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民国旧报纸，暗示我们如何超越“标签之战”

按：近日标签风波，令亲者心痛，仇者大快。很多进步人士陷入反思，本号欲图表达意见，又惮进一步撕裂舆论，扰乱诉讼部署。 matters是个讨论问题的好地方，这上面反动派比较少。

近日去文玩市场淘宝，发现一张1945年的《新华日报》，出版日期，适逢3月8日。 （彼时国共合作抗战，此报得以在陪都重庆合法发行。）

说“适逢三八”显得有些做作了，很显然这期报纸是编辑部“蓄谋已久”的作品。单从头版的各类进步刊物、讲座大营销就可见一斑。这一整版错落有致的“妇女节大降价”，比今天的“3.7女神节”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第二版头条是社论，评论员张晓梅（原名张锡珍），建国后任北京市妇联主席，其姊张锡瑗系邓小平首位爱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前几年有位政协委员、《中国美容时尚报》报社社长名字也叫张晓梅，她积极参与了改革开放后女性文化的构建）。社论从国际妇女、城市女工、农村妇女三个视角展示了当时女性运动的图景，并在最后倡导了知识女性深入大众的方向：“......去掉我们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改掉那种到处想领导人家的龌龊作风，认清广大群众的力量......合作社及学校，为农民服务，绝不是与她们空谈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大问题，而是要我们能在实际生活中和实际工作中帮助她们解决问题，以渐次地提高她们的认识，引导她们走向民主斗争中来......”第二版其它内容，按惯例是国内外要问——在当时自然是各反法西斯战场的捷报。值得一提的是，左下角有一处“重要更正声明”，是关于联合国创立的有关问题。

第三版，分别介绍了苏、英、美的女性运动成果，那则关于英国女性选民比例提高的新闻，似乎为不久之后丘吉尔保守党大选的失利，埋下了伏笔。下面最精彩的是两篇女工的纪实报道，结合今年的新闻，大家想必感喟良多。左下角的“学府点滴”反映了青年工作的务实性。还有一处“读者地图”，没看懂派什么用，有冇做过纸媒的朋友来解惑？

第四版是特刊，集中反映了左翼在农村的妇女工作经验。 《边区知识妇女怎样下乡》形象地描绘了许多浮夸作风，《我怎样创办了合作社》可谓干货满满，最后两篇是自媒体人的独白，看得我捧腹大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阅读老刊物是饶有趣味的工作（尤其是白区工作的史料），你会感到自己同前辈对话，却又总觉仓皇急促。仿佛每逢解惑关口，前人便闭口不言了。

女权主义在这个星期遇到的麻烦，也是社会主义者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去工厂动员，遇到了工团主义（Syndicalism），当你进一步谈无产阶级联合的时候，他们回复说：“我们只懂福利问题，颠覆整个结构的事情我们不懂，那太'政治'了。”192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实践过“强行罢工”（冲进工厂关闭设备）或“飞行集会”（类似于现在的“快闪”），结果是相当黯淡的——自我感动距离革命有着无穷远的距离，这个距离，名叫群众。误将群众（mass）当做人民(people)，以为他们天然地具有行使主权的能动性，是白区工作最易犯的冒进错误。因此，1920年代后期，中共开始深耕厂区，建立“兄弟会”、“福利站”、“文艺队”、“识字班”等灵活多样的“硬核”组织，像植物根系一般团结了大批工人。到抗战期间，连这些组织都不能公开活动时，就索性依靠个人建立“好友帮”。以至于在后来达成“天下谁人不通共”的局面。

台湾同性法案公投的失利，已经雄辩地展示出：当代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达到了何样的深度！如果还没有从“文明世界”的迷梦中惊醒，恐怕我们只会在3-5年内与美梦偕同毁灭了！齐泽克（ Slavoj Zizek ）运用拉康和阿尔都塞的精神分析传统，指出当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征：往往是在它“不在场”的地方发挥作用。国家机器倾向于使你相信：我所在的社会虽然充满矛盾、蠢人当道，但我的思想和判断是独立自主的，我可以不去触碰关于社会结构的宏大叙事，便能毫无粘连、就事论事地处理好个人麻烦。国家的官僚系统也展示出“特事特办”的实用主义、碎片化的手法，使你相信在结构性的倾轧之下，“侥幸的个例”是可以被期待的。

另一个思想阻力来自传统的形而上学：（ α） 形而上学使我们期待一个“平衡、协调、无矛盾”的世界。而事实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世界，相反，矛盾才是世界真正内在的规定性，拒绝拥抱矛盾，将使我们踌躇不前。 （β） 形而上学对待历史是很功利的，只重视“成果”，而不考察“进程”。麦烧在微博中推荐了一个观点：“女权是一种愿景，而不是标签。”笔者同意后半句，但深刻地担忧前半句——女权根本不是愿景，它是一个运动（motion）。 “愿景”意味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精英主义偏执，好像一切都在实践前写就，实践仅仅是对理念的追认。相应地，如果实践没有达成景观化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愿景”仅仅是一个大号的“标签”），那就意味着相关的理念一无是处。而真实的情况是，真理不是标本的陈列，它是一个个生命运动，我们并不需要模仿或逼近某个“理想状态”——只要现实因我们而变化，就是真理在向我们展开。当然，展开的完整程度，并没有宿命的“真理必胜”做保（相反它经常中断甚至倒退），胜败完全取决于主体实践的持续性。

所以，笔者为什么反对绕开黑格尔直取福柯的做法？就是因为，仅仅带着感性常识和形而上学信条，进入福柯对权力的考察，你只会对着“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权力规训喟然长叹，感到人类历史就是在徒劳的轮回中折腾，难言进步。最后只有几条出路摆在面前：怀疑论、犬儒主义、反理性，更有什者，去拥抱施特劳斯学派——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对朱军的“德性”进行“诤谏”了。

回到现实，我们必须面对如下具体问题：

α. 除了弦子和麦烧，其它介入此事的所有力量（原告朱军、被告新浪、水军喷子，以及看似吃瓜、实则扮演意识形态触角的群众）都是成组织的，且都是盼着借题发挥的主儿。进步的一方，女权人士显然也期待用这个问题撬动更普遍的反抗（我们左棍就更不消说了，恨不得拉上你俩去支援北叙利亚妇女，哈哈）。这样的局面下，当事二君依然努力构建一种有边界的解决框架，这种对自然法的执念是否应当得到满足？

通过阅读民国报纸，答案已经十分明确了：进步力量要全力支持她们“有界抗争”的愿望——需要冷却话题，就一声不响；需要笔墨官司，就倚马千言；需要资金支持，就慷慨解囊（五卅运动时，解决罢工期间工人的生计问题，是各个支部的重要工作，因此运动才有了长周期大范围的发展）......这在实践中，坚持“有界”姿态，就不易激起反动派的总动员；坚持“有界”姿态，就意味着对意识形态“假装不在场的场域”行使实际占领。

β.即便我们倾尽所有技巧，官司依然有不胜诉的可能。那么我们在整个进程中，还可以取胜的阵地在哪里？答案是：恰在我们失败之处取胜。何耶？这首先意味着国家机器向全社会宣告：“有界抗争”业已无路可走——无论划出一个多小的界限，都会触动意识形态的逆鳞。国家机器从“不在场”到“被迫出场”，能够打破群众“现世安好”的幻想，本身已然是重大胜利。

不止如此，我们要充分昭彰整个过程中收获，如：法律知识的普及，共同体类生活的构建（一起出过力的，要长期成为朋友），“受气包”向“勇敢者”的重构——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这个平平无奇的丫头站了出来，得到了之前忍气吞声所得不到的好处，结识了在大众日常生活中鲜见的“义士”，颠覆了“忍一时风平浪静”的老理儿......进步人士要谨遵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教诲，不要指望直接从上层替换意识形态（喊话带帽之类），而应当跟它争夺“常识”，让群众看似根深蒂固的“本来如此”发生戏剧性地倒错，让意识形态的布景出现穿帮、乱码。将导演逼上舞台救场，局面就可以初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