分的協議，因此她強烈地不可信賴、欺騙他人、不負責任等等。如果我們努力搜尋，我們經常可以在一名女性的行為裡找到一些（或多或少）名義上支持這類抱怨的基礎，但被違背的承諾和未完成的協議卻是父權體制以她之名所進行的不正當作為。

本系列文刪改自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