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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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这个没有审查的空间,记录我所有真实的瞬间。

对朋友的选择

我们一定会在同一片土地上坚定地继续走下去。

在我人生的一些阶段中,我有很多朋友,在大部分的人生阶段中,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朋友的定义在随时变化,朋友的对象也随时在变化。

一年前,我和两年前认识的朋友重逢。

我曾在人生某个时刻,和三年前与十年前的朋友重逢。

我总是发现她们的想法离我们上次分别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差别,对于家庭,对于亲密关系,对于职业。

中学的朋友,她就留在了我中学所经历的那个文化语境,大学的朋友也一样。但我每次出现都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外表上的,是我的世界观与生活处境。

我好像永远在和过去的我自己告别,也在和过去的朋友告别,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再到工作。那些特定的城市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们定居的城市。而我无法再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我自己重合,因为今天的我,和那一个个过去的我之间已产生太多意见分歧。

中学时期

我最没朋友的阶段大概是在高中,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县城,尽管那是一个多数由女性构成的班级,但那时的女性氛围却是受父权规训的,青少年被压抑在一种想追求美役却受限制无法彻底追求美役的境况之中,常常会导致女性进入大学后加倍服美役。

那时我所观察与体验到的女性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互相较量的,互相揣测、互相嫉妒的,而不是友善的和真诚的。

尤其是再叠加阶层冲突的时候。财富、外貌、学习成绩,这些都构成了不言自明的森严等级。我不知道现在的县城高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我知道这是经济文化环境导致的,而不是由某个具体的人操纵。只要大环境不变,这样的氛围必然继续存在,而氛围催生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个人行为。

我在那时就看到了这个环境中的问题,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很糟糕,我很厌恶这个地方,我很少和她们说话,按照现在mbti爱好者的话说,我那时是一个i人。可是我不是,我后来在任何其他环境中都有很多朋友。这时大家又说我是e人。但我根本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环境发生了改变,人是否从外界获得能量,不取决于自我天性,而取决于表达能力与从外界收到的反馈。

但那时我没办法做些什么去离开那儿。那是我人生中最无力的阶段,也许是最让我恐惧的阶段,我害怕我的整个人生会被困在这个时期,我那时是这么想的,也许连我现在也是这么想,以至于高中毕业了很多年后的现在,我也每天梦回中学。

而现在至少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做些什么,如果你和母父之间的冲突无法解决,你可以选择搬出去、不与他们住在一起,你可以选择远走他乡,你可以选择沉默、不回信息,或者大声抗议,而不是忍耐着、就算关上房门、捂住耳朵,仍能听到嘲讽或辱骂。

中学时代的生活塑造了我对 centralization of power的恐惧,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在学校,那就像是班主任的一言堂,他们稍微有一些不高兴,就可以让几十个青少年静坐在一个简陋的教室里,像是一群面壁思过的罪犯,16岁的时光就是这么浪费掉的。

那天我被呵斥后一言不发地背起书包离开了学校,在此之前,一个被视为不安分子的男性同学却哭哭啼啼地乞求老师的原谅。

那时那群青少年的样子,和我今天在澳大利亚看到的随心所欲的不羁的teens,就像是两个物种。

难道那才是应该属于我们的生活吗。

中学时代所发生的,我可以用很多小说或章节叙述表现,中学对我而言,就像文革对王小波的意义一样,它会永远成为素材,对照我人生之后发生的一切。

确切地说我那时讨厌我身边所有的人,我总是忍着恶心,不得不和某个人说话,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离开这里,我不会和任何人多说一句。

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从不和我父亲解释我的想法。我无视我的父亲,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和父亲沟通是徒劳的,他没有能力理解我。而在我错误的、长期的救母情结中,我总是曾经尝试说服我的母亲理解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中学时代所有痛苦的回忆中,原生家庭和学校总是交织在一起,它们彼此之间有太多干预,我们的身体与心灵被放在其间拉扯,失去了自主权,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小时候我流过了太多不必要的眼泪,我不知道现在中国还有多少小孩在流类似的眼泪,在我们共同的痛苦当中,我们都意识不到,那些时光我们压根不应该反思自己多么有愧,它们本应该是幸福的。

在每一次不同意母父观点的时候,她们拿出「辈分」这个万精油武器来打压:即便说得不对,但我们是长辈,长辈的话就应该听,而且要态度很好、虚心接受。

我以前虽然反对这一套,但那时无法认识到原来全天下只有老钟母父这么愚孝,这是一种独有的糟粕。十几岁的我拿不出具体的理由来驳斥,当然,但其实就算我拿出了系统理论,也没有用,学术他们也读不懂,就像现在就算我拿出来了,他们的观点也不会发生丝毫改变。但那时候的我并不能做些什么来对抗他们的自负与顽固,或离开这个环境。

对我来说,我的感受自始至终就没变,从很多年前到现在,当时的我就已经非常清醒。

纵使时光倒流,一切事情只会照旧,如果回到过去,我仍然会重新经历当时所有的痛苦。

也许这是我噩梦与恐惧感的来源。

所在地的选择

有的人会因为朋友、家人、美食的所在地而选择自己的所在地。

对我来说,这些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我的所在地是围绕我的目标服务的,比如我想要在某个地方继续学习,或者做一件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件事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做。

我不会因为一个人喜欢一座城市,但是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我倾向选择一个我喜欢的文化氛围所在的城市生活,比如现在对我来说,这座城市是墨尔本。

文化氛围,比如道路、博物馆、图书馆等基础设施,还有人文历史、地方文化(游行、节庆、礼仪等)。我觉得文化层面的影响会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和陌生人之间的互动,还有在这个城市是否有很多机会遇到喜欢的那类人。

一个特定的人,思想可能会流动,物理坐标可能会改变,而我们之间的友谊建立于思想基础。

我跟她之间最重要的联结就是精神连结,在现实生活中如有,是很好的,但如果我们无法在现实世界建立联系,这也无伤大雅,因为不是必须的。

很多自由人说必须要和恋人或朋友线下交往才会快乐,因他们之间的联结并不是以思想为根本基础的。

害怕独处是缺乏自我的体现,而缺乏自我的人,最恐惧的就是孤单寂寞,因此宁可营造一副欢腾的表象来自我安慰。我并不认为这是从友谊中获取的真正力量。

我和其他激女之间,我知道我们是一群暂不认识的同盟,我们不需要线下站在一起,就拥有最坚实的友谊,这种友谊对我来说最有力。

朋友间的大脑依赖

— 依赖朋友

有时候在一个地方,比如我第一次刚到墨尔本的那次,会容易陷入这样的舒适区:我认识了一个觉得不错的朋友,我就总是和她玩,在我自己价值取向未定的时候,我们两个说话的方式、价值观都会越来越靠近,当我们结伴去参加一些大型的聚会,由于是结伴,也很少有其他人能融入我们两人之间的亲密氛围,会很难再和别人建立同样亲密的联系。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你会缺乏一个完整的视角来观察你身边的人,而把少数朋友的言行无限放大,比如她们对于两性关系的观点,对于女权问题的态度,在你的观点不成熟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一个你认可的人的观点影响,而这些可能是非常局限和狭隘的。

实际上这世上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人,也许在另外的方面能和你产生共鸣,他们的意见可能会截然不同,如果你综合了解,就会从不同人的观点中总结出共同点和差异,并明确自己的立场。

如果过度依赖其中的某个朋友,你可能会从你朋友的角度去解读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认为未来的朋友,也得是这个朋友的模样。

多年后,我重新回到了墨尔本,当我这次回到这里时,几年前我所有的朋友都已不在身边,我必须靠自己重新探索这座城市。

我发现这座城市突然变得特别大,我发现了很多过去我未曾留意的风景,我的活动范围不再仅限于city,我开始仔细研究墨尔本的郊区分布,墨尔本的地图在我的心中扩大。我发现我们作为留学生的生活在整个墨尔本生活中实在是太过有限。而我现在,要继续以新的身份了解这座城市,和新的朋友讨论对这座城市的看法。

— 依赖亲人

就像我母亲看待其他家人的方式,在她眼里,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是比她更加落后和保守的、过时的人,难以理解我说的话。因此每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我滔滔不绝,我妈总会认为,她自己理解困难的部分,她的父母也一定同样觉得困难。

这导致她总是热衷把我的话翻译一次,即便我们说的都是中文,我也没有采用任何流行语。

可是据我自己的观察,我发现即使奶奶、外公、外婆他们这些出生于40、50年代的人在科技使用等方面更落后,却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比我妈理解力低下,他们有自己的视角和看法去看待中年人和年轻人的观点,哪怕这些观点上我和他们并不一致。

我想说的是,我不能一直站在我母亲的角度去看待老人,比如一件事令我母亲生气时,就认为老人一定也会生气(我小时候真的会这样想),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能用我母亲的眼睛和大脑去理解别人,我得站在我自己的角度,进行实地观察,没有人可以盲目相信和依靠。

爱依赖的人不仅在恋爱中喜欢搞二人世界,把世界搞的特别小,无限依赖恋人的经济、精神、价值观,在朋友、亲人关系中也有很多人有类似表现,终其根本,这类人在我眼里都是没断奶,无法独自自信地面对、分析他所处的世界。

自我解释

人的想法一旦离群,就容易陷入自我解释的境地,容易一直解释自己行为的原因来让他人理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遭到的攻击,获得更多共鸣。但是可以很轻易地看出,攻击不可能减少到零,误解肯定永远都有,必须从内心开始接受这些落后声音的存在,并在心里把它们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前两天我被人攻击,原因是上篇文章发布后,其中一个人在我面前充当人生导师,试图建议我和母父缓和关系,认为我和他同样期待着那种家庭大圆满结局,并以这个结局来祝福我。我当然没对他说什么好话。

那是一种我非常熟悉的老钟论调,他说,我当然不能懂你了,这世上没那么多人能懂你。他试图把我形容成一个矫情的人,迫切需要寻求他人的理解和认同。

我挺希望男人能主动滚出我的空间,自动离我远点,不要让我看到这类智障言论,但是他们恶心人总是有一手的,还自认为特别客观、情绪稳定。

说真的我看到这种评论,就仿佛看到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小学生,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说服他的必要,因为逻辑真的相差十万八千里,需要补的课太多,但除了骂一顿让他滚出去之外我不觉得有任何说话的必要,我对于想法相差太多的人总是这样的态度。

也许这是我成长过程中总是向母亲解释自己的行为(试图获取她的理解),而根本从来没想要对父亲解释的原因。

文字潜在的听众永远是有能力读懂的人。

能懂的人,哪怕不作任何解释,她也能明白我想表达什么,故事发生在什么背景。不能懂的人,就像上面这个,纵给他解释十万字,他仍然不知所云。

我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建立在理论基础以及文化共鸣之上,这些文字必定能得到理解,因为这并不是个人的独特感受,更不是天马行空的、男权人自以为的:“小女生独特伤感的小心思”。

一方面来说,激进女权的理论已经掰碎了喂到自由人嘴里,但是由于女人受奴役的历史遗留太严重,大部分基本盘女仍无法清醒过来,每个人的知识基础有区别。

但是对于激进女权来说,人生有自己的命题,不能所有人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帮扶他人理解已知的理论上面,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激女主张「不支教」。

对我而言,所有的理论我都已经呈现过了,有问题自己先阅读理解,在此之前,我的个人经历超越了她们的理解范畴。至于理论她能理解多少不关我的事。我在我的个人经历叙述时不会考虑她们的感受,而只会面向我想要的听众。

反对美役、不沾男、反偶像崇拜,这些已经是我过去的功课,我不会在未来的人生反复向人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尤其是网络上还有太多比我更到位的阐释。

我的听众是很小一部分人,我们在共同努力,我们要探索未知命题,新的体验,基于以上原则的互动。

我过去与未来的朋友

之前的文章《性别分离:中国激进女权的思考与实践》里提到过岁月静好派,即不管世界有什么问题,她们都不关心,不管贫富差距气候变暖性别矛盾政治变迁,只要自己有钱,就游山玩水享受生活,听起来似乎特别清高不惹埃尘。

之前我批评过,这类人的生活极其虚假,因为看似不受影响,实际上她的任何行为都能反应社会问题,受压迫而不自知。例如一边服美役、结昏,一边自以为过着很自由很避世的人生,实则仍被社会习俗所禁锢,到头来仍然最多是拉磨的驴罢了。

岁静派只可出现在女性中,而不可出现在男性。因为男性的岁静并没有受到性别压迫,他至少是真的在享受利益。男性的无知是一种作恶,而女性的无知是愚蠢。

岁静派其实是高女的一个子集,尤其是那类家庭物质条件优渥、且精神上被保护得很好、在西方鼓励式教育下成长的人,基本上是岁静的典型人物画像。

但是为什么岁静派多见于老钟家庭呢,按理说美国、法国、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很多中产阶级,有很多女性都well-educated长大,为什么这些女性热爱议政、争权,单单中女热爱关上耳朵做个岁静?

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说多了敏感词在GZH又发不了。众所周知某国政治参与程度低,岁静女的想法和老钟传统母父的想法都没什么区别,就是:反正我又改变不了,普通人,该吃吃,该睡睡。

作为阶层游戏中的高阶玩家,岁静派在这一点上和封建保守派完美达成了一致。

但并不是所有高女都岁静,很多人的家庭虽然物质充足,但思想传统得要命,这类女人在家庭中生活也能很大程度体会到受压迫。包括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传统原生家庭对高女施加的强势控制,例如强行要求出国/回国,或提出财产继承相关/事业/婚恋相关要求。

尽管高女得到了更多资源,比底女的生活容易很多,但所有的女性都处于一种承受创痛的处境,文化与制度的大手不会放过每一个个体。区别在于她是否想看见自己的处境、是否敏感。高女如果成为激女,会是非常有力量的女权主义者,但是高女如果不是激女,她的阶层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就一文不值,因为她赚再多钱、拥有再多权力,无非也是为男权社会添砖加瓦。

这些道理我先前的文章已经写过了,不再赘述,要写以后也会以虚构小说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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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特别爱和这类岁静女交朋友,且对于留学生来说,岁静派是最普遍的存在。我那时觉得她们没经历过创痛,因此纯真、博爱、善良。特别喜欢她们对她人流露出关怀,我当时总是为这样的关怀而感动,我觉得区分于我在原生城市中遇过的人。我后来发现这是因为她们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下长大,脱离了所在的社会现实普遍性。但是直到现在也可以说,不谈政治观点,和这类女性日常相处还是很舒适的,她们从不嫉妒、很少自卑。

她们身上缺乏了令人厌恶的世故和老练,常常在很多人中受欢迎。但当我的思想更加广博后,这类人已经在我眼中祛魅,我发现她们的世界太狭窄了且故意蒙上自己的双眼,这样的小世界在她们毕业进入社会之后特别容易坍塌,因为她们会随大流作出人生决策,和其他很多底女一样顺着文化习俗恋爱、结昏。

人只会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感兴趣。当我们思考女权的时候,我们可以列出从小到大一系列生活中令人不适的事件,这些事件都可以成为佐证,证明文化中存在的弊病,贡献于抽象哲学。而岁静女抽象不出相同的内容。

很多岁静派由于自身家庭优渥,在相对稀缺的资源供养下没有经历过集体性的文化创痛,因此在听说别人的经历或社会问题时(如女权、原生家庭)完全不感兴趣、或者无法感同身受,这是她们的个人体验决定的。

一旦你经历过了某种创痛,例如东亚女童的共同记忆,你就可以在世界上其他人的创痛中找到相关性,你会对其他国家女性童年的自我表达感兴趣,而故事读得多了,你会抓住这些现象背后的相关性,你会更感兴趣单个事件背后的抽象原则。

伊朗女性的,意大利女性的,美国或法国。他人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所有的生活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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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我作为自由女权时乐意和更多类型的女性交友,尤其是在硕士阶段,我在女性朋友中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时,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但那个时候我也同时和男性交朋友,这就导致了,很多男性将我认识的女性视为资源,希望通过我结识他们想要约会的女性。而在当时,无论是我还是我认识的女性,都并不抗拒这种行为,我那时觉得在我的社交场合发生异性荷尔蒙碰撞是一件趣事,可以让我看到社交的奇妙作用。可我现在只觉得这很无聊,这不值得被粉饰,也没有任何奇妙之处。

现在想起来,对这些男性介绍女性朋友的行为,简直是对女性群体的背叛。在男女交友的基本动机、以及择偶态度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女性总是自愿羊入虎口。无论你是否醒悟,你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永远会遇到大批想要约会的男性,在他们眼里女性的思想只是这个人性魅力的一种装点,根本无关紧要,在这些看AV长大的V染的世界里,女性在他们眼里就是物品,是成功的附属品。未来我不会交任何男性朋友,更不可能对我的朋友提出沾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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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尔会思考我现在喜欢的朋友,我知道无论她是高女还是底女,她一定拥有深思的能力与热情,以及理解文化创痛的能力。

不止是理解,我们之间还会在日常生活中一起,把那些文化烙印融入进去。我们不约而同地握手。化成暴雨中的拥抱,化成蓝天下的低语。

我们一定会在同一片土地上坚定地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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