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每一次新的改组都表明，政府内部并未发生真正的轮换。政府仍然将劳动者——护士、矿工、铁路工人和教师——拒之门外，以上无产者，无论那一类人掌握了组织，他们都将反对把乌克兰带入死胡同的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

历史表明，在关键时刻，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总是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以使大企业保持顺利运转和盈利。尽管两党有党派之争，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但两党最终都是为富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必须工作谋生的人的利益服务。

以色列国声称这只是在其所宣称的威胁面前的自卫行为：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或伊朗的毛拉独裁政权。然而，它在历史上曾多次与今日所谓的敌人沆瀣一气。

哈瓦那尚未成為像盧卡申科的白俄羅斯那樣的俄羅斯衛星國，這可以從古巴雖然表示支持莫斯科，但從未在聯合國投票支持普京入侵烏克蘭這一事實中看出。然而，古巴政府正日益向俄羅斯傾斜，這不僅僅是讓俄語成為大學必修課。

幾乎沒有經歷過8月5日抗議的古巴人會想到，三十年後，古巴會經歷類似甚至更糟糕的經濟危機。這個島國正在沉沒，不是由於地震，而是由於政府的政治崩潰及其糟糕的管理。

在粉红资本主义的视角之下，性少数身份只能在少数消费场景中出现，背离了真实的、多元的生活体验，游客们在这里拍照打卡，或直接购买服务，而鲜有关注到性少数群体的真实处境。资本主义把要素再生产异化为了“只要不是生育就是异端”，而粉红资本主义则把没有能力消费的性少数群体排除在”多元“、”自由“之外。

考茨基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整个阶级的政党”，这意味着运动中的各种对立观点必须在党内得到调和，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分裂。这是卢森堡花了最久的时间才打破的观点。

如果没有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对以色列的持续军事和外交支持，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和对黎巴嫩的入侵都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体现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运输上，以色列官员已经承认，这对他们的军事能力至关重要。

任何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全面支持都不应寄希望于反动政权，尽管他们偶尔发表“进步”的言论，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在该地区发展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与正在进行的抵抗运动联合起来并扩大其规模。

他堅稱如果不能與句子的形狀銜接，馬克思主義批評就沒有什麼價值，又能在詩人論述或態度的轉移中偵測到整理意識形態的策略。

在1991年，他对西方帝国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取得的明显胜利做出了挑衅性的回应。“资本和劳动（及其对立面）不会在新的体系下消失”，他表示，“因此，无论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消失与否，在某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摩擦碰撞中，它仍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

古巴历史学家弗兰克·加西亚·埃尔南德斯（Frank García Hernández）强调了本次会议的“团结、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精神”。他还回顾说，托派活动家将托洛茨基的著作带回古巴，使得这位革命领袖的思想再次在岛上传播。

在他的余生中，托洛茨基继续他对官僚独裁和斯大林主义的抵抗——作为他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持续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未来。他尽其所能在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革命意识和革命力量，这是他与列宁共同追求的方向。

有组织地抵抗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应对迫在眉睫的灾难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尽管卡利尼科斯向我们展示的是托洛茨基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成功的政治活动的看法，但你不必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能同意他的大部分分析。这本书力图将我们当前困境的不同方面整合成一个结构化的整体，并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左派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险。如果在一个帝国主义冲突加剧的世界中，它坚持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那么它就有可能从反帝国主义滑向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不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大国和计划，而是只反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同时明确或默许地支持另一个。

2024年4月5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被宣布为“外国代理人”。它在俄罗斯左翼政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外国代理人”身份背后的成因是什么？Posle.media与其成员一起回顾了该组织过去十年的运动历史。

南非马克思主义者埃迪·韦伯斯特（Eddie Webster，生于1942年3月29日，卒于2024年3月6日）致力于工人的自我解放。

阿桑奇自由了。基於對阿桑奇能否捱過這苦難有嚴重的質疑，這是一場難以置信、值得慶祝的勝利，但《間諜法》仍然是一枝上了膛的槍，被利用是針對記者、吹哨者，以及公眾的知情權。即使他最終獲釋，安保政權已經清楚表明會用這把槍開火。如今把它一勞永逸的解除武裝是我們的責任。

虽然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被宣传为改革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但事实证明，第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进化状态，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列宁的方法与此不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构想建立在自发的——自我产生的——群众力量和基于需求来进行的生产之上：直接民主、合作企业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集体的 "合作制度"。

事实上，他几乎认识到，他对富人征税、监管金融和环境以及增加公共支出以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的政策建议不太可能被政府和大企业采纳。但是，当被问及实现人类自由的唯一真正选择可能是经济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时，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中回答说，革命是暴力和冒险的，因此应该避免，而应该支持渐进主义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