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爭搶內地精英：一場錯位的奔赴

（這是一篇寫了比較久的稿子，採訪調研了接近30人。與編輯合作的，原文發在36氪。在matters上再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嘿嘿～以下為正文：）

待了5年，郭啟啟已經熟諳香港生活的“潛規則”。

生意場上，初次見面別人總會先問他住哪。郭啟啟後來明白了，香港地窄，每一寸角落都有它的價格，別人可以通過你住的社區，判斷你有多少資產，“然後決定和你講哪個階層的話”。

租房時見房東的第一件事，是展示工資流水單。這是他多次搬家積累的經驗——既證明自己租得起房子，也暗示了社會地位：這個外地人不是窮小子，不是好欺負的。

孩子能否上好的幼兒園，取決於家長能否通過面試。 “爸爸最好是老闆或公司高管，媽媽獨自帶娃不用上班。如果公公婆婆還在工作，一看就沒什麼錢，那可能很難通過面試。”

一種殘酷浮現於眼前：這個社會的階層篩選比想像中開始得更早。

郭啟啟當初在北京的國企上班，安安穩穩，但為了追求人生更大的可能性，便申請了香港優才計劃去香港創業，那時每年的名額是1000個，申請人不多。

但今年年初起，一切都變了。身邊好多朋友來和他打聽怎麼申請香港身份，這是從前沒有的。

很快，一場香港移民熱潮在內地精英中蔓延開來。

騰訊北京總部樓下，有員工在等夜晚的班車時，會談論起香港優才計劃；廣州的微信總部，有部門領導特意邀請香港移民中介，來到擠滿員工的會議室裡，講解如何申請香港身份；有中介特地從杭州飛到北京，給來自字節跳動的客戶介紹香港的方方面面。

“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座城，而是一個意涵豐富、色彩迷離的文化符號。香港是獅子山下，也是東方之珠，是維多利亞港，也是中環，是梅艷芳，也是李嘉誠。

時移勢易，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的黑暴事件，以及緊隨其後的幾年疫情，深刻地改變了香港。對於內地中產而言，香港身份依然具備不俗的吸引力，但這其中也充滿諸多謀算、錯位，和同床異夢的現實。

移民申請單的兩端，一邊是尋求Plan B的內地中產，一邊是搶人不設上限的香港政府——即便申請者們順利獲得香港身份，這仍是一段錯位的奔赴。

內地精英和香港，都著急

想獲得香港身份的內地精英在想什麼，龔武可能是最懂他們心思的人之一。

龔武3年前從公務員崗位離開，投身香港保險業務，順帶著做香港身份申請，主要服務中高產人群。他發現，對香港身份最渴望的有兩種人。

一種是孩子正在上四、五年級的家長。因為再過7年，孩子就要高考，香港永久身份證持有者可以在高考中以比內地考生平均低150分的情況下，進入同樣的985、211大學。而通過香港優才計劃，獲得香港永久身份的期限正是7年。

另一種是最近一兩年打算生小孩的。按照香港規定，在香港出生的小孩，出生即香港人，“一勞永逸”。

“大部分人都是為了小孩，他們並不一定喜歡香港。”龔武說，“中產們最擔心階層下滑，保證孩子也是中產，就是最重要的人生課題。”

業務的“爆發”是從2022年10月開始的。

那時，港府宣布“香港優才計劃”開始“不限量”。包括龔武在內的多家中介機構告訴36氪，他們的公司員工常常加班到凌晨，為蜂擁而來的內地中產和高淨值客戶申請香港身份。

想要香港身份的人太多，多到龔武與合夥人不得不主動拒絕一些生意。 “我們合夥人的微信未讀消息通常保持在四位數，消息根本回不完。”

火爆的生意之下，是香港毫不掩飾的急迫，它前所未有地渴望內地精英。

一位到香港考察的創業者告訴36氪，“在香港稍微正式的商務活動、會議，就可能會碰到投資推廣署、財務司的領導。”

有一次，他夜裡11點多給投資推廣署的官員發微信，詢問開設業務相關的事情，沒想到對方秒回，耐心地給予指導和鼓勵。

在優才計劃“不限量”之後，2022年12月底，香港又啟動了“高才計劃”，加大搶人力度。只要滿足前一年的年薪高於250萬港元，或者在全球百強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均可憑此簽證來香港工作或生活，無需先找到工作。

香港高才計劃學校名單中，內地高校共有北清復交等9所上榜。有人歡喜有人愁，社交網絡上“為什麼我的母校不夠格”的討論立刻炸開了鍋。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到大學訪問時，呼籲學生們：“不用先找工作，先來香港！”到了7月2日，香港特首李家超甚至親自招攬人才，透露港府正考慮繼續放寬高才計劃的申請門檻。

效果是驚人的。今年前5個月，香港已經高效地批出4.9萬份申請。也就是說，這半年里通過引才計劃獲得“香港身份”的內地精英，已遠超過過去10年的總和。

這多少值得驚奇和發問：香港到底有多缺人？

答案是極其。過去兩年裡，香港流失了14萬勞動人口；2022年幼兒園招生數減少了四分之一；自2020年7月1日到2022年底，香港居民經機場離港的淨移出數目超過40萬人。這些人流向了新加坡、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地。

如今，熱情湧入的內地精英，甚至超過了香港移民局網站服務器的承載。一位通過了“高才計劃”的申請者，在預約身份證辦理時，因訪問量過高，連續多天無法刷進預約系統。

理想的情況是，這些內地精英可以填補香港流失的勞動力空缺，緩解香港的人才焦慮。然而熱鬧的表像下，是尷尬的另一面：這些申請者中，相當比例的人並不真正打算去香港工作和生活。

一位剛剛通過優才計劃拿到香港身份的消費公司中層管理者說，“只是因為小孩，想給他多一個選擇的可能性”。她坦言，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圈子都是在內地，不太可能去香港。優才計劃和高才計劃每兩年需要一次續簽審批，她正在發愁“不去香港怎麼續簽通過”。

這也是龔武的客戶們最關心的問題。在他接受過諮詢和實際辦理的客戶裡，互聯網大廠的人最多，尤其是程序員。

除了中產人群，年輕的00後清華金融系在校生David也填報了“高才計劃”申請。提交一天就被審批通過，他感嘆港府的高效。

David是北方人，從深圳去香港辦理身份證時，他經歷了一次小小的culture shock（文化衝擊）。穿梭於香港的大街小巷，他能看懂街頭的廣告牌文字、菜單，卻聽不懂同樣膚色和麵孔的人嘴裡的粵語，甚至無法用普通話讓對方理解。 “一種很錯配的感覺。”

David加了很多個已通過“高才計劃”的人的微信群，裡面各行各業的都有，“問了一圈，沒人真的想要去香港工作”。身邊同學和朋友對香港亦無太多嚮往，“大家基本把它當作一個兩年的旅遊簽證來對待。”

一直以來，“香港”代表著更高的薪水，更低的稅負，更自由包容的社會環境，更完善的法制環境，象徵著繁榮、公平與可能性。

但這一切，都基於一個現實前提：能在此處“揾到一份工”。

中環變天了

香港的就業吸引力下滑之快，超乎很多人想像。

過去，香港是一個人才高頻流動的市場。 “大家一般兩三年會跳槽一次，每次工資漲幅30%，也有高過50%的。”在香港乾了8年獵頭的黃仁告訴36氪。

黃仁記得，大概是2021年中旬，因為人才大量流失，一些企業不得不加薪招聘填補空缺。但與以往不同，企業主要招聘有經驗的人士，尤其是工作時間5-8年左右。

對於應屆生的招聘並沒有很多。 “可能對未來預期不明朗，不敢再花大量時間培養應屆生了。他們希望招進去的人立刻能上崗做事。”那段時間，校招已經大不如從前。

然而，進入2023年，連有經驗的人也不招了。

在香港外資投行做IPO業務的Elsa抱怨，往年還沒到金三銀四，每週都有獵頭來找她。而今年，金三銀四過去，一個獵頭都沒來。 Elsa調侃，“降本增效的風氣已經從內地吹到了香港。”

伴隨著的，是不間斷的金融業大裁員。

同在香港投行做IPO業務的Jason發現，從2022年下半年開始，不僅同事越來越少了，連同行也越來越少了。辦公室裡，同事們的心思都被裁員名單牽引著，今天哪個部門又裁了多少人，哪家公司又裁了多少，“只是裁多裁少的問題，大家人人自危。”

放眼望去，到處都是裁員的消息。花旗、德銀、渣打、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從商業銀行到投資銀行，從董事總經理到普通職員，從上到下，無差別裁員。

情況越來越糟。據港交所統計，2022年全年，共有47家香港券商宣布停業，創歷史之最。今年以來，倒閉潮繼續，第一季度又有12家券商停業。

券商的水位高低，取決於香港IPO市場的潮漲潮落。而香港IPO，則是中國內地新經濟創業的一面鏡子。

從2010年左右開始，美元資本主導了蒸蒸日上的中國移動互聯網浪潮，那些拿了美元投資的企業，大多將上市地選在港股和美股。

港股的巔峰時刻出現在2018年。那一年，港交所募資額在全球證券交易所中重回第一，前十大IPO項目全部來自內地：每家募資金額都在50億港元以上，排名前三的是中國鐵塔、小米和美團。

小米和美團這兩家新經濟代表公司赴港上市，最大推動力是香港2018年的上市新政——允許擁有同股不同權架構的公司上市。這引領了一波巨大的浪潮。時任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目前內地仍有源源不斷的新經濟公司準備2019年來香港上市”。

阿里巴巴2019年在香港完成第二上市，單這一個案子就佔了當年港股IPO全年募資總額的3成。一年後，臨門折戟的螞蟻金服上市，幾乎成了內地新經濟公司在港交所最後的高光時刻，“當時全世界的錢都集中在香港”。

而最近兩年，內地到香港上市的企業肉眼可見地少了，“手頭上已經沒有要IPO的新項目了。基本都是之前的存貨。”Jason說。數據和體感也很吻合：德勤稱2023年上半年，港交所IPO募資額在全球排名第六。

低迷的IPO只是最後一環，更深刻的變化，是中國內地創投美元基金時代的落幕。 IT桔子數據顯示，2022年專注於中國的私募股權基金募集的美元資金銳減超80%，創下近十年來最低。

外資撤離中國，對中國創業生態是一種結構性的衝擊。一位投資人認為，“2023年會是一級市場分水嶺的一年。過去兩年，美元在中國越來越難投，投不出去，也募不到資。”

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以戰爭催生的經濟發展和以貿易市場催生的經濟發展，在結構上很不一樣。”

他認為，過去靠全球化貿易驅動的南方經濟，接下來要退居二線了，傳統的、偏權力驅動的北方式增長模式和結構將重現。那些和生活相關的產業會被冷淡，比如阿里、美團這類主要改善生活質量的行業——過去，他們主要由美元資本驅動。

相反，硬科技類、國防類的項目會得到資源傾斜。這批由人民幣基金主導的新企業，更願意在A股上市，而非港股。

矛盾就在這裡。香港優才和香港高才計劃的獲批對象，主要來自於金融和科技互聯網兩個領域。

金融是香港最大的、幾近一枝獨秀式的支柱產業，其他傳統支柱產業則在持續萎縮。政府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金融業在香港的GDP佔比從2010年的16.4%升至23.3%，而貿易、物流、旅遊均有明顯下降，旅遊業的GDP佔比從2010年的4.3%驟降至2020年的0.4%。

以投行為例，Jason覺得，同行們背景都很相似：家庭條件普遍不錯，都是常青藤、清北復交一類學校畢業，薪水很高，能力值相似。 “這是一個很連貫的行業，在學校時，同行們就被灌輸畢業了去投行，精力旺盛，一路升級打怪，拿著百萬年薪，在這種精英文化中沿著慣性走下去。”

直到慣性突然中斷。香港IPO市場何時會恢復，Jason預測不出來，5月，他選擇離開投行。

最能夠量化這種焦慮的，應該是寫字樓開發商。以投行為首的金融行業大裁員導致香港中環辦公樓空置率突破25%——即便是他們降低了租金，仍沒能留住這些金融客戶。

而香港科技產業貧瘠，本身就很難吸收多少就業。一位香港本地的科技創業者告訴36氪，當他決定創業時，堅決地將團隊設在了北京和上海；一位北京的大廠程序員研究了一個月香港的招聘網站，也沒找到適合的機會，“多是海外大廠的BD崗位，開發崗極少，發展前景感覺不如內地大廠。”

既渴望人才，又無法提供足夠的、有吸引力的高薪崗位——香港似乎陷入一個無解循環。

香港進入“家辦時代”

“月薪28萬港元，招一個公務員崗位，擔任“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主要負責促進全球投資香港等等。”

“月薪7萬到8萬元，派駐北京，擔任內地家族辦公室聯席主管，覆蓋北京、天津、河北、遼寧、黑龍江、吉林、甘肅、新疆、寧夏及內蒙地區，主要負責吸引所在區域的富豪到香港開設家族辦公室等。”

——香港特區政府官網上，能看到港府推出的針對“招商引才”的新崗位。

“港府在這個事情上很上心，他們很早就來找我推薦候選人，我身邊就有朋友加入了他們家族辦公室團隊。”某香港家辦創始人趙開觀察道。

缺錢，便無法支撐大量的高薪崗位。當外資撤離，內地草根們的創業熱情衰減之後，香港需要引入“新錢”來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先富起來的內地富豪，成為了極佳的“招商對象”。

在改革開放的40多年中，中國第一批富裕家庭已經成型，並逐漸進入到二代接班的階段。這時，設立家族辦公室是確保家族財富得到妥善管理，實現保值、增值並分配給後代的一種方法。

香港投資推廣署家族辦公室環球副主管何曉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更多家族辦公室落地香港，不僅可以帶動更多投資管理及相關專業服務需求，甚至地產、零售等消費市場，其帶來的基金、信託也能進一步豐富香港的資金池，增強香港的融資能力，為金融服務業創造更多商機。

此外，家辦或許還能夠成為內地VC們的募資對象，改善創業生態。這可能對於香港整體經濟結構轉型會有深遠影響。

從投行離開後，Jason機緣巧合下接受朋友的邀請，在6月份加入了一家香港家族辦公室，幫助某內地富豪打理一級市場投資業務。他們的辦公室設在香港，享受香港對家辦“免稅收”的政策，但他和同事們平時基本在內地活動，看一些國內的項目。這是他目前能找到的少有的、能看到上升趨勢的金融賽道。

“這不是一次很刻意的轉型，”Jason說，“更像是被時代洪流裹挾，跟著香港的節奏轉換到了新賽道。”

據畢馬威《2022年香港私人財富管理報告》顯示，2021年，香港私人財富行業資金淨流入達6380億港元。香港高淨值人士（可投資資產超100萬美元）18.2萬人，財富管理規模10.6萬億港元，其中41%來自內地，預計未來5年將增至51%。

不過，這還不是內地富豪的全部潛力。

根據胡潤2022財富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月1日，中國千萬資產家庭較上年增長2.5%至211萬戶，億元資產“超高淨值家庭”較上年增長3.5%至13.8萬戶。

中國富豪一下子成為了“香餑餑”。全世界都盯上了他們：

今年3月，港府發布八大利好措施，吸引家族辦公室：稅務寬免、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成立香港財富傳承學院、啟動家族辦公室服務提供者網絡、推廣機場的藝術品儲存設施、發展香港成為慈善中心等；

香港地產商也翹首以盼，稱該群體“有利於香港寫字樓租賃業務的複蘇”；

開曼群島金融服務部長安德烈•伊班克斯5月特地訪問了新加坡和香港，希望在亞洲設立辦事處，爭奪這些富豪去開設家辦。

人人都盼著內地富豪慷慨出錢，但富豪們有自己的考量。

香港家族辦公室合夥人趙開告訴36氪，內地客戶更關心資產未來的安全性，這是第一位的，“很多人其實更傾向於在海外開設家族辦公室。”最近，來找他的內地客戶最關切的問題是境外投資，諮詢量相比往年大概能翻3倍。

內地富豪能填補上外資流失的空缺嗎？能為香港商業帶來多少活力？又能有多少富豪最終會選擇香港，而不是它最有力的競爭對手新加坡？

目前還沒人能給出答案——就好像要回答“香港精神還能激勵當地年輕人嗎”這個問題一樣。

香港曾經也是窮的，梅艷芳、周潤發、成龍這些出身貧寒的人士都成長於那個歷史階段，融入80後、90後的青春記憶裡。

那個時候，香港人還相信，努力有機會成為下一個李嘉誠，努力有機會成為下個巨星。那個時候，膾炙人口的粵語歌主題鮮明，刻畫人間煙火、社會現實，詮釋著“香港精神”：能吃苦、樂觀、團結努力。那個時候，小人物是香港的底色，小人物翻身是最常見於香港的都市傳說。

如今，走進香港街頭的餐廳，可以聽到音響中傳來不知所云的抖音神曲。

郭啟啟還記得送孩子入學那天，那是所不錯的幼兒園，校長自豪地表示，他們培養孩子，未來是可以給李嘉誠打工的。他錯愕，“給李嘉誠打工成了人生理想？”

香港的故事還將繼續。只是，它不再是從前那個香港了。

（郭啟啟、龔武、David、Jason、Elsa、黃仁、趙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