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 第四日|流連粵語歌中，懷念

嚴格意義上說，我不是道地的廣東人。我的父母一個來自北方，一個來自南方，相遇在北京，然後南下了深圳。我一歲起就在深圳長大，卻很清楚深圳並不被廣東人看做道地的廣東。我也學會了本分，很少在外說自己是廣東人，在廣東人面前更是如此。

我的父母都不說粵語，但小時候去香港，聽到店員們口頭確認“大陸人”，或者地鐵上有人念叨“北姑”，我媽會白上一眼。上學的時候，跟廣東孩子耳濡目染，我也開始張口說，卻總是鬧笑話。例如，“下雪“我會說成“下血”，“興趣”會說成“性趣”。後來我再也不用國語的同音詞套在粵語上了。

我的粵語突飛猛進是在英國。那年我十七歲，跟大多數內地去的孩子們找不到共同語言，於是混在了香港學生堆裡。我參加他們的社團，跟他們去唱卡拉OK，一起刷TVB劇，讓我找到一些歸屬感。有好幾個新年和聖誕，為了不跟一堆不認識的大陸學生喝酒吹牛，我也是跟他們一起度過的。就這樣，我的粵語進步很快，至少到了去香港購物，不會被店員白眼的程度。

粵語對我的複雜意義是在我離開學校後才開始顯現的。父母是90年代初到的深圳。當時香港還沒回歸，大陸沿海和香港的收入水準還有相當距離，香港也還沒有爆發革命。那個年代去深圳的人看上的無非是改革紅利，收入和機會都比內地好，唯獨去了香港會感受到階級差距和赤裸裸的瞧不上。母親在深圳生活了快40年，至今還​​會說起回歸前，她在公立單位工資只有幾百一千，難得去到香港買衣服，卻被Marks & Spencer的店員當面嘲笑：「這件毛衣680塊，你買得起嗎？感的孜孜念念，以至於總用「彈丸之地」這種貶抑的語言談論香港。

但反觀我，從小就受香港文化影響，看TVB，聽粵語歌。後來，自由行去香港方便了，我會說些粵語，有文化親近性，又喜歡這座城市的法治和效率，很自然就愛上它，關心它的命運。大學時代，我有內地朋友去了香港讀書，正值香港經歷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作為一個不會粵語的大陸生，他們經歷的內在矛盾、衝擊、甚至創傷，是我難以感同身受的。那時我意識到粵語對我的意義更像一張通行證，一張可以走近這層文化內外，和有關它身分記憶的通行證。

後來的將近十年，我對粵語和粵語文化的親近讓我更願意走近香港的文化和電影，理解香港的政治和運動。和粵語相關的記憶還有愛情，有我在異國他鄉的失戀夜晚無數次循環的「Lonely Christmas」。我因為粵語愛上了王家衛、杜琪峰，也愛上了在無聊的工作日夜晚反覆狂刷無間道，思索那個總在鏡子裡審視自己的劉建明，是否就是另一個時空中正在掙扎的自己。

如今我身在美國，我的身體和語言都脫離了最舒適的土壤，對生活的歸屬感和掌控感消失殆盡，我常常靈魂出竅，不知道哪裡可以回去。失去語言的我，彷彿站在一條湍急的河流中間，一邊是失去自由的陷阱，另一邊則是無法附著的孤獨，我終於接受無論是母國還是異國，在此刻都已無關痛癢。我為了被理解、被愛而不斷解釋、嘶吼，直到最後精疲力竭，發不出任何聲響。

在最被抽空的日子裡，車裡的粵語歌單竟成了我最安靜的歸處。當手放在方向盤上，對速度和方向的掌控歸於本位，思緒卻被兒時就會哼唱的粵語歌帶到了安靜的地方。我們之間沒有審查的張力，它也不要求我自證清白。我們像兩個走得很近的過客，享受著彼此的陪伴，但不羈絆於情感的包袱和對錯的重量。這是最沒有期待的關係，也是最讓人平靜的關係。

也許，迷失在粵語旋律裡，就是迷失在我兒時對那個小小城市單純的喜歡和對公平、自主的執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