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漢語和普通話爭奪的舌頭

在雲南話裡，“操”有兩個意思，但絕不是字面上你知道的那個意思。一是直接通“罵”，網絡上已經有很多啼笑皆非的例子，可以直接替換“罵”來造詞，然後你就會知道有多搞笑。二是“操心、關心、在乎”，造句：操不得匿跡多了。意思是“管不了那麼多了”。

後來網友提醒我，台灣人講的“操”也不是我們熟知的字面意思。我查了一下，發現會被舉例的那個含義，在雲南話裡也有。比如“耐操”，這個詞在互聯網上的普及程度應該很高了，有人翻譯過來是“耐造”，但我覺得這實際上是北方話、北方人的理解，將其他語言都譯成北方話就是翻譯嗎。其他地方不知道，但云南方言裡有一模一樣的詞，不需要改動。或者還有“辣操”，是形容這個人很勤勞、能幹，很會做事的意思。

直到今天，看到一些初高中同學的日常裡仍然保留了方言習慣，包括網絡表達的部分，我感覺能用方言打字聊天的人都不同尋常。

有一次聊天，不知道什麼緣由，母親突然跟我說，她不會講普通話，“有時候講出來自己都聽不懂在說什麼鬼”。

我們是雲南的少數民族，暫且不說民族語，但從小到大都是說地方方言的。然後某一天，學校、社會到處都是“學好普通話”的標語和口號，老師開始用帶口音的普通話上課，我們坐在教室裡面面相覷，不是聽不懂口音，而是聽不懂普通話。

有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普通話傾軋了地域方言本應存在的空間。當一種方言不能在本地域的公共場合使用，也就意味著地域文化被不恰當地擠壓。

“如果說普通話是權勢的權力話語，地域方言就是弱者的心靈話語；如果說普通話是擴張的、外向的、處於中心的，地域方言無疑就是內心的、收斂的、處於邊緣的。普通話天然的在無情地擠壓、威脅方言以期維護自己的權威性與合法性。”

無論是語言上的多數人還是語言上的少數人都享有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

我日常接觸下來，發覺北方人在語言方面都笨笨的，每天就是驚訝於全國其他地方人又講了一句什麼好笑的方言，模仿、嘲笑，但又要說人家嘰里咕嚕，號稱一句都聽不懂。其實我有時候真想問問，是真的聽不懂嗎，還是以你北方話為基礎的普通話把你慣壞了，導致你沒有辦法尊重其他地方人的語言。

過去這麼多年裡，我是不會講彝話的彝族，方言是我和普通話之間僅存的隔離帶，有時候我會覺得很神奇，我們家講兩種方言，我們姐妹也有點裝模作樣，會突然間心照不宣地切換成另一種方言講話，聊天就好像在聊別人的人生。

我們方言裡有“wu3 su4” 這個詞，我一直沒能找到準確對應的漢語名詞，如果真要找，我也只能生搬硬套一個“惡（wu）俗”，但看起來始終太過強烈，遠遠“超過了”方言詞本來的意思。

後來翻到一篇張愛玲的《論寫作》，她說「那種雜亂不潔的，壅塞的憂傷，江南的人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心裡很'霧數'。 ”」並且她也說明了，這二字在國語裡似乎沒有相等的名詞。

我感覺和我的方言是相通的，意思也很相近，就是一個女人面對“堆在盆邊的髒衣服的氣味”這種感覺。她用的是“霧數”，雜亂不潔是其次，那種茫然不知所措，壅塞的憂傷才是緊要的。

“心之憂矣，如匪浣衣”，一個男人恐怕無法領會，她心中的幽怨抹不掉，好像沒洗的髒衣服。這是很多年來單屬於女性的一個譬喻，面對孩子和丈夫丟下的爛攤子，她厭惡又憐惜，然後還是要自己去做。思前想後，只恨想飛無翅膀。

談了這個例子，恰巧有廣西的朋友告訴我，“霧數”在桂林話裡使用頻率也很高，她一直以為是桂林方言。

在我們方言裡，沒有“工作”、“上班”這樣的詞，種地砍柴澆菜水是“活路”，外出打工是“活路”，總要找條活路。這是我們生存的方式。

有些一本正經的書上會說，語言反映了特定語言群體看待世界、自然、社會的視角和認知，這種視角和認知是獨特的、不可以被其他視角和認知輕易取代，而這也許就是世界、自然和社會真實的一面。

小時候家裡用報紙來糊牆，我剛識字，會用方言來念那些報紙，印像中幾乎全是“現代化”之類的詞語，說出來不僅彆扭，而且所傳達的信息表明那是另一個世界，與我的世界基本不相干。

直到長大，進入城市，舌頭完全被普通話佔有，可以嫻熟地用來表達和“文明”、“現代化”相關的一切，並深以為那就是自己所擁有的，被迫或主動地沉浸在一個“中國夢”的幻想中，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就徹底地改變了。

只有那些來自家鄉的消息，母親說不會講普通話、中小學同學正在使用漢字來模擬方言的表達，這些聊勝於無的補救，讓我們保留了不受擠壓的一塊。後來我告訴母親，不會講普通話沒什麼可恥的，強行讓人講普通話才可恥。

在雲南老家，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還在被普及標準語，而我們的小朋友普通話不好的時候，說出來的口號就會變成這樣：“我們都有一個夢，讓祖國不祥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