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所有真实的瞬间

活着是为了触及一个真实的瞬间。

凝视，记录、感受、怀念。除此之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得到那一刻作准备，是在虚度。

我尝试写下每一个类似真实的瞬间，从它们当中找到最真的部分，最终构成我的故事，属于我一个人。

我总是看见其他人在虚假的世界中舞蹈，当他们记录每一刻社会期望的人生瞬间的时候。比如结婚、生育、获得学位和职位。大部分人和事件都是假的，大部分经历，大部分建筑与人类文明。

要在这个世界上构建一种真实，这不容易。真实是我的对抗。

但它是唯一让我们快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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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见如故，这句话是从第三个人嘴中说出来的，他听不懂我们使用的语言，但他却说，你们看起来就好像认识了很多年，可这只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那天下午坐在法国餐厅，一只蛋糕、一杯葡萄酒和一条鱼，我们吃了四个小时，对于大部分新认识的人，我们只是互换家乡和职业经历，但是那天我们坐在那里，谈论语言、歧视、文化、年龄、种族和政治立场。

我向他讲述了很多有关我的身份的故事。实际上他是替代了另一个人，坐在我的面前，为那样的身份与经历发声，然后给了我一个自我解释的机会，让我能看见，我过去迷恋些什么，那些未完成的对话是什么、那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宏大背景… 而那个背景下的所有人，都是像他那么想的。

那些容易让我认为产生一些深刻联结的人，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譬如，都在英国或某个其他的国家长大，那种经历就像是一种流浪，反映到他们内心的身份与文化，带给他们和同样肤色的大众群体不一样的文化观点。因为他们都在英国长大，所以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他们身边没有一大群处境类似的人、就像我们成长过程中家乡的那些朋友，他们常常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因而对于原籍国的同伴产生积极的想象。他们通常会讲三种以上的语言，这是西方学校基础教育的缘故，语言从小开始学习比成年后容易得多，成年后总有其他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讨论身份问题，他说到种族歧视，这在我意料之中。我说，如果你没有在国外长大，你仍然会遭遇歧视，会遭遇很多问题，而你走了另一条道路，它仅仅是另一条道路，你会遭遇很多问题，可这些问题不见得更糟糕。比如，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在国内，的确没有另一种肤色的人以种族为名对你进行语言暴力，可是年长的人可能会在家庭集体中对你进行语言暴力。你在他们眼里就像一种玩具，你哭了，他们笑着说，看，她哭了。你笑了，他们笑着说，看，她笑了。相信我，这种感觉并不好。这个世界上不止有种族问题，还有太多问题都比种族问题沉重得多，而谈论他们的声音却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抑制的。而种族问题，无论是在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下，都是被鼓励谈论的，我们已经非常了解它了。

这些想法我本应该在上一次见到他这样的人时说出口，但那时我没有，是因为那时我还不够理解我自己的身份与文化，因而无法为自己发声、无法在聊到种族歧视时发表任何看法，因为和他们比起来，我在国外生活的时间不够长。

在这一天，我尝试总结自己的经验与感受，把它们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表达出了我真实的内心，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对方的理解，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我对他解释他对于留学生的困惑，关于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沿袭国内的说话、社交和饮食方式，然后毕业后就回国，为什么他们难以接受和理解西方文化。这些破碎的现象是由他们从小到大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所在的中产阶级社会阶层所决定的。他并不了解那些我们熟知的事情，这些需要解释，实际上，尽管是在我们这种本科之后才出国的留学生中，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去解释，因为尽管我们都知道事情是那样，却很少站出来放在文化与历史中分析和理解。

这样的话题，我们谈了很多。

我对他说，我来自一个中国偏远的县城，最早的同学，他们来自于一些务工务农的家庭，后来因为地震，我曾经短暂地迁徙到我所在的省会城市，和那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起学习，再后来，我进入了一所私立的寄宿学校，最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县城的一些公立中学。

少年时代，出于家长的安排和自我意愿，各种原因导致我不断地转学和变换城市生活，这些旅程带给了我比同龄人更多的阶层视角来观察身边的人，关于他们的观念、行事方式、人际交往。无论是对于喜欢还是讨厌的人。

后来，我曾经在接受本科和硕士教育的时候，昂贵的学费构成学校的准入门槛，所以我的身边由中国一二线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所包围，他们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又或者来自成都、西安、武汉、哈尔滨。每一个城市都很有名，所以他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不假思索地报出自己的家乡。

而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通常会说我来自哪个省。然后对方会说，他们知道，他们去过这个省的省会城市… 这通常就是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全部了解。我很清楚，他们不会知道我所在的那个县城，所以我通常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不认为有提及它的必要。

我曾经置身他们其中，觉得我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份子，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令我感到舒适的一个集体。他们之中，没有彼此嫉妒，无论是对于阶层更高或更低的人都有一种包容，好像根本就不在意阶层这个身份坐标。

我非常憎恨我在18岁之前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学校环境还是家庭环境都令我无比厌恶，因为它散发着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狭隘气味。生活在那里的人，彼此议论、凝视，所有的话语都充满了偏见和裁决，每个人都像是赤身裸体行走在社会之中，可以被任何人审查，没有任何个人意志和个体空间。不一样的声音会遭到歧视，反抗会遭到压制，投诉会遭到羞辱，优越的条件会遭到嫉妒。

与之相对，那个我憎恶的环境中，那些从县城高考后出去读书的孩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不像我一样在中产阶级的社交网络中如鱼得水，他们曾经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在一流的大学里平平无奇，而曾经用来追求优异成绩所付出的时间导致了个人生活的匮乏，因此不能在新的学校中通过乐队、书籍、电子产品、时装、旅行等话题融入童年和青春时代生活丰富的中产阶级，光鲜亮丽的一切都让他们自卑，所以他们一直和原生环境的朋友保持联系，在假期和毕业后第一时间回到出生地，逐渐相信那才是自己此生最适合的处境。他们是真正的小镇做题家，都来自小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比我有更强的做题能力。

我曾经认为，当我离开那个县城，并在新的环境中得到接纳与欢迎，这证明我本该属于新的人文环境。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么认为，这段时间长到我的硕士学业彻底结束，直到我回国进入职场，开始以另一种视角反思我的生活。

我后来发现，我和那些中产阶级的孩子彻头彻尾就是不一样的，我过去生活的地方更加传统，因此我在初次建立亲密关系失败时遭遇的困惑更加激烈，并且这也在当时令我觉得羞耻。对于亲密关系的文化观念，让我脱离了中产阶级的集体感。我只能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融入那种集体感，其他时候不行。当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时，那是我最不自信的一段时期，那几年我都没有写作，我无法解释自己，我生活在压抑的边缘。

从我开始选择我的本科学位所在的学校，其实就体现了我和大部分同学的分歧。这所学校并不知名，它由一所中国和英国的大学合作创立，当我在县城的高中读书，那时有关出国学习的信息极其闭塞，就算是对于国内高校，我们也没有被科普过如何填报志愿，没有得到任何和未来专业、职业与自身能力、兴趣匹配的有效建议，我们得到的所有意见就是来自父母那些狭隘和刻板的各类职业的看法，以及对于名校的崇拜情结。由于我对原生环境的憎恨，我从高中开始就计划着如何要离开这片土地，而最近的一步就是选择一所有可能性的本科学校。我从那些漫天的学校广告宣传册中找出了一些有效信息，我看见不同肤色的人坐在草地上，大笑，那时我非常羡慕他们，觉得进入同一所学校我就会和他们一样。当然这样的想法太过天真，关于学校的商业操作与实际就读体验，关于种族和国际学生，这些差距都不是我在作为一个高中生时有能力感知的。不过无论如何，我的确在我当时的处境下对如何出走这件事情有很多超越同龄人的规划，我最后是高中的班级里唯一一个实现了自己先前写下的高校目标的人。

这是我的故事，而当我进入大学，我发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和我的故事都天差地别，他们通常是原985选手发挥失常，在意外之下来了这所大学，他们的志愿很大程度上受父母的信息与人脉所影响，他们的志愿得到当地教育局长的指导，有一些身边的亲戚推荐这所学校，我们学校就像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依靠reference和口碑来获得顾客的商业机构。

他们并没有改变自身处境、脱离原生环境的迫切，他们通常都形容自己对未来是迷茫的，不知道要选择什么国家和大学，不知道未来做什么工作，在哪里生活。因为他们和家人相处得非常好、和原生环境相处得非常好。对他们来说，未来出国也可以，留在国内也可以，只是留在国内人太多、竞争太激烈、不太舒适，所以对他们来说，出国体验一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他们来了。

他们闻所未闻也对于穷困处境下产生的复杂人际问题没有兴趣，因为那太扭曲、太令人头疼了，刚从那个环境里走出来的我，对那些事情也没有兴趣，我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过去那些人。

他们也不是完全的富裕，所以会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去完成一些令人振奋的国际旅行，拍好看的照片、打卡美食。这些食物和风景，对于我的原生环境的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奢侈的目的地，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完美无缺，好像他们不配享用，可是这些在同龄人中只是一些人的日常。

你知道吗，在那里，虽然没人说话，但他们会因为你带了一部手机、一个太阳镜、穿了一双耐克运动鞋，而认为你是一个潮流的富裕的人，尽管这些在另一个地方是标配是司空见惯。

带着我突破这种虚假的中产阶级生活幻境的，是我性别意识的进步。

因为你会发现，尽管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性格温和待人善良，她们仍然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在自己的人生中前进、去满足家长以及社会的期望，恋爱，在恋爱中揣测男人的想法，讨好男人，结婚，和男人生孩子，举办盛大的婚礼，红本发在朋友圈，旅行，工作，旅行，工作，化妆。

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所以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反对性别权力的悬殊，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又过于微小，所以也不会在政治层面上去反对主流叙事，所以整个中产阶级在任何时代中都是统治阶层的维稳中流砥柱，他们永远在岁月静好。可是这群女人当中，她们如果是真的岁月静好，那还尚可理解、支持、接受，事实是她们过得并不幸福。她们无法在变美的路径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权，并说服自己享受这种行为。她们接受了男权社会对于女人的设定，并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运转的，她们其实本质上非常悲观，觉得作为中产阶级的自己力量渺小，钱和地位都随时可以在男权社会的犹豫中失去，一方面她们又乐观地以为以现状生活下去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

她们接下来的人生会经历很多关于传统家庭下婆媳夫妻关系的挑战，对于男人的出轨，对于男性在家庭角色中的缺失，即将成为她们生活中最头疼的问题，尽管她们的前辈在上个时代以及上上个时代已经积累了很多相关的案例与经验。

我过去因为学业的关系，交过很多中产阶级女性朋友，我后来发现尽管我是她们的朋友，我们却不是同种程度地容易性别觉醒。她们常常比底层女性更加捍卫现有的白幼瘦女性审美价值观，并通过所拥有的财富资源，大量投入医美和化妆品，从实质上更加稳固了男权经济剥削女人的结果。

我现在发现我和她们已是陌路人，当我再一次回到国外尝试和留学生对话，她们所有的表现，就像是几年前的我们，我发现我已经不再和她们是一个集体，我们之间的隔阂太深，而这种隔阂不仅存在于26岁的我和22岁的留学生，也存在于26岁的我和我26岁的中产阶级女性海归朋友之间。过去的朋友已经不再能理解今天的我。

我相信当26岁的我遇到18岁或22岁的我自己，我们也不会成为朋友，我不会喜欢她们的，我不会喜欢过去的自己就像我不会喜欢那些类似过去自己的年轻人，因为我的价值观已经不止停留在那时那样，我无法和她们交流。

我从思想上不属于传统语境，也不属于亲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中产阶级，所以我想要在未来的创作表达中更多地反映我独特的身份叙事，就像我那在英国长大的朋友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读书、生活的旅程，我也曾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之间迁徙，生活、工作，我也曾在海外学习、工作，这些经历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叙事。

察觉经历之中的微妙之处，表达那些曾被忽略的声音，这是我在文章开头所提及的真实。我们愤怒、无语，有时让人觉得傲慢和孤僻，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敏锐的感知，但这种感知不需要以语言的方式在遇到每一个陌生人的时候让他们理解我的心，只有文字可以承载我理解事物的方式，这种记录并不是为了让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理解我和共鸣我，而是为了表达一种真实。

我对他说，我在旅程中遇到了一些人。我在悉尼的路途中曾和留学生结伴，尽管我此时已经非常了解关于反美役的女权理论，我仍然在实践中遭遇了一种身份困惑。

彼时我刚剪寸头不久，还不太熟悉自己身上这种脱离传统性别气质的形象应该在镜头面前怎样表现。然后我就听到了传统男权对于女人“性感”的啧啧称赞，一个自由男权男性自信地说着他的拍照技术有多好、要帮同行的女性乘客拍照。

于是在镜头前，他一边拍照一边对她说，这样真好看，对，提起裙子好看… 这样做很性感，这样很可爱。

我发现当男人和女人共同认同对女人的这套审美时，这套叙事就找不出任何破绽，就像前面所写的中产阶级女性对于变美和迎合男性的痴迷。他希望她妩媚、温柔，她自己也这么希望，所以她成为了一个小心提起裙摆的脆弱女性形象，就像他对于女性的认知。

所以他很喜欢给她拍照，她也很喜欢被他拍。

当镜头转过来对着我，我和给我拍照的男人两个人都感到了不快。

我摘下帽子露出寸头，他指点着我，对我说戴上帽子更好看。我说不，没有继续对他解释。

他沉默地对着我拍了几张，欲言又止，我感受到了他的困惑和凝视。他希望我表现得和那个女孩一样，摆出一些女性拍照的常用动作、姿势，可是我没有。

这样的事情在旅行中不仅发生了这么一次，有时也会发生在其他女性为我拍照的时候。她们希望我在镜头前表现得双腿修长、腰肢纤细，尽管我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她们认为，这样的审美标准是不约而同的。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虚伪，她们说女性有变美的自由，可是必须要以她们规定好的方式与标准变美，否则就会脱离所有人的预期。

而对于我自己而言，如何在镜头面前表现，通过这样的事件其实也在促使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寸头博主，她们中的很多人化着全妆说自己和外貌和解、和外界评价体系和解，其实并不符合她们自己所说的话、以及我们所相信的女权理念。

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人，更多时候我喜欢分享文字，对我来说文字是更深入更能抵达真实的载体，但在旅行期间我也很爱分享自己的照片，因为那就是我，是我经历的一部分，这部分经历甚至可以在未来成为我的语言、成为证据，在证明我当时的文化观念。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分享生活不等于服美役，在我的观念里，分享寸头的生活，这和我的分享欲相关，和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观念相关。可是人们总是觉得，好像让自己经常出镜，就会自然希望得到对外表的积极评价，或者，分享外表和被人关注外表，这两件事是相关的。

这是我剪寸头以来在社交媒体上遇到的最糟糕的体验，我并不想听任何人对我的评价，哪怕她们提出了一些积极评价，她们说的是：你真好看、为什么头发这么短还能这么好看。其实这背后蕴含的价值就是，寸头是丑的，长发才是好看的。

我最后认为，在镜头面前我不应该考虑表现某种性别气质下的人设，而应该选择最令我舒服自然的姿势。比如，我此时正在攀岩，那我就专注地爬那块石头，而不用刻意考虑镜头前的我自己是否强壮或柔美。我照相的目的是为了记录真实状态，而不是为了让它的观感，放在大部分人的审美观念中被人理解。

我后来对自己的照片，无论是他人还是自拍都更加满意，因为我从那些照片中读到了故事而不是一种面对镜头的紧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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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讲述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我在2023年11月经历的一场网暴，在这场网暴之后，我很少把创作内容发布在任何社交媒体上，当然也有一些原因是我正在进行繁忙的博士申请和一场长达半个月以上的长途旅行。这期间我其实写了很多，关于我的生活，我的小说，我的诗歌，我只是没有把它们发出来，创作是必要的行为，但发表并不是，我并没有特别想要获得的读者。

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完整地重新讲述这件事，我好几次想象我应该如何展开它。我想我应该先把它叙述一遍再加以评论，以便不知情的人了解相关背景。

两个月前，我新建了一个社交账号，在上面记录和分享我关于激进女权的观点，在此之前，我调研了一段时间网络上关于激进女权的观点，总结了大家提出的理论，并把它们写成几篇文章《性别分离：中国激进女权的思考与实践（一）》和《激进女权、自由女权与男权的比较（上）》系列。我在那个新建的社交账号上，会分享我的个人经历，也会分享一些理论性的意见，通过对几个热议话题的讨论，我在关注激进女权的用户中积累了在社群内已经不算太少的关注者。

就像我在文章里所写的，对于反孝、反婚反育等6B4T基础理念，激进女权早已达成共识，所以我更想做的，是去讨论一些我认为暂时还没有共识的事情，比如，激进女权有没有可能在线下发展起来，而不仅限于线上讨论？如果可以，那是在什么条件和环境下可以？在当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简中以外的环境、并且已经取得境外稳定身份的人可以，否则会面临一系列人身风险。

基于我对于激女社群的观察，我还发现大家都正在出国的路上并缺乏相关信息，如我前面的个人经历中，我也曾在高中时期经历过那样的阶段，所以作为一个已经取得海外学位并身在海外的人，我在这个社群中分享了我所知道的出国途径。

这样的分享也为我带来了很多关注，我只是不经意地分享，我其实也可以不分享，只是取决于我的一念之间，没想到有那么多人表示对她们有帮助，她们来感谢我、对我提问。

如果是一般的网友，我不会有太大兴趣去和她们对话，可是我知道我们拥有同样的性别政治理念，因此我非常乐于解答她们的问题。到后来，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并把它公开发了出来，就是，虽然我们不能线下集会，但我们是否可以加一个微信，建立更强的社交联系，尝试成为彼此真正的朋友、去经常性讨论一些深刻的问题？

我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有一些人她们把自己的微信发给我，那天晚上我很开心，我认识了不少和我一样的激进女权，这令人振奋，在我观察调研这个社群理论期间，和她们建立私人联系、私下讨论彼此的生活，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在这些加我微信的女性当中，其中有一个她和我在同一座城市，这很不容易，因为我在海外。我们约好在线下见上一面，最好是一次徒步旅行，在周末。

在那个周末到来之前，我先感染了流感。我后来知道那时候的流感应该正在全球流行的甲流，只是没有像新冠一样被大幅报道。因为流感，所以周末无法如约出行，当我向对面女性解释这一点的时候，对方贴心地表示非常理解，甚至提出给我带一些梨片。这件事我后来写在社交媒体上，被人们称之为“梨片事故”。

我当时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在XX上认识一个墨尔本同城的激女，激女见激女很激动，约好了线下见面。

但我流感了，所以见面被推迟，激女姐妹贴心地对我说她可以给我送梨片，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见面了。

但一见面我就知道她不是激女，她的每句话都令我眉心紧皱、警铃大作，她的长发特别显眼。

哪壶不开提哪壶，她问我，你这头发一定很凉快吧。

我顿了顿，淡淡地说，你不是激女吧。

她慌了，我是啊，你从哪看出我不是呢，我以前也剪过寸头，只不过….只不过，冬天嘛我觉得长发更保暖，而且这样在工作场合中更有亲和力一些。

我不再说话。激女听了这番话都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这些来自自由人亲激派的典型狡辩，不会因为她给我“送温暖”的体贴行为而改变。没有长发的激女，没有维护长发“保暖、有亲和力”的激女，这就是自由女权的精神胜利法：做奴隶也很爽嘛，我们有吃有喝有人照顾，多好。

她说出口的每句话都是槽点，那些千篇一律的套近乎，可她自称激女，激女就不可能这么说话。

“你在申phd 啊，你好厉害，太强了，我就不行，等你好消息，加油，看好你哦。”“我妈当初帮我做了很多决定。”

她所有说的话都很正常，但是太正常了，就和我在墨尔本认识的每个留学生一样，一样的口吻，一样的视角，一样的立场。

那么，她所理解的激进女权究竟是什么呢？

除了原本的叙述，还需要补充的是，我的确没有因为对方的贴心行为而被感动从而萌生对对方的认可，反而，在温和的对话中我察觉出我们价值不同，对于这种非常基础性的不同，我不认为有继续解释的必要，所以直接在微信列表拉黑。

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量和转发量，我不可能在先前有所预料，我已经很久没有登录那个账号，但在我记忆中，这件事引发了几千上万的讨论量。放在大众语境下，这件事我的行为显然是极其荒诞的，就因为对方是长发而产生这么大的情绪，但是我所发表的地方并不是大众环境，阅读者基本能理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我们共同认可：长发是对女人的一种奴役、是一种落后的审美，它和清朝男人留的辫子、女人裹的小脚和束腰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除了外观装饰以外毫无实际用处的一件事，是对女人的束缚。而既然有激进女权的自我认同，更应该以剪发来为自己的理念说话，personal is political。

为什么剪发，这件事在女权社群内已经被讨论得非常彻底，所以在我的观念里，有激进女权自我认同的人不应该还对这件事缺乏认知。所以当这个帖子的评论区有人问我，为什么女权不能留长发的时候，我也没有直接对她解释，而是冷冰冰地说我不想解释，她应该去查询女权对于长发的探讨，因为过去的探讨已经足够充分。

后来，帖子越来越发酵，我所描述的那位女性也站出来指责我的行为，把我的做法称之为背刺。她说，我也许是为了商业目的才这样写她，说我嫉妒她母亲为她铺好了拿到pr的道路，所以才产生了讨厌她的情绪，然后并没有更多解释她自己。

很多女权社群内的网友参与了此次事件的讨论，包括那些有很多粉丝量、有影响力的账户。

那些对我的做法有所不满的网友，开始了一轮对我的审查，来验证她们的正确性：

有一名网友在简介自称：“致力于清除队伍中的叛徒”，她把我的关注列表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来证明我这个人也是叛徒之一。也许批判我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她的社交主页中遍布着对各种有损女权队伍纯洁性的账号的批判。

我被她抓住的把柄是，我关注了几个热爱发自己裸露身体的女性“黄色社交账号”、我还关注了“激进跨拳先锋队”（为跨性别者说话的一个账号）、还关注了丁太升（男乐评人），等等。她义正严辞地说，既然我反对别人留长发，为什么我却自己关注了那么多黄色账号。既然我“审查”别人，那我也应该被审查。

在我大量的对激进女权的关注中，被她拎出来的这十几个政治错误的账号中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是以文字帖子为主，而不是纯粹分享黄图和色情视频的社交账号，这是因为我会偶尔了解不同立场的人的看法是什么。

当时，除了梨片事件还有对我关注列表的审查，随后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引起了极大的讨论。那时我在同一个社交媒体中观察了一些极端男权的言论，极端男权由男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构成，我发现，在那些憎恨女人的男同性恋中，也同样有人在观察激进女权群体，并声称他们支持激女所提出的“性别分离”理念。我后来把我观察的结果写成一篇帖子，分享在社交媒体，在我的用词中，我提出，也许这一小部分男同的理念在事实上比异性恋男权更好一些，也许会有利于激进女权对性别分离的实践。

尽管我再三声明，我深知女权和男同男权并不是同一阵营、男同仍然在性别上挤占女性的社会资源，我的言论还是在激进女权内部社群中遭到了误解和批判，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批判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她们获得越来越多的点赞量，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她们说，我在为男同站台！我在为男同说话！这个账号背后根本不是女人，她如果不是男同，就是跨！

根据我关注了女性黄色账号的做法，以及我先前曾经讨论过，女权是不是有可能线下见面，这些过去的帖子被审查我的人汇合起来，以这样的方式解读我的行为：

实锤了，避雷！这个账号百分百现在坐实背后是个吊子批女人皮！这个高产出、看似很多干货的账号最近突然很火，我自己之前也点赞了好几条他的帖子。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个男人装女人的账号。他到处倡导大家关注他的公众号，谁不知道国内写公众号那批人就是博眼球恰烂钱的？而且他的公众号背后是个工作室【截图】，肯定居心不轨。这货之前还倡议女权在中国线下见面，这是细思极恐想要一网打尽吧。还有一点证据，他的账号名字是国内男人常用名的拼音，最后几个字母缩写是某男权组织的缩写。这个人貌似还加了很多姐妹的微信，希望大家注意，好像已经有很多人加他了。

当我下一次登录那个账户的时候，这篇“避雷贴”已经有了很多一边倒的支持性评论，那些人说我怕了、装不下去了、跑路了，因此连一点解释的声音都没有。加过我微信的一个女性也在下面评论，说她加了我，问别人她现在是不是应该立刻删掉我？她说我在朋友圈发布的照片是女人、短发全妆（尽管我并没有化妆）。在这些过程中，“我是个男人”，这样的信念在他们心中越来越稳固。

这些人没有读过我在公众号文章中所写反对跨性别的部分，却又截图了我的公众号，用来证明我是一个想靠女权的关注谋利的人。我试图对她们解释，可是发这个“避雷贴”的女性却在第一时间拉黑了我的账户，她根本不想知道我会说些什么，这证明，我无论说些什么，都是一个“男人”的谎言。她只相信她想相信的。

我试图对其她人解释，因为我在那时候认为解释是有必要、有意义的。我对于我们的共同理念，即激进女权指导下的个体，有一种理想化滤镜，我认为任何人都是可沟通的。

我对她们说，我的公众号并不盈利，它的年报可以查到，这是证据，有支持我的人为我说话，说我并没有宣传这个公众号，为什么要用“倡议”这个词呢，用公众号只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帖子过于碎片化，不适合文章发布。我还解释了，我的账号名称并不是一个中国男性的名字，那只是我的邮箱名字。至于我关注的黄色账号和跨性别账号，这个问题是最受关注的，我对她们说，我想要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这并不代表我和他们是同一立场。

我解释了很多，可是她们并不满意，有些人不会对我提出新的问题就已经定了罪，有人对我追加提问：那你在那些恶心的账号底下观察出了什么结论呢？

我对她们说，我发现一些自由主义女性，在做着讨好男性的行为时，自我说服这是令她们开心的、这是自由和快乐的，这样下来她们自我说服，最后利男行为变得越来越合理；我关注了跨性别账号，因此知道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他们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理念都不够高级、都在维护二元秩序，而他们所谓“性别流动”的理念是最高级和先进的。可是，任何主张性别流动的人，都既不理解性别也不尊重性别，这是我的立场。

我试图用我的解释向她们证明一件事，就是我关注了谁，不代表我认可谁的言论。关注行为仅仅代表我想要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可是即便我说了这些，她们仍然嘲讽着我、仍然不够满意。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她们从质疑我的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和我达成一致、就没有想要和我平静地沟通，她们只想达成批判我那一个目的，而我却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地在向她们学习和提问，想要改善自己的看法，如果可能。

那些对我审查得更深入的人，甚至去看了我公众号很久以前发布的文章，我曾经在自由主义指导下写过的小说和诗歌。而在她们看来，这些内容也证明了我的立场不纯，我被定位为一个在中国大陆有抑郁风和文艺病的那群人之一。

我从来不喜欢抹去我过去经历的事情，就像我不会在分手后删除朋友圈曾经发过的合照，也不会在政治立场转变后删掉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这个世界是解释主义的，过去经历的一切都构成了今天的我，我希望它们就存在在那里，过去的落后可以对比出今天取得的突破来之不易，那些故事、那些小说，我会在日后以新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些对我来说都很有意义。

今天的我也在批判过去的我，26岁的我，并不认同18岁和22岁我的性别理念。就像我在前文所写的，我那些曾处在中产阶级之中的集体认同感，实际上抹杀了我真正的个人意志。

在这场大型网暴的最后，最后发生的一件事是，我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我在公众号上发布的短篇小说《一个想要成为英雄的男人》。这篇文章发布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相信了我的解释，相信我不是个男人，尽管她们仍然对于我的发言非常不满意。在看到这篇文章时，之前曾和我友好讨论过的一些有很多关注量的账户，也加入了批评我的队伍。因为她们认为，我失去了女本位、我在以一个男人的角度思考、我所写的内容陈词老调、毫无意义、我在给男人抬咖。她们认为，没有女权想知道一个男人是怎么想的，女权的作品应该去表现女人的力量、女人多年来被抑制的话语，而不是关注男人的想法。她们说，既然你都这么写了，你就不应该在女权队伍里面，你不要自称女权了，你就和那种热爱遣词造句的文艺自由派一样。

我对我的新朋友讲到网暴，我说，你知道吗，我在经历这场网络暴力的时候，对方并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所相信的一群人、是和我拥有同样政治理念的一群人。

他说，真的吗，这也太令人难受了。我觉得你好坚强啊，如果放在我身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可能一年半载都会走不出来、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我没有在对我的短篇小说的质疑下过多解释什么，因为这时候，我已经不像之前一样认为对她们解释是必要的了，我发现我之前花了太多时间在自我解释上面，这毫无意义。

我收到了很多说这篇小说写得很烂的评论，她们说，随便一篇网文都比它要好得多。可是她们还是阅读了它，并且还想要作者知道她们的看法。

那篇小说我是以男性第一视角展开叙述的，因此没有想让他聪明和令人喜爱到哪里去。当女权主义者看完的感受是厌恶与恶心，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并没有让我很难受。

有人说我的小说没有任何群体会喜欢，因为对于女权来说，我只是写了一些她们都已经知道的东西，对于男权人来说，他们又无法读懂我在讽刺的是什么、甚至觉得很正常。

也许这就是我的个人作品与商业作品之间的区别，因为我在写它的时候，目的只是叙述一些男权社会事实，而没有像网文一样在一开始就找好人群和定位。我的小说是为我自己而写的，它记录着我对于男权社会的观察，而不是为了获得女权群体的喜爱、或者为了叫醒沉睡的自由人。如果它有那样的作用，当然很好，但它最终的目标是为我服务，只是顺便把它分享出去。

这篇小说我仍然有后续的草稿和规划，我只是不想在近期去构思它，我不想要在考虑后续的内容时被那些声音打扰。就像为我说话的某个支持者所说的一样，我应该继续去表达我所想表达的，继续我原先的计划。

有人专门私信我对我说，你写得真的很烂。这句话非常类似：你别写了，你不配写。

尽管我们非常能认识到这一点，却也常常会因为听到这样的声音而真的沉默下去。我知道，就算我未来会写得更好，就算未来我把深思熟虑过后的观点和故事发布出来，如果有很多人阅读，我也会听见这样的声音，它绝不会是唯一一次。有时候我觉得读者也是需要被选择的，她认为我不配写，我认为她不配看。可是现有的权力结构就是，有的人没有写任何东西，却可以对别人写的东西，以一个读者身份高高在上地批判，那我们为什么应该看重这样的意见呢。

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又回顾了被网暴的这次经历，我发现我在互联网上说过的任何一句话，比如提出能否加微信和线下见面的疑问，都被放大和扭曲，成为了：“我倡导线下见面”，“我索要联系方式”。

为什么这些话能以这些角度被解读，并且合在一起分析我这个人的成分呢？本质是因为阅读的人太多了，如果阅读的人少，没有人会对一个不受关注的人这么做，这也让我深深意识到受关注太多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这样你会很难谈论任何有争议性的话题，因为哪怕你只是提出一个疑问，有些人就会猜测你的立场、指责你动机不纯。

此次事件也同时被跨性别者抓住了把柄，他以此想要说服和策反我：

你看吧，你被激女群体反噬了吧，我就说激女群体没有你说得那么好、就是一盘散沙，这也证明了激进女权就是不合理、是个笑话。

我相信这次事件的发生、我的感受，会对我未来的研究内容产生很大的影响。事件过后，我不再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说话，人们很快遗忘了我。我的确从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这个群体的很多问题，也许有些问题和性别立场没有关系，它们就是一些群体性问题，在触碰到争议领域的时候，在任何群体中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此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会趋向留在意见的安全区。

可是，尽管这个群体存在很多问题，这却并不能证明她们的政治理念是错误的，关于6B4T、反孝、反美役这些内容，我们已经进行过大量的讨论，我们拥有这样的信念所以自称激进女权，尽管我们之间有内部矛盾，甚至我被别人说，我不应该自称女权或激进女权，但无论如何，我也会继续以自己的激进女权生活。比如说，我不可能因为和某个激进女权产生了个人矛盾，我就去和男人结婚恋爱生孩子，来表示我和她之间的割裂。因为，我们激进女权的信念并不是为了加入这个群体、拥有这群朋友，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他说，如果是他，都不知道未来该相信谁、该怎么办了。

但放在我身上的确不是那样，我太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根本不会被那些话语伤害。那些人并不了解我，我也不再想获得她们的支持与理解，我只想走在我自己的道路上。我会写一些文字，去反映我的身份、创伤、释怀与文化旅程。我还有很多观点，也许会与主流的激进女权观点意见不一致，我会在自己的旅程中尝试找到它们的答案，并在文字中记录这个过程。

我的自我解释，面向的对象是我自己，它不是一种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