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音交響」風格與創作：論鍾肇政《怒濤》之語言觀

壹、前言

　　「多音交響」一詞由呂興昌教授提出，用以指稱臺灣島嶼上多族群、多語言共存的實際生態，並包含著對語文運動能朝向平等、尊重的多元文化主義發展的未來之期許。[1]繼而余昭玟引申「多音交響」一詞涵義，使用「多音交響」指稱鍾肇政小說中，由於交雜客語、日語、英語、中文等多種語言，所形成的特殊語言風格。[2]並且，於鍾肇政諸多的創作，又因《怒濤》一書使用大量日語、客語書寫對話，嘗試再現當時臺灣的語言使用方式，因而最能凸顯「多音交響」之語言風格。是以本論文以《怒濤》為觀察對象，探討書中多語言的寫作方式，對小說的語言風格、情節等各方面造成了何種影響；以及探討《怒濤》有關語言議題的情節，以解讀鍾肇政對「語言使用」一事之觀點。

　　目前，學界對《怒濤》已有不少討論。[3]如劉玉慧《歷史記憶與傷痕的書寫——鍾肇政《怒濤》研究》[4]，從後殖民、傷痕文學、新歷史理論探詢《怒濤》，並以吳濁流《無花果》、《台灣連翹》進行比較，顯出《怒濤》特色。其中，第三章〈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從後殖民／再殖民看《怒濤》〉與本論文論題最為相關。於此章，劉玉慧一一分別探討《怒濤》主要人物的脈絡與心境，透過小說中所涵源於不同語言的詞彙，說明《怒濤》中多音混雜的情形；並以「認同日本」、「認同中國」、「認同台灣」三類，分辨人物表現出的文化特質。本文之論題與劉玉慧論文極其相似，然進路卻較為不同。本文著重於辨識出不同的「主體」－「他者」類型，再透過角色間的互動情況，說明《怒濤》中人物的語言觀與認同，於環境中持續重塑的歷程。筆者以強調相互性的視角為基礎，試圖對劉玉慧論文進行一些補充。

　　陳建忠〈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5]，藉《怒濤》中臺灣戰後初期歷史的書寫，探討後殖民主體重建的議題。陳建忠剖析臺灣人意識中日本、所謂「祖國」（此指戰後初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及臺灣認同間的交錯，主張應涵容時被忽視的庶民史，以「整體」臺灣人的角度重建後殖民主體；其論點極具說服力。但陳建忠以《怒濤》中的歷史詮釋僅是「知識菁英」的視角，並認為《怒濤》以日本精神定位臺灣文化主體，有「自我否定」之嫌。[6]然而筆者以為：鍾肇政的小說撰作有其脈絡；鍾肇政欲對戒嚴時期以來，臺灣人於日治時受日本文化「奴化」的論調，作出回應。並且，《怒濤》一書再現戰後初期時知識分子的感受，亦不可不謂其為歷史重建重要的一部份。本文則較站在「同情的理解」的角度解說《怒濤》，試圖藉文本的梳理辨析，發掘陳建忠言《怒濤》中「知識菁英」視角內的多樣意涵。

　　余昭玟〈鍾肇政的跨語歷程與創作轉折〉[7]（以下簡稱「余文」），討論主角與其他角色的話語權的平等、中心語言霸權（如日治時期的日語及威權時代的華語）的解構等議題；其中，「語言霸權的解構」部份與本論文極為相關。余昭玟指出：可藉呂興昌「多音交響」、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眾聲喧嘩」[8]二概念，深入閱讀鍾肇政小說「抵中心」的書寫策略。[9]

　　巴赫汀認為，小說的語言特徵即是「眾聲喧嘩」。一個社會的「統一的語言」[10]自身當中，內部已涵蓋了多種語言、集團、職業、年齡、階級等的表達成份；小說基於此前提，透過社會性與個人性的多音現象，構建出小說內部所描寫的世界。[11]此「眾聲喧嘩」的說明，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本文前已提到的呂興昌之「多音交響」概念。而據筆者的閱讀，相異點在於：一、巴赫汀更清晰描繪了，若作者充份發展小說中的對話，則可能打破獨白再現的客體世界，建立「複調思維」；[12]呂興昌則較關注語言本身的多元性。二、巴赫汀將語言分為標準語與局部語，在他的定義中，標準語自身即涵蓋「不同語言的對話」；然而，局部語卻被認為是封閉的、自身中不涵蓋對話性。[13]但我們若落實到臺灣多語共存的現況，將臺灣的非官方語言視為巴赫汀定義下（封閉的）的「局部語」，則呂興昌未必能同意巴赫汀此部份的論述。[14]因此，余文將二概念結合起來，確是分析臺灣文學更適切的作法。

　　然而，雖余昭玟深入討論語言於文學中的使用及其與社會情境之關係，帶給本文極大的啟發。但余文主要以第五節「鍾肇政的創作轉折」部份，論述小說內的語言使用；但此正是本文全文的關懷所在，篇幅上自有要繁之異。筆者意欲多引《怒濤》文本略作補充。此外，余昭玟藉巴赫汀理論閱讀鍾肇政小說，著重於作者與主角間的對話關係；本文則從另一角度切入，試圖於角色群中分出不同的「他者」類型，藉以觀察主體（此處指主要角色）與他者間的互動。

　　本文首先討論鍾肇政之語言認同；進而探討鍾肇政對客語的認同如何投射至《怒濤》中主角群的身上。再引介「主體」與「他者」的概念，透過前述語言認同的辨析，我們便可將「客語者」—「長山人」、「漢文教育客語者」—「日語教育客語者」等幾組角色關係分辨出來。因而便可探討《怒濤》如何以對話的方式呈現「他者」所帶來的緊張局勢。對於《怒濤》之情節安排，本文亦透過「主體」—「他者」的視角詮釋，探討小說情節如何與對話、敘事部份所表現出的角色觀點相呼應。筆者期望經由梳理《怒濤》一書內容，能夠整理鍾肇政的語言觀點，及呈現其多音交響的語言風格對小說的影響。

貳、從《文友通訊》到《怒濤》：鍾肇政語言認同之演變

　　1945年，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陸續撤離臺灣。然而，此時臺灣知識分子早已嫻熟於日文寫作，未必人人能為傳統漢文；能讀寫華語白話文者更是稀少。但是國民政府僅接管臺灣一年後，於1946年隨即廢除了報章雜誌日文版，禁止臺籍作家用日語寫作。[15]其時，大多數不曉中文的臺灣作家除放棄寫作外，只得將日文作品送往國外發表；僅少數幾位習得華語白話文後以之創作，成為臺灣戰後第一世代的省籍作家，人稱「跨越語言的一代」[16]。鍾肇政正是「跨越語言的一代」中極具代表性的文學評論者、譯者、小說家。

　　鍾肇政以中文[17]創作之初，即開始思考文學創作與語言間的關係。1957年，鍾肇政創辦作家交流刊物《文友通訊》，於其第三期設定議題：「關於台灣方言文學之我見」，供眾作家討論。大多數回應的作家認為文學創作應使用中文，本土語言至多可作為輔助，或完全不使用亦可。而鍾肇政觀點則明顯同四位回應者有異，本文引用如下：

綜觀各位發言者的意見的意見，都不很贊成台灣方言文學之建立，然方言在文學中的地位是不可一筆抹殺的，……即以我國文學而言，雖曰國語，實則北方方言，數量為數至鉅，它們已逸脫了方言的地位，駸駸乎為一種正常的文學用語了。因此，我們似不必以台灣地狹人少為苦，問題在於我們肯不肯花心血來提煉台灣語言，化粗糙為細緻，以便應用。我們是台灣文學的開拓者，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而這特色——方言應為其中重要一環——唯賴我們的努力研究，方能建立。[18]

由上文可知，鍾肇政當時已有將本土語言化為文學用語，使之成為臺灣文學「特色」的想法。支持此一想法的論據是中、西於文學作品運用方言的的實例；鍾肇政頗有使用臺灣語言建立文學，與華語白話文文學一爭短長的氣概。然而，前述文段似乎將「台灣方言文學之建立」的重要性建基於「特色」之上，但「特色」唯有通過與他國文學的比較，才可確立。並且構想要「提煉」本土語言、對其「化粗糙為細緻」；可說都是相當模糊的說法。讀者很可能對前述文段提出疑問：使用本土語言創作文學一事，對文學本身是否具有內在價值？前文是否並沒有觸及此一面向？或許正因前述理由，當鍾肇政於1989年〈那一段青春歲月——記《文友通訊》的青春群像〉重提「關於台灣方言文學之我見」議題時，所採取的進路與論據則相當不同：

就當時﹝按：指1957年討論「關於台灣方言文學之我見」議題時﹞而言，這大概也是「大勢所趨」吧。然而，我實在不能死心。文學明明是描寫人生、反映人生的，「人生」是怎樣的，便應該怎樣地記錄下來。這是一種很素樸的文學論，但我信守不渝。並且台灣自日據以來，文學的工具用的都是人家的語言，至今台灣文學依然沒有自己的文學語言，這說的過去嗎？[19]

上文中，鍾肇政以「文學明明是描寫人生、反映人生的」為出發點，認為應使用臺灣語言記錄真實的人生，使之成為文學作品。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鍾肇政於此認定「自日據以來」，文學中所使用的日語、華語都是「人家的語言」，唯有臺灣的本土語言才將成為「自己的文學語言」。於此，「自己的文學語言」一詞，並不包含華語。前後二段對比，顯出鍾肇政對此議題思考的演進；後一文段所顯示的觀點，亦開《怒濤》之先聲。詳見本節後段論《怒濤》部份。

　　於前已討論二文段。而在二文發表的時間點之間，鍾肇政於1987年發表了〈蹣跚步履說從頭——卅五年筆墨生涯哀歡錄〉一文，本節介紹此觀點作為鍾肇政思考之過渡期。鍾肇政在此則將同屬漢語的客語、華語標準語皆視做「自己的話」；但之後於1989年〈那一段青春歲月——記《文友通訊》的青春群像〉及《怒濤》時期，鍾肇政觀點便確立為僅僅以客語為「自己的話」。因此，以下首先介紹〈蹣跚步履說從頭——卅五年筆墨生涯哀歡錄〉觀點：

我僅有的常識是：一、報紙有所謂的「副刊」，這是日據時期所沒有的，而這種副刊，以及一些雜誌之類，都是可以自由「投稿」。……

台灣光復已五年多，在這些日子裡，我確實用了不少工夫學習中文。起初，祇是懵懵懂懂地找些《三字經》《昔時賢文》《幼學瓊林》一類古書來讀，繼而是中學時讀的漢文教科書裡的一些唐宋八大家、唐詩一類的東西，也都翻出來炒——過去是用日文讀這些古典的，現在重讀，是用自己的語言來讀了。[20]

如上述，鍾肇政將「自己的語言」一詞置於「學習中文」與「向報紙投稿」的脈絡之中；就前者「學習中文」而言，鍾肇政所接觸之古籍應既可以客語，亦可以華語標準語閱讀；但就後者「向報紙投稿」而言，其時之報刊接受客語文文學的可能性似乎並不大。因而筆者推斷：此處鍾肇政所言「自己的語言」，主要所指應當為華語標準語。

　　承前述：本節已引用三個文段，分別為1957《文友通訊》較模糊的觀點；1987年〈蹣跚步履說從頭——卅五年筆墨生涯哀歡錄〉稱「中文」為「自己的語言」；再者是1989年〈那一段青春歲月——記《文友通訊》的青春群像〉道：「台灣文學依然沒有自己的文學語言」，因而日語、華語皆非自己的語言。《怒濤》所承繼並以小說形式具現的，是何時的觀點呢？按常理，應是年代最相近的〈那一段青春歲月——記《文友通訊》的青春群像〉觀點；此亦為本文論點，以下討論《怒濤》內容以確立此一主張。《怒濤》中有一文段提到因日本統治特別是皇民化運動之影響，日語已進入臺灣年輕一輩的日常中，成為生活語言中難以分割的一部份。但臺灣「光復」後，臺灣人則必須要思考：是否要如同當初學習日語一般，應當加緊學習中國的標準語？日語是否要完全的放棄？諸如此類語言相關之問題。《怒濤》透過二青年人的討論，將主角群與敘事部份的視角描摹如下：

「阿姑，妳食。」

突如其來地，說著從背後拈了一粒伸向她。還是道地的自己的話呢。……

「この子，日本語をしゃべらぬみたい。聞いては分るんですね？」

「ええ。ふだんは母と一しょにおる時が多いの，それに母は日本語はもういいんだと言っています。だけど兄と兄よめは日本語許り，私もそう，だからこの子両方とも分ります。」

「喋る時は自分の言葉ですね。」

「ええ。」

「将来はやはり北京語の時代なんでしょね。あなたは？」

「全然。」[21]

上文中提到，小姪女主要受阿由米的母親照顧，並從其習得聽、說客語的能力；並且家中的年輕一輩（阿由米、阿由米的哥哥、嫂嫂）大多說日語，因而兒童亦習得聽日語的能力，但不會說。並談論到雖然將來是華語標準語的時代，但對話雙方皆未學習過。

　　筆者於此處注意到的一個問題是：上文中志駺提到：「喋る時は自分の言葉ですね」（「說話時就說自己的話啦」[22]），此處「自己的話」是指何種語言？由於此句的上文是「だからこの子両方とも分ります」（「所以這孩子兩種都懂」），此處的「兩種」指的是日語及客語，因而志駺所說「自己的話」指的應是小姪女唯一會說的那種語言，也就是客語。

　　〈蹣跚步履說從頭——卅五年筆墨生涯哀歡錄〉一文發表於1987年；而據《怒濤‧後記》所述，鍾肇政執筆《怒濤》始於1989年，全書定稿之時間點則為1992年。故筆者以為：自1957-1992，鍾肇政自身的語言認同，經歷了從認同「漢語」此一包含客語與華語的較大集合，轉而純粹以「客語」為「自己的話」之歷程。而當我們確認「客語」為鍾肇政撰寫《怒濤》時的語言認同時，即可通過所使用的語言分判《怒濤》角色間之關係，進而以「主體」（說客語者）與「他者」（說他語者）相互態度與互動之視角，幫助我們理解《怒濤》之內蘊。

參、他者與對話：臺灣人「語碼轉換」之難題

　　小說此類文學體裁，往往是透過「對話」的方式以形塑角色之個性以及推動情節之發展；而對話，則往往涉及一個主體及一個他者。[23]所謂「他者」是指相對於主體而言的對象，而非一固定的身分；因而若從不同的視角出發，「他者」的身分則可能改變。在論及「主體—他者」關係的理論中，黑格爾( G‧ W‧ F‧ Hegel,1770-1831)的模型相當的具代表性，亦成為後殖民理論重要的思想來源。據黑格爾的說法，自我意識（約略同於本節言及的「主體」）若得以確立自己的實在性與存在價值，其前提在於：其已經得到「他者」的承認；而若是自我意識未能得到他者的「承認」，則為了獲得此承認，其行動意義將聚焦在他者而非自己身上。[24]其後，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 1925-1961)挪用黑格爾的模型，用以說明被殖民者得不到殖民者「承認」，以至於無法確立自身實在性與價值的困境。[25]

　　基於上述理論轉換，黃慧鳳於〈被殖民者的自傳——論鍾肇政《濁流三部曲》〉[26]一文，便使用後殖民理論的「主體—他者」模型分析鍾肇政小說。黃慧鳳文中所使用的相關概念，引自另一後殖民理論家艾勒克‧博埃默( Elleke Boehmer)的論述。於《殖民與後殖民文學》一書中，艾勒克‧博埃默回顧後殖民理論的長期發展，為不同理論家使用的「主體—他者」概念，建立頗具共通性的基礎定義。他說：

後殖民的理論家們將殖民地的人民稱之為「殖民地的他者」( colonial other)，或徑直稱為「他者」( Other)。「他者」這一概念，除別的意思外，主要是根據黑格爾和薩特的定義：它指主導性主體以外的一個不熟悉的對立面或否定因素，因為它的存在，主體的權威才得以界定。[27]

據艾勒克‧博埃默所述，「他者」的基本定義即為：「主導性主體」藉以確定「權威」的對立面或否定因素。若限定於小說結構而言：「主導性主體」是指一個視角的所有者，特定情節中，作者從這一角色的觀點出發，對外在事件與內在的感受、情緒進行描述，這一角色即為此部份情節之「主導性主體」；往往是第一人稱的角色，或作者直述其心境的角色。而「權威」一詞於此採用廣義，指一個主體能力所及之範圍，如自我認識、對外在世界的認識、確立自我的實在，以及確認自身對外在世界的影響力等；社會、政治意義上的「權威」亦包括在內。綜合前述，「他者」的基本定義即為：某一視角的出發者藉以認識自我及社會，並了解自我對某一對象（自我本身、社會或具體的個別他人）的影響力程度之對象。[28]

　　《怒濤》主要以客語者為主體，因而與之對立的長山人[29]為「他者」；[30]再者，若以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日語的青年人為主體，則可視主要使用客語的中老年世代為「他者」。因此，筆者將以上述二種關係為切入點，對《怒濤》進行分析。而後一種關係因世代間除語言使用有差異外，對語言的意識與認同亦有變化，故本文再細分二項加以討論。以下以「長山人與臺灣人間的疏離」、「不同世代的語言使用狀況」、「語言意識的差異」三項小說中不斷迴響的主題，進行梳理及探討。

(1)長山人與臺灣人間的疏離

　　日本二戰戰敗及中國接管，使臺灣島上客家與閩南兩個族群認為自己脫離了異族的統治，「光復」了。但臺灣受日本文明影響及本土發展所累積的文化軌跡，使臺灣當時的本省漢人與長山人間有難以忽視的社會背景及文化的差異，特別是對於臺灣的青年世代。如長山人一同出席的宴會場合中，鍾肇政如此描述他們的對話：

又是一陣和樂的笑。但是，在笑不出來的人們來說，那是有點使人難堪的。而韓小萍在問話的當口，總是那麼不客氣地盯住志麟，這也使志麟感到視線無處安置的尷尬。幾次想奮勇地回看，但都敵不過她若無其事的眼光，因而只好又把眼光收回。

「渠又問你，怎愛讀醫學哪？讀政治、經濟或者法律唔係卡好？」

「長山人知脈介！」

志麟盡力壓抑心中的忿然，不過仍不免流露出一股不服的意態，只不過他也知道，他的真正意思是無法轉達的。確實地，他是有著說也說不清，懶得搭理的感覺。

「就係唔知才愛問你。」

「我也講唔清楚。……唔知愛怎般講。」[31]

上文中描述韓小萍詢問陸志麟就讀學科為何，為何就讀醫學等問題。而陸志麟則表示這是長山人所無法理解，自己也難以闡述的。

　　何以陸志麟認為，將難以向長山人解釋臺灣人抉擇向醫學發展的原因，並放棄說明？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為以下二點：其一為社會背景的差異，臺灣長時間作為日本的殖民地，殖民主自然不樂見臺灣人透過政治、經濟、法律知識的接觸，起而與世界的社會運動風潮相連接，抑或是爭取日本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因而臺灣人轉而透過與社會運動無關的醫學，試圖透過此一方式以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然而，這一歷史情境與其時的中國有相當大的距離，並且《怒濤》一書所描述的長山人，大多都是中國的上層階級，很可能亦沒有於中國的半殖民地區生活的經驗。若解釋則必須說明臺灣長期的歷史，並可能難以引起對方的同感，應是陸志麟放棄解釋的原因之一。

　　另一原因則可能是因為這一類關於社會、政治等公領域的話題，年輕一輩已經習慣以日語來交談。如於《怒濤》頁16-17，鍾肇政以全知觀點描述臺灣年輕一輩，在正式場合中已習慣使用日語交際，難以用母語構建出此一場合合用的正式語體：

使這堂兄妹三個連連受到衝擊之外，另一個使他們驚詫的是那幾個穿制服的長山客當中，有一個是客家人，就是自稱梅縣人的那個年輕中尉。……

秀雲還是搭不上腔。別說對方的意思似懂非懂，即使她完全聽懂了，她也不知如何用自己的話來應答。用日語表達，她會說得又得體又高雅，暢順自然的。這也正是殖民地兒女的一般狀況。她內心裏也激起了一種近乎無助的感覺。她的理性使她無法否認她與中尉之間——不，不只是她，同時也是他們與他們之間——彼此都有一份善意，然而此善意與彼善意卻似乎有著某種不同。這不同是她還無法確切掌握的不同，一種難以捉摸的不同，似有還無，似無又分明存在的，並且還奇異而微妙的不同，卻又是使她莫名所以地感覺到一種自卑與著急的不同。[32]

上文中提到客家少女秀雲只會說「得體又高雅」的日語，卻無法以客語表達相同的意思，因而感到難以應答的窘境。而關於此中尉所使用的客語，作者於後文還有這樣的描述：「所操語言，也與本地人相同，只不過他是『照字講』的詞句多，這是和本地語言截然不同的地方」[33]。意即：梅縣客家人可能透過漢學教育或標準語教育，將書面語的語詞吸收至日常語言之中，並構建出一套與日常語言略有不同的正式語體；但臺灣客家人的歷史背景卻不同，日語教育取代漢學教育，並年輕一代大多都使用日語溝通。

　　綜合此二段文本，作者在此處結構上的安排即是：先透過長山人與臺灣人透過翻譯的溝通，描述其時代較為普遍的溝通情況；但為了指出臺灣人與長山人間文化隔閡絕不僅僅是語言不同的緣故，更安排了廣東梅縣客與臺灣客家人交談的場景，描述了臺灣人於後一情境仍受窘的心情。這一受窘的原因，除了上文因探討雙方溝通的問題而提到的「社會背景的差異」、「正式場合所使用之語言的差異」二點以外，還有長山人帶著接管者的姿態而來這一原因。文本中描述長山人對客語的轉譯常有「和樂的笑」，又談到「在笑不出來的人們來說，那是有點使人難堪的」；與之相似的是在描述秀雲的段落所說的「善意」，並說此善意是使人「莫名所以地感覺到一種自卑與著急」。而這樣的態度在和平時期僅是使人受窘，在衝突的歷程中則製造了牢固的觀點，堅定的認為政府所為皆是正當的，「即使有人因此受了傷乃至出了人命，也不過是芝麻大小的事」[34]。

(2)不同世代的語言使用狀況

　　日本對臺灣長達五十一年的統治，使「日語」於其時之青年知識分子思考、寫作上，留下不可抹滅之影響。並且，在日本政府強制推行語言政策的情況下，臺灣人除了使用日語外，難以受教育、閱讀；因而不得不學習日語。[35]但是，更具體來說，「日語」對日常生活的侵入到何種程度呢？使用程度何等廣泛？《怒濤》雖是文學作品，卻供給我們另一個側面可了解其時臺灣之語言實況，以文證史。根據《怒濤》，青年世代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日語，除了同長輩交談外，本土語言甚是罕見。並且本土語言隨著不同政權「國語」的進犯，顯出益漸衰微之勢。因而透過語言差異的描寫以彰顯世代差異，成為《怒濤》中常見的書寫手法。如《怒濤》中就有一敘事文段提到：主角之一陸志麟（即下引用文段之「老二」）與其兄，對客語使用的差異：

在那些長輩們心目中固然也眾口一聲地稱讚這對兄弟，但是在他們看來，兩人之間分明已有「時代不同」的差異——這種現象在兩人的口齒語言方面那麼明顯地呈露出來。例如說起自己的語言，老大還算純正，一些村子裏常常掛在口頭上的俚俗說法大體能琅琅上口。老二則不但帶上了一種「腔口」——有人認為是日本腔，也有人認為那是福佬腔，不過事實上應該是兩者皆有。還有，一些漢字，例如用在對聯上的，或者在祖先牌位上的，當然也還有報紙上的，老大可以認得不少字（指用自己的語言來讀），而老二則多半無言以對。[36]

如上述：兄弟二人除口音外，陸志麟不太會說較道地的俚俗說法，對漢字之音讀亦是通過日語，反倒不曉其客語音。上文所述之異在兄弟輩間，若比較青年與中老年世代間則差異更顯；但本文將後一比較留待下部份「語言意識的差異」討論。另外，前文《怒濤》對語言的描述不但顯示世代差異，《怒濤》文本更將之與「文化」態度的差別連繫起來；隨即便描述兄弟二人對戰爭結束的不同反應：

兩人的差異最具體地表現出來的，大概是戰爭結束後採取的學習行動。老大醉心於祖國文化的一切已如上述，老二人在東京，置身於一片廢墟與空虛、混亂裏，每日所能關心的——當然也是必須關心的，只是三餐問題而已。[37]

可見，《怒濤》中較年長的一輩在戰後初期，將「道地的本土語言」與「中國文化」二者連繫在一起，充滿熱誠的吸取華語白話文的文化；但主要受日本教育的一代，對這樣的情況卻有深深的疏離感。前述世代間不同的文化態度，也與他們對語言的意識與認同相表裡。因而下文本節便轉進「語言意識的差異」之討論。

(3)語言意識的差異

　　青年世代與老一輩的臺灣客家人，都認為客語是「自己的話」。那他們對北京話[38]的反應有何種差異？筆者擬欲觀察於《怒濤》頁179-182的文段，歸納出一部份要點。

「麻煩……」那是日本話裏沒有的字眼，自己的語言裏，不管是福佬或客家，也都沒有。當然，他知道那是經常被掛在口頭上的，他聽過，在書上也看過，意思彷彿也似懂非懂，可就咄嗟間無法凝聚成一個意念。他不自覺得地看了一眼仍在一旁站著的父親。

「愛麻煩你啦，勞攪你个意思。」

父親伸出援手般地說。……

「車なんか入りませんです。テクシーで結構。」

從志麟口裏突然冒出了這麼一句日本話。

「做唔得，恁失禮。」

父親口氣加上了一股嚴肅的味道。那幾乎還是命令的口氣呢。由他那個樣子可以聽出來，他不能同意兒子的意思，兼且也不同意用日語。[39]

上文中提到，青年世代雖對長山人有複雜的情結，但仍讀書學習華語；老一輩人亦開始對華語有所涉獵。但二者對「日語」卻有相當不同的態度，老一輩人不同意使用日語，雖然無法以客語與長山人溝通，但在長山人面前仍堅持使用客語不夾雜日語的原因，筆者認為有可能是為了彰顯「同為漢語」的心態。另一方面，年輕一輩則使用日語來彰顯自己相對於長山人的獨立性，因為日語是其用於與社會接觸、公領域的語言。《怒濤》描述臺灣之老一輩人與青年世代，對「中國」（「中國原鄉的一切」或新移居至臺的長山人）[40]表現出相當不一樣的文化態度。並且，強調他們因日語教育而有所不同的語言使用狀況、語言意識，與二世代對中國的態度差異，極為相關。

肆、《怒濤》情節隱含之語言觀

　　小說中，作者除了會透過角色的言語與敘事之文本表達自己的觀點外，情節的鋪排呈現也往往會透露出作者的想法。本節所採取的方法為由結局向前回溯，首先探討結局意涵，再以此為出發點詮釋《怒濤》部份重要情節，以求逼近鍾肇政之語言觀。

　　《怒濤》最重要的角色為陸家三兄弟（堂兄弟）：陸志鈞、陸志駺、陸志麟；其中，筆者以為可將陸志駺、陸志麟視為「主體」，作者透過此二人表達臺灣人於時代劇變之情況下，如何受到影響、如何自處，以及最終做出何種抉擇等各類情境。而陸志鈞在小說中出場亦多，有另一重要的定位：影響前述二人，使之做出抉擇。《怒濤》中，志駺、志麟二人往往易受影響，搖擺不定；志鈞則穩重、堅定，並其觀點自《怒濤‧序章》至小說末尾並無太大改變。

　　本文以下沿用「主體」—「他者」的視角來解析《怒濤》情節。但由於前所述三人皆為同一世代之客家人，因而本文第三節所用「語言」、「世代」等分類，無法運用於本節。因此，本節首先介紹另一視角的「他者」觀點，以便下文之討論：

無限觀念即是無限的存在方式——無限的無限化。無限並非首先存在，以便隨後啟示出來。它的無限化是作為啟示、作為置其觀念於自我之中而發生的。它是在這樣一種難以置信的事實中發生的：在此事實中，一個固持在其同一性中的、（與無限）分離的存在者、同一者、自我，卻在自身中包含了那憑其單純的同一性的德能（vertu）既不能包含、也不能接受的東西。[41]

此處為列維納斯於《總體與無限》中對「無限觀念」一詞的說明。於此義蘊豐富的文段中，筆者僅欲汲取可供本文參考的部份。以下筆者便以自己的語言，重述其部份觀念；以說明《怒濤》三主角中，何以下文以「陸志駺、陸志麟」為主體，以「陸志鈞」為他者的模式進行討論。

　　對主體而言，「他者」的特徵是什麼？主體對他者的認識，與主體對自我的感受有何決定性的不同？在列維納斯看來，主體得到「無限」這個概念，是透過「他者」；也就是說當主體認知他者時，也將同時得到：「我不可能了解、窮盡他者的一切」此一認知。「他者」，必定是不可能完全照主體的既有設想而發展的存在者。因此當主體願意「面對面」的迎向他者時，主體總是會得到一種命令、一股助力，推動主體反省、更新自身。

　　而在《怒濤》的劇情結構中，常是陸志鈞的言論、行為誘發了志駺、志麟思考方式與抉擇的改變。因而本節以「陸志駺、陸志麟」為主體，以「陸志鈞」為他者為視角，進行下文的討論。希望透過考察此重要人物志鈞，是如何對另二位主角產生影響這一線索，以觀察鍾肇政之語言觀。而為了完成前述任務，筆者首先必須對三人原有的語言觀做一簡介，如下所述；才可能展開本節自訂之討論目標。

　　《怒濤‧終章》中描述，小說中的二位主角離別，陸志駺留在臺灣，陸志麟決定赴日本攻讀博士學位。促使二人如此抉擇的主因之一，是陸志鈞的死亡。如小說中描述道：

「別に……只……何だか志鈞兄貴のことが目の前にちらついて。それからトシも。」

「そうか……」

「彼等は犬死にじゃなかったか，と思ったりするんです。」

「犬死に？！」

志麟的嗓聲突地高昂起來，定定地盯住堂弟。……

「犬死にか……しかし僕はそうでないと思う。いや，確かにそうじゃない。何故なら今度日本へ行こうと決心したのも，志鈞兄貴が死んだからなんだ。志鈞兄貴の靈が僕を導いてくれた。今後も導いてくれると思う。そう信じている。」[42]

作者透過陸志麟的發言，將志駺、志麟選擇不同道路的原因，歸於陸志鈞的戰死。因而，筆者必須略加簡述陸志鈞於《怒濤》中的背景及劇情，及陸志鈞對語言的觀點，才可能說明這一結局如何透露出作者的語言觀。

　　陸志鈞於二戰時，曾被日本政府徵召至中國作戰，是以《怒濤》中常常稱呼他為「滿州客」。然而，雖然去過中國的經歷及通曉滿州話使他在家族中地位提升，[43]但陸志鈞卻不因此成為立場傾向中國的一方；反之，透過親身的經歷（或許亦雜以偏見），陸志鈞絕不願臺灣人變的像中國人一樣。[44]但陸志鈞的立場亦非一面倒的偏向日本，從他自己的言論可以看出，陸志鈞是立足於未來臺灣的視野，也希望吸收日本教育所帶來的精華，如以下引文所述：

「それに今時，民族がどうのこうのと言うのも実におかしいよ。日本人は自分を大和民族とかなんとか言っとっただろう。……日本では終戦後そのような考えをキレイに清算した。もう誰もそんな事言わんよ。デモくラシ—，そう，それだけだ。新しい出発だ。人類はそうでなくちゃならぬのだ。」[45]

透過日本教育習得的學識及國際視野，陸志鈞以「民主」一理念為中心，既評判過去的日本殖民政府，亦批評現存的中華民國至臺灣接管的所作所為。

　　以上為陸志鈞總體的立場與思想觀點。前述的觀點在《怒濤》中，也透過陸志鈞對語言的使用方式表達出來。作者在故事開頭（《怒濤‧第一章‧陸家的晚宴》）描述陸志鈞的語言說：「志鈞那幾句道地的日語，而且他那種口氣，完全是他們這一批年輕一代嘴邊最隨和，甚至也可以說是最粗俗的」[46]，可以看出，陸志鈞不僅毫無障礙的使用日語，並且也是將其作為生活語言、情感交流的語言來使用的。另一方面，陸志鈞對華語標準語的態度也相當特出，當許多知識分子（如陸志麟）開始學習華語之際，陸志鈞雖曾至中國，並會說當地的語言，但面對來臺的長山人，他卻選擇使用日語，不願屈就於強勢的華語標準語。[47]特別是二二八事件爆發，陸志鈞加入義軍之後，更是開始只使用日語一種語言。

　　因此，筆者認為：陸志鈞雖然堅定的使用日語，但他並不只是代表「日本精神」在臺灣的遺留（當然此一面向亦是）。陸志鈞主要是臺灣人透過日語此一窗口，接受民主、人權等的新的國際價值觀的象徵。而陸志鈞的死亡應當不是指於臺灣已不可能實現普世的價值，而是指日語（或廣義而言，通過「日本」的脈絡）這一窗口必定會被取代。

　　為了說明陸志鈞的死去，是如何「引導」導致陸志駺、陸志麟走上不同的道路，[48]本文在此必須先介紹志駺、志麟二人於小說中觀點的變化：作者曾描述陸志駺對山、樹木、自然環境的喜愛，以表現他對臺灣島嶼的摯愛之情。[49]最初，陸志駺對日本、中國二政府的態度為既反感日本人暴力的統治方式，亦不滿中國政府所帶來貪汙腐敗的風氣。[50]作者亦藉陸志駺的視角，描述其時臺灣人原先對中國政府接管臺灣的期待：

我們台灣人是懂日本精神的，當台灣人的這種精神和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必定會產生一種新的中國精神出來。這就是台灣精神。有了這樣的精神，加上大陸的人力、資源，一個新的中國必定可以在未來的日子裏出現。那就是偉大的祖國，真正的世界強國……[51]

然其後，志駺由於長山人在臺灣愈來愈多的醜聞，對其惡感愈增。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更因無法接受長山人的野蠻殺戮，加入義軍奮勇相抗。

　　據筆者的觀察，陸志駺在故事中鮮少表露意見，大多都是傾聽陸志鈞、陸志麟二位「兄貴（大哥）」的觀點；另外，陸志駺對日本人的離去及中國政府的接管，並無絕對的立場，可說是堅守故土，對情勢變化較無興趣的角色；陸志駺其後加入義軍，是由於無法忍受政府的屠殺，可說是被動的參與政治。在本書中，除了在聊天時曾說過：「将来はやはり北京語の時代なんでしょね」[52]一句話外，少有出自其視角或言論，感受到華語的強勢進犯及周圍臺灣人的學習華語的熱潮。也並無任何關於陸志駺學習華語的描寫。反之，他只是持續使用日語與客語。綜合前述，筆者以為：陸志駺並無明顯的語言觀，可說是臺灣「對政治較無興趣」的一般大眾之代表。

　　那麼，《怒濤》之另一主角陸志麟又有怎麼樣的語言觀呢？陸志麟在小說前期，主張臺灣人應當力學英語，理由主要為：透過強大的美國，英語在世界上泛用性將愈來愈高；[53]「物量」的差距、科學的差距，使得他模糊的認為「日人不如美國人，東方人不如西洋人」[54]。但他的觀點在其時掀起華語熱潮的臺灣，自然鮮少有人共鳴。[55]並其後陸志麟與韓萍結婚後，他大抵接受使用英語溝通，並且漸漸學習華語；陸志麟此時學習華語的緣由，亦只是考量於臺灣華語的泛用性將愈來愈高。綜合上述，筆者以為：陸志麟對語言的觀點，大抵只是將語言當作一種方便運用的工具。另外，相較於陸志鈞較為傾向「普世價值」的觀點，陸志麟隱約認為日本人的「日本精神」是高於中國人和臺灣人的，如陸志麟曾分別評論漢人與日本人的民族性，將臺灣腐敗的狀況歸咎於漢人的根性：

「つまり酔生夢死か，……台湾人てこんなにつまらぬ，こんなにダメな人種だったんだ。口ではお山だ，長山仔だ，チャンコロだとけなしても実は自分も同じだったんだ。」[56]

相較之下，陸志麟對日本人卻是這樣描述的：

在悲劇裏，這些人還是這麼井然有序。而那種肅然，幾乎還是莊嚴的。……也許，這就是在火山爆發、地震、颱風、海嘯、火災裏掙扎過來的大和民族的民性吧。他們苦苦忍著，不讓人性的醜態表露出來。說不定這才是真正的日本精神呢！憑這份精神，日本大概不會倒下去的。[57]

這種對臺灣人較為悲觀的想法，也一直持續到結局。雖然陸志麟因家族之故承諾必會回到臺灣，但他對臺灣未來的設想與描述，既沒有他稱許日本人的「日本精神」，亦無他稱許日本社會的「日本是不同的。……但是在混亂當中，還是有個方向。就是民主主義」[58]。這樣的觀點，或許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在終戰後幾近五十年都生活在非自由社會的人生旅程。

　　綜合前述：陸志鈞的死亡應是象徵「日語」作為窗口，臺灣人已不可能再以此一路徑容受普世價值；但陸志鈞留下了對普世價值的理想。這種理想引導陸志麟走向日本，如陸志麟所說：「沒有留戀，……就算萬一有，也要斷然地拋棄。我想，這才是走向明天的路」[59]。陸志麟、陸志駺最終的不同抉擇，可以說只是方式上的不同；陸志駺僅僅是因為並非每一個臺灣人都有條件走離臺灣（包括陸志駺自己），因而決定留在臺灣另尋出路。

　　筆者在本節所描述之三人，陸志鈞將「日語」作為國際視野與普世價值的容器；陸志麟僅將語言當作溝通之工具；陸志駺並無明顯的語言觀，但在華語熱潮中堅守其熟悉的語言。陸志鈞帶給陸志麟的影響，主要是激發陸志麟透過日語再度接收更遠大的理想；但前述二人都將語言視為一種能夠與所乘載的內容相分離的容器或工具，筆者以為，這也是《怒濤》之作者的觀點。

伍、結語

　　日本於二戰戰敗後，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便很快禁止了臺籍作家的日文書寫。鍾肇政於此際堅持創作，並因而發憤學習中文，其歷程不可謂不艱辛。自轉換至中文書寫以來，直到《怒濤》一書寫成，鍾肇政本身亦置身於眾作家與臺灣情勢的不斷對話當中，其對語言的觀點也有一變化的歷程。最終，鍾肇政以「客語」為自身的語言認同。在《怒濤》一書中，鍾肇政著力描寫臺灣客家青年的掙扎與心境轉變。他們與長山人的社會背景及文化、語言教育的差異，且長山人所帶的接管者姿態，在在使臺灣人受窘，且難以順暢的向長山人表達自身。另外，日語教育亦使臺灣的年長一輩與青年世代間，對中國文化與新移居至臺的長山人，有不同的態度與反應。年長一輩對華語白話文充滿熱誠，且不願意使用日語；青年世代卻藉日語來彰顯相對於長山人的獨立性

　　至於《怒濤》的情節安排，亦顯出鍾肇政的語言觀。鍾肇政著重描寫陸志鈞對志駺、志麟二人觀點的影響。陸志鈞以「民主」為中心理念，對現存的中日政府皆作出批判。他堅持繼續使用日語，似乎不當僅解釋為「日本精神」在臺灣的遺留；而是日語作為窗口，臺灣人藉之所接收的民主、人權等新國際價值觀的象徵。陸志駺原先對政治較無興趣，僅是持續的使用日語與客語，並無明顯的語言觀；可說是描寫為一般大眾的代表。陸志麟則注重語言的「泛用性」，學習新語言的動機，主要來自其溝通的功能。

　　但是，在陸志鈞死後，陸志麟卻因而決定走向日本。透過前文的辨析，我們應可以確認：陸志鈞的人生，激發陸志麟藉日語再去吸納普世價值的理想。諸主角中，陸志鈞以「日語」為國際視野與普世價值的容器，陸志麟僅將語言當作溝通工具；二人想法的共通點為：皆是將語言視為一種能與所乘載內容相分離的容器。「民主」、「人權」等新的價值理想雖曾以「日語」為載體傳入臺灣；但日語在臺灣消亡後，臺灣仍有再接收前述價值理想的希望。因此，語言作為一種載體，是可以與所承載的內容（理念、文化等實質內容）分開的。本文認為：這一觀點正是鍾肇政語言觀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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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呂興昌，〈多音交響的可能——論台灣文學語言的歷史發展〉，收錄於《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臺北市：吳三連基金會出版，1996），頁63-64；頁78。

[2] 余昭玟，〈鍾肇政的跨語歷程與創作轉折〉，《從鍾肇政到葉石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61-62。

[3] 限於篇幅，本文以正文探討最相關的數篇論文及概念。至於部份《怒濤》相關研究，則置於本注中供讀者檢閱。黃秋芳〈解讀鍾肇政的《怒濤》〉，梳理《怒濤》章節大要及主要人物簡表，並以三種生命原型「意見型」、「感覺型」、「行動型」分析小說中主要角色；不過，三種原型的區分似乎不能窮盡《怒濤》人物觀點的動態歷程。因此，本文試以相互性的視角為基礎，對人物分析進行補充。詳見本段正文的後半段。鍾肇政說，陳俊光、錢鴻鈞整理〈鍾肇政撈後生閒談《怒濤》〉，以問答的方式，引出、記錄作者自身對《怒濤》的看法，亦留下鍾肇政日常的一些片段，已為極重要的史料。董砡娟《鍾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以《臺灣人三部曲》、《怒濤》為例》，以臺灣人反殖民意識的形成、反殖民意識於鍾肇政書寫中的呈現為論題，以二部小說中日本經驗、臺灣人形象、族群情結等呈現方式之或同或異，考察鍾肇政思想的演變歷程與其一貫之處。不過，董砡娟則較少以變遷性的視角來分析角色。本文則嘗試自結局回溯，考察導致此結局的情節與角色歷程，藉《怒濤》主角觀點變化來考察小說所內蘊的語言觀。黃秋芳，〈解讀鍾肇政的《怒濤》〉，收錄於《鄉土與文學：臺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臺北市：文訊雜誌出版，民83），頁313-333。鍾肇政說，陳俊光、錢鴻鈞整理，〈鍾肇政撈後生閒談《怒濤》〉，《鍾肇政全集31‧訪談集　臺灣客家族群史總論》（桃園市：桃縣文化局，民93），頁264-291。董砡娟，《鍾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以《臺灣人三部曲》、《怒濤》為例》（台東市：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4] 劉玉慧，《歷史記憶與傷痕的書寫——鍾肇政《怒濤》研究》（台中市：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5] 陳建忠，〈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收錄於《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2009），頁153-187。

[6] 陳建忠，〈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書寫：論鍾肇政《怒濤》中的「二二八」歷史建構〉，收錄於《大河之歌：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175-176。

[7] 余昭玟，〈鍾肇政的跨語歷程與創作轉折〉，《從鍾肇政到葉石濤》，頁44-74。

[8] 於華文學術圈，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有巴赫汀、巴赫金等不同譯名；眾聲喧嘩( raznorechie, heteroglossia)一詞亦有眾聲喧嘩、雜語、多聲部等不同譯法。本文的作法為：在引文及書目中，保留其書本來的譯法；但在正文，則統一使用「巴赫汀」、「眾聲喧嘩」二詞。關於巴赫汀理論的翻譯史考察，可參考李波教授的博士論文《翻譯研究的對話性路徑：巴赫金思想與翻譯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眾聲喧嘩」漢譯的由來，參見王德威，《眾聲喧嘩》（臺北市：遠流出版，1988）頁5-7。

[9] 余昭玟，〈鍾肇政的跨語歷程與創作轉折〉，《從鍾肇政到葉石濤》，頁61-62; 65; 72-73。

[10] 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長篇小說的話語》，《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47-49。

[11] 簡言之，主要可由二方面談論「眾聲喧嘩」概念：一是統一的語言中本身即涵蓋了多種表達方式與個體意向；二是小說作者藉此語言的多元性，以多種聲音對話的方式開展其小說主題。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長篇小說的話語》，《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頁40-41。

[12] 巴赫金著，劉虎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頁1-7。

[13] 據巴赫汀的說明，封閉的局部語只有「意象上的雜語性」，卻非「語言的混雜」。參見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長篇小說的話語》，《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頁75-77。

[14] 如呂興昌提到：臺灣眾文學語言「既全屬臺灣文學語言構成的主要因素，則當一體同視，全予肯定，不可獨尊強勢的官北話」。呂興昌，〈多音交響的可能——論台灣文學語言的歷史發展〉，收錄於《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頁78。

[15] 參見余昭玟，〈鍾肇政的跨語歷程與創作轉折〉，《從鍾肇政到葉石濤》，頁50。

[16] 「跨越語言的一代」由林亨泰首先提出，本指受日文教育，戰後卻不得不改用中文再出發的臺灣詩人。後此稱呼亦擴及散文、小說家。參見呂興昌，〈桓夫生平及其日據時期新詩研究〉，收錄於《文學臺灣》創刊號（1991.12），頁123-163。

[17] 「中文」、「華語」、「華語標準語」等詞彙，本文視之為近義詞，視前後文脈絡應用。「寫作」相關時多用「中文」，說話相關則用「華語」等。

[18] 鍾肇政等編，《文友通訊》，收錄於《文學界》一九八三年春季號（高雄市：文學界雜誌社，1983），頁136。

[19] 鍾肇政，〈那一段青春歲月——記《文友通訊》的青春群像〉，《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8，初版），頁25。

[20] 鍾肇政，〈蹣跚步履說從頭——卅五年筆墨生涯哀歡錄〉，《鍾肇政回憶錄（一）——徬徨與掙扎》（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8，初版），頁185-186。

[21] 鍾肇政，《怒濤》（臺北市：草根出版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初版），頁159-161。

[22] 本文所引用《怒濤》對話之翻譯，若以「」上下引號括起，則皆使用草根出版社於1997年版《怒濤》所附之翻譯。

[23] 參見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長篇小說的話語》，《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頁58-59。

[24] 黑格爾著，先剛譯，《精神現象學》（臺北市：五南，2019），頁131。此段詮釋參考了法農( Frantz Fanon, 1925-1961) 的論點。

[25] 參見弗朗茲‧法農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4），頁320-328。

[26] 黃慧鳳，〈被殖民者的自傳——論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6期（2012），頁119-133。

[27] 艾勒克‧博埃默著，盛寧、韓敏中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22。

[28]就小說創作而言，通常會有兩個面向的「主體」－「他者」關係：一為小說作者與所創造的角色之關係；二則為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就全本小說而言，主角往往即為主導性主體（亦有例外），主角與其他角色間的關係常常即為「主體」－「他者」關係。本文主要討論後一面向。

[29] 臺灣客家語稱外省人為「長山人」，本文皆使用此一名詞取代社會所習用「外省人」稱謂。一方面是本省、外省之劃分，屢起爭議；另一亦是順承《怒濤》之用法。

[30] 審查人之一指出：「長山人」與「外省人」二詞未必全能相互替代，「長山人」亦可能單指來自山東長山列島的移民，非指或來自全中國的外省人。筆者感謝審查人的提醒，再三思之，謹回應如下：本文之目標為探索《怒濤》內涵，雖不能確定「長山人」一詞本身的由來及演變，但關於《怒濤》中「長山人」一詞的使用，卻可由鍾肇政的一段說明窺知一二。鍾肇政說：「我們管大陸來的叫阿山仔，客家人說『長山』，就是從長山來的，而本來從台灣過那邊又回來的就是半山。這些半山人物雖然在大陸分成兩個不同的陣營，可是回來以後，還好，屬於南京政府這邊的沒有被抓，重慶那邊回來的也沒有做大官，就是平平凡凡的。」根據筆者的閱讀，於此文段，鍾肇政是將「長山」與「大陸」二詞作同義詞混用，皆包含南京、重慶等中國不同地區。似乎可說：雖難肯定臺灣客家語的「長山人」一詞確義為何；但大致可認為鍾肇政所提到的「長山人」約略同於一般所說的外省人。參見鍾肇政，〈歷史與文化的結合〉，《鍾肇政全集30‧演講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民91），頁444。

[31] 鍾肇政，《怒濤》，頁71-72。

[32] 鍾肇政，《怒濤》，頁73。

[33] 鍾肇政，《怒濤》，頁211。

[34] 鍾肇政，《怒濤》，頁333。

[35] 可參考余昭玟，〈鍾肇政的跨語歷程與創作轉折〉，《從鍾肇政到葉石濤》，頁48-49。

[36] 鍾肇政，《怒濤》，頁111-112。

[37] 鍾肇政，《怒濤》，頁112。

[38] 筆者在此使用「北京話」一詞僅為出於方便，並且也是順承小說中對現代華語之稱謂。事實上，其時來臺的長山人可能出身於中國各地，未必皆使用標準的北京官話。

[39] 鍾肇政，《怒濤》，頁179-182。

[40] 可參考盧柏儒，〈他者的歷史、帝國的神話與臺灣意識交織——論葉石濤「臺灣意識」的形成及實踐〉，《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2期，頁147。

[41] 列維納斯著，朱剛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北京市：北京大學，2016），頁8。

[42] 鍾肇政，《怒濤》，頁395-396。

[43] 據《怒濤》中的描述，此處的「滿州話」是能夠與大部份來臺的長山人直接溝通的語言。如《怒濤》頁255所述。

[44] 鍾肇政，《怒濤》，頁59-60。

[45] 鍾肇政，《怒濤》，頁382。

[46] 鍾肇政，《怒濤》，頁23。

[47] 鍾肇政，《怒濤》，頁255。

[48] 鍾肇政，《怒濤》，頁396。

[49] 鍾肇政，《怒濤》，頁78-79。

[50] 鍾肇政，《怒濤》，頁93。

[51] 鍾肇政，《怒濤》，頁100-101。

[52] 審查人之一以「『将来はやはり北京語の時代なんでしょね。あた？』一句中之やはり應是やばり之誤」，提醒筆者回到《怒濤》文本檢查日文原文。筆者感謝審查人的提醒，並簡要說明如下。根據筆者的檢閱：在草根出版、前衛出版社、桃縣文化三者所出版的《怒濤》中，此處皆作「やはり」。參見鍾肇政，《怒濤》（臺北市：草根出版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初版），頁161、《怒濤》（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頁161、《鍾肇政全集11‧原鄉人；怒濤》（桃園市：桃縣文化，民89），頁401。

[53] 鍾肇政，《怒濤》，頁45-46。

[54] 鍾肇政，《怒濤》，頁112-113。

[55] 鍾肇政，《怒濤》，頁45-46。

[56] 鍾肇政，《怒濤》，頁233。

[57] 鍾肇政，《怒濤》，頁116。

[58] 鍾肇政，《怒濤》，頁234。

[59] 鍾肇政，《怒濤》，頁393。

本文首刊於《國立屏東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第7期（2022年8月），頁85-111。感謝兩位審查人的評論，對於本篇論文的修改有實質性的助益，使其能以較完善的樣貌出現。亦感謝期刊編輯團隊的辛勞。

期刊連結（可全文下載）：https://journal.nptu.edu.tw/lsod/vol_file.aspx?lang=cht&fid=A11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