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寺院，想要隐居的中国人

在诺那塔院，时间过得很慢。一群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而来，他们穿着灰色棉服度过了几天单调又放松的生活：早上五点半起床，之后打坐，吃素斋，参加劳动、诵经。晚上七点半，又一次打坐后，就快到睡觉的时间了。

近一年，越来越多人来到寺院短居。每个月，诺那塔院开设了三期禅修营，每期招募五十多人。这里食宿是免费的，很多人报名了好几次，才抢到了名额。来寺庙也很方便，从庐山高铁站出来，打车到索道站，再坐七分钟缆车就能到山上的牯岭镇。

如果说牯岭镇在山上，那么步行半小时，或者打车前往，还需要再向上爬200多米的石台阶。周围是松树、鸟鸣，还有一道登山的香客。这里很容易静下心来，某种程度是山路的曲折，让人不愿意轻易去往更热闹的镇上。

对于很多人来说，间隔年变得奢侈，更渴望一种短暂的逃离。这个意义上，去寺院短住几天，与去海南万宁冲浪、去大地艺术节、去景德镇学一期瓷器课，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诺那塔院，下午有很多自由时间，年轻人们晒着太阳，和新朋友聊天，对着几只小黑狗拍照。每到傍晚，观景台还能看到日落，以及随着而来九江市区的夜景。

师父认为，更多年轻人愿意上山，去寺院体验是一个好现象。这代表年轻人，不光是追求物质的满足，而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但硬币的另一面，往往是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人们更愿意轻松讨论：你要当痛苦的尼采，还是当一个快乐的猪？

在今天，人们处在竞争力过大，又感到不再有上升性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物质的困境，由此而来的是职场职场、婚恋、亲密关系的多重压力。我们更会担忧的是：如何不当一个痛苦的猪。

来寺院禅修，大多数人还是离不开手机，他们想要记录每一个瞬间，很多是摆拍：绕着佛塔转、闲散地坐在石阶上、专注地看着某本书、与师父合影、手坐着祈祷状，虔诚闭上了眼睛……..

我很怀疑，如果不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这些体验，是否几天的禅修生活就不存在？

1.一炷香

一炷香，大约是一个小时。

在寺院，除了师父外，每个人都称对方为师兄，哪怕来禅修的女性更多。因为场地缘故，男女分开进行打坐的功课。早上六点不到，我们走到了禅堂，这时候天还是暗的。打坐的时候，不可以说话，不可以注视他人，不可以睡着。

因为，我晚来了一天，师父单独教我打坐。那天下午，整个禅堂只有我们，透过窗户，外面是一片松树林、茶园，阳光普照。坐在我对面的师父，眉目清秀，戴着铁框眼镜，说起话来有些腼腆：「以前，打坐不好的话，是要挨板子的。当然，现在不会了，你是在家人。但在我们出家人之间，还是会的。」

尽管只有一个学员，他却讲得很耐心。一般情况，打坐的场所，中间会有佛堂。在开始前，人们先绕着佛堂跑圈。 「但我们这里没有。」师父表示，跑圈是为了活络胫骨，就像是游泳之前的热身运动。 「每个寺庙的规矩，可能不太一样，之后你看着别人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一般不会不错，这个叫做随众。」

打坐有三种不同的盘腿方式，初学者可以选择最容易那一种。但都需要用布包裹腿，因为很容易静坐中，受到寒气。打坐是为了什么？师父用另一种方式回答：

「这比如，我们在这儿聊天，如果我想着过去的事，它确实真实发生过，但在此刻已经是不存在了，是虚妄的。你要是这时候想着，什么时候离开、该怎么定车票，但这是未来的事。我们正在这里，一块说话，这个当下，才是真实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打坐是为了训练越来越稀缺的专注力。一炷香的时间，什么也不能想，确实太难熬。 「这时候，你可以数你的呼吸，从一到十。有时候，你数忘记了，不知道数到哪了，没关系，重新来一遍就好。你也不需要去记住，总共有多少个十。」

那天清晨，如师父所说，我们进入禅堂后，在黑暗中，开始跑堂，人们从早起困意中，快步走。在人群里，师父走得很快，如同一种决绝的赶路姿态。等来一声木鱼声，所有人站立在原地，不许动。随着另一声敲击，快速找到自己位置，开始一炷香的打坐。

常常，我会听到鼾声，师兄们告诉我，最开始会数呼吸的次数，但很快干脆放松起来。我发现，所谓的放空也很难，在打坐的时候，我无法停止想各种事情，这被称为「妄想」。那几天，我观察到，当某一个师兄也开始睁眼，观察其他人的状态时，差不多打坐也快完了——这也许是他忍耐的极限。

往往几分钟后，木鱼声响起，突然感觉身体属于自己，又可以动起来了。这让我想到中学的午休，铃声又一次响起，大多数同学都短暂睡了一觉，恢复了精神，而我努力很久，根本就没有睡着。

师兄们适应着腿痛，接着跑堂起来，不自不觉中天亮了。这之后，一天的功课才刚开始。

2.上山

正闲告诉我，她第二次上山时，也就是2017年1月，每天会有六柱香的打坐时间。但她并不感到累，哪怕因为认床睡不好觉，但白天没什么压力，反而觉得很安心。那两年，她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如愿进入影视公司。她表示，影视行业正处在黄金期的尾巴，很快就开始衰落。

她如此形容当制片人的乐趣，如同看着一栋房子，从设计图、地基开始，慢慢成型。但公司参与的影视项目几乎都「黄了」，这不仅意味着工作没了意义，也影响了收入。 「也是发不出工资的状态，那时候很迷惘，我觉得人越迷茫的时候越不能急，因为你很容易做一个很错误的选择。」

那时候，她来到塔院当短期义工。师父给她起了法名叫「正闲」。师父告诉他，希望她可以身体是忙碌的，心却是闲着的。很快，她又下山，开始了第二份制片工作。这份工作几乎是第一份工作的重演——大多数忙碌的影视项目，最终都没有结果。

「工作压力很大，，导致我有一段时间去公司，每天早上我去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就心想又要上班又要上班，整个工作环境也特别压抑，非常不开心。后来选择创业，是因为上班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你做什么都感觉好像出错了，感觉很多东西限制了你。」

很大程度上，和同学们一起创业，像是对不如意职场的逃避。他们打算做原创艺术戏剧，但没有创作经费，也做儿童戏剧教育来养活团队。创业不算顺利，正闲的经济压力很大，常需要家人经济上支柱，仅在北京房租就要五、六千元。

三年后，2020年1月，正闲又一次上山，那段时间她的压力很大，常会失眠，需要每晚吃褪黑素。很快，碰上了疫情，线下演出、教育市场几乎停摆，公司处于停滞中。那年四月，正闲又回到山上，当了两个月义工，仔细思考后，她决定退出创业，也退掉了北京的房子。

正闲告诉我，留在山上，更多是机缘巧合。她尝试过在四川一所大专院校，当影视制片课程的老师。每年，她五个月呆在四川，剩下大部分时间，她选择呆在山上，备课、做义工。去年，她决定结束这样漂泊的生活，作为北方人，她不太习惯西南小城的生活，无法长期生活下去。刚好这时候，寺院要开设更多禅修营，能给她一个工作的职位。

不知不觉，她在寺院呆了三年。她为很多人挂过单，这指的是居住在寺院，领好裤子、棉袄、床单、被套，有一种住在青年旅店的感觉。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每个月有十五天，她和义工们需要服务来寺院体验禅修的师兄们，另外九天，她们要和来访的人提前进去网络沟通。

来之前，我对寺院的禅修有些担忧。因为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寺院会没收手机，早上四点就要起床，如果不遵守规则，会受到惩罚，或者被劝离。但面对正闲，以及其他一些义工，我从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迫和严厉，诺那塔院很友好。

「佛教是一个大商场。」 师父如此回答我的疑惑。 「那么，各宗各派只是商场不同的专柜。每个人不同，如果世界上有84000种烦恼，那么也会有84000种药，你要去找适合你的。每个寺院的风格不一样，我们想接纳更多的初学者。这是受到净慧法师的影响，他提出了生活禅。很重要一点是，要先开方便之门，你要先让年轻人走进来。你不能一下拿很多规矩，把他们拒之门外。」

正闲告诉我，师父常会嘱托：「大家要有服务的精神，不能以一个执法者的状态去管学院。大家在观音殿吃饭的时候，要态度很友善地去提醒，不要讲话了，不可以翘二郎腿。有师兄还开玩笑，像是在看管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对于正闲来说，在山工工作很有成就感。每月有几次「出香日」，她会去牯岭镇逛一逛，或者和师父们一起，爬山、去一处风景好的地方喝喝茶。

「这么多年轻人上山，他们带着问题来，喜欢这样的环境，包括人和人轻松的关系、师父对他们困惑的解答、周围的寺院环境，义工团队打造的氛围。当他们带着欢喜下山的时候，其实你内心会很有成就感，与在山下拿工资的感觉是无法比的。」

我问正闲，这个氛围具体指的什么？

「这需要人们自己来体验。」 正闲笑了一下说，「就和我们喝茶一样，我说这个茶是什么味道，你感受不到，不如喝一喝。」

3.来禅修的人

来参加短期禅修的人，大多数是上班族。很多人刚辞了职，想换一种生活来体验，有些趁着休假，想来放松一下。师兄阿灿告诉我，以前总想去看一次日落、看一看星空，但没有人同行，也没有动力。没想到这一次来庐山，实现了这些愿望。

阿灿在深圳工作了十年多，他很烦恼，自己一直是单身，并把原因归为个性内向、木讷。这几年，他参加过一些相亲，但都没有下文。对于家乡潮汕来说，1989年出生的他，非常晚婚了。

为什么想要来寺院体验？阿灿的答案和很多人一样：对生活太迷茫了。 2001年出生的阿松，在这期体验营里，是少有的学生。他留着长头发，盘了起来，长得像是电影里年轻的小道士。课堂上，阿松总对师父讲的内容很感兴趣，在晚上打坐前，常来帮忙收拾靠垫。阿松告诉我，来之前，心里有一点慌张，因为之前从没有在寺院住过。

很难说，阿松有什么样的烦恼，他说过去很大的痛苦，是来自父亲对他的强势，好在母亲不一样，愿意他找到喜欢的生活。初中的时候，他接触到一个课外老师，由此开始对文学有兴趣，喜欢沉从文、汪曾祺、仓央嘉措，期待未来能当一个语文老师。

但事与愿违，他没如愿考上师范类大学，而去了上海一所大学念会计。他谈到前女友，女友和自己很不同，对梦想很执着，一直往音乐上深造，想成为交响乐团的指挥。她鼓励阿松，不要限制自己。这让阿松想到了，从少年开始，就对佛学、古典文化的兴趣，但觉得自己离那些很远。

阿松说，自己更感兴趣形而上、真理的事物。未来，他可以接受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只要能养活自己，哪怕是扫大街都行。他也很想当一个出家人，但父亲与家人们肯定是反对的，所以只能等着未来不再有家庭的牵绊。阿松的口吻，有些像是少年动漫的片段，「说一句很自大的话，我不希望众生受苦。」

另一个来禅修的女孩，听了阿松的故事，有些不以为意。她马上大学毕业，因为论文答辩，她提前结束了寺院的禅修体验。她认为，阿松根本没什么真的困境，只是一种少年般心气，故意又一种迷惘、忧愁。而她，作为一个「转大人」的毕业生，则要面临考公还是找工作的抉择。

师父认为，阿松保有一种天真、理想主义，是一件很好的事。 「很多人，都觉得童年没有烦恼，其实是错的。每个人，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烦恼，这样的情绪是真实的。我们不能用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去看待另一个年岁的人。」

4.夜话

上班的人，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烦恼。师父认为，尤其是疫情之后，很多人失业，工作也没那么好找。在寺院的最后一晚，是普茶夜话，人们可以问师父任何问题。

那天晚上，师兄们写下了很多字条：1如何找到奋斗一生的理想。 2.时常在向上拼搏，和直接躺平之间挣扎。 3.人该如何接受现在的自己。 4.如何化解坏情绪5.面对学历很自卑，怎么调节？ 6.如何面对分别的难过？ 7.你相信命中注定吗？ …….

一些问题，师父答了很长时间，有些他很简短地回答。有人问，分手后放不下对方怎么办？师父很快说：多想一想对方的缺点。谈到该怎么化解坏情绪，师父表示：当认为情绪和欲望是虚假的时候，它就不会困扰你。

那么，如何接受现在的自己？

「在场的都是死刑犯，只是缓期的时间不一样。要珍惜放下，不空过时间，也不认为有什么放不下。」

那天晚上，师父说了很多，最后分享了一个心得。关于下山后，人们得以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修行。不是冥想，不是打坐，甚至不是要求和在寺院一样，三餐要定时吃。只是一件很简单又很难的小事，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起床。只设一个闹钟，不能赖床。

「先从生活的自律开始，从可控的事情开始，也许要求几点睡觉，总会碰到加班、聚会。但当你决定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哪怕睡的再晚，困到不行，也先起来洗脸、刷牙，再睡个回笼觉也行。所谓修行，就是修正我们过去错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修行是一种行动。」

第五天，不少人提前离开了，领着行李箱，要去赶最近的一班高铁。这些人，大多是请假来的，在寺院休息的时候，他们常会拿着手机进行工作沟通，脸色紧绷。阿松没有吃午斋，他选择步行八公里，从好汉坡下山。他会坐下午高铁，回上海继续念书。阿灿决定暂时留下来，当下一期禅修体验营的义工。几天后，他给我发了一条视频，画面是雨雾中的山景。

往往，人们下山后，一样会碰到更多的生活上困恼、不顺心的事情。如同我们，长途旅行之后，又重新回到高铁车厢，进入地铁站，听到全家便利店的迎门声时，会感觉不久的那些天，像是午睡的梦，一种轻盈又遥远的回忆。

END

本文发表在《nowness》2023春季刊，以上为作者版本。

*段1一炷香的师父，与本文另一个所述的师父，是两个人。

*本文采取一种接近平视的视角记录。因此也沿用「师兄」的称呼，但作者并不认同这样有违当代性别平等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