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的实践，即是社会主义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东方红卫视“梦想改造家”。（大误）

“乌托邦”是一个美丽而纠缠的梦，我们虽然从未实现过它，却也不敢轻易放弃它，直视生活的无望。每一个期待社会进步的人，都会在入门伊始，像观影前领取3D眼睛那样，欣然接受它带给我们的激情与刺痛。这里，我们会遭遇到齐泽克的警告：“在起点处，梦境是为无法忍受现实的人所准备的出路；而在终点处，现实是为那些无法维持梦境的人所准备的出路。”[1]本期节目中，我们也将以“走进乌托邦”为开头，以“走出乌托邦”为结尾，从而踩出一条真正改变现实的道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2]，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深深嵌入建筑与城乡建设。城乡空间中容载着现代人类绝大部分的“感性材料”，无论何种法权或生产关系，唯有落实到这一层面，方能真正进入人类的观念，进而得到承认，并扩大属于它自己的现实。

在马克思之后，许多对于其思想的庸俗化理解（无论从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也往往被表述为 “同吃同住”、“房屋无差别”云云。事实上，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共产主义”章节中，马克思就批评这种简单版本的共产主义是“粗鄙的”，不过是将“占有”的原则发挥到极致，仅能作为扬弃私有财产的一个过渡性环节。当我们回溯马、恩文本时，也能够明显感受到，这两位“规范研究”大师事实上秉持着强烈的“实证研究”素养——他们很少脱离现存材料而勾勒“超历史”的理想蓝图、技术路线，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从来都不是“另起炉灶”的。

篇章一·场地、概念与草图

上述澄清并不是学术圈的理论游戏，它曾在1929-1931年真实地困扰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梦想改造家”们。彼时，“一五计划”（主要领域在农业）初现成效，但“二五计划”（主要领域在城市工业）却明显缺乏智慧储备。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界进行了不亚于十月革命的思想交锋，辩题漫溢到经济计划的方法面面。值得一提的是，辩论各方都不得不接受一个共同的前提：此前马克思主义巨擘的经典论述中，涉及城乡建设问题实操的仅有只言片语：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答：......(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

“资本主义终将把农业从工业中分离出来，但它同时也朝着更高级的形式发展。它正在为农业和工业的再次联合而准备着，为把工业和农业在自觉应用科学和集体劳动的土地上联合而准备着。伴随着农业不再落后、不再与世隔绝，伴随着大城市中不再反自然地集聚大量人口，资本主义也在为人类新的聚落系统而准备着。”

——列宁（1927年转述资料，来源见[3]）

兵马未动，而先搜罗原典，对于今天奉“工具理性”为圭臬的学人来说，是一个极容易造成误读的举动，我们太惯于将其归因为“购买意识形态保险”或“增加学说卖点”。在我们看来，技术理论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过是超市里的苹果与它表皮上的封蜡，并不存在内在关联。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方法论突破，使得即便在经验实证层面，马克思-考茨基-布哈林的政治经济学和第二国际-布尔什维克的政体实践，也足以跻身1920年代的学术前沿。没有任何学者能够拒绝这套理论的诱惑，它们必然被引入更多的学科。

1929-1931年的讨论，最终使苏联的“改造家”们整合成了两个流派：一派是以经济学家萨布索维奇（Leonid Sabsovich）为代表的“城市主义”，一派是以社会学家奥希托维奇（Mikhail Aleksandrovich）为代表的“反城市主义”。两派的共识是：（A）既有的资本主义城市是过密的、反自然的、矛盾而不可持续的（这一条也几乎是彼时全球学者的共识）。（B）在西欧新涌现出的“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尽管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但在维持私有制法权和商品经济的总目标之下，仅能以“功能主义”原则将各类社群分置在不同城市分区之内，暂时性地缓和社群冲突，但无力触及社会矛盾的根源。而苏联所涌现出的“构成主义”能够面向更纯粹的社会目标（而非资产阶级的经济目标），进行整体、有机的城乡空间改造[5]。两派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保留紧凑状态的城镇聚落”。

如果争论仅仅停留在会议室里，就显得太老套了。新政权发动了它动员的天赋，以求使讨论变得更“真实”。全苏科学于技术工人协会（Varnisto）、《真理报》、无线电广播，将学者的意见传递到各个群众组织、建筑工作室，并激发了大量或严肃或通俗的宣传册乃至电影短片，混杂着建设工地上嘈杂的传闻，充斥在莫斯科公共场所的讨论中[6]。这些讨论最终转化成国家机器的反馈——内政部成立了“国家城镇设计院（Giprogor）”，并发挥了至少两个作用：（1）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反馈社会上的讨论意见。（2）调动更多会场外的建筑师/规划师给主要意见赋以具体空间形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官僚化之前的苏共，是一部相当有活力的“开源架构”。 在高水平设计师的参与下，两套方案最终都给出了令人激动的建筑解决办法，也都提出了经济可行性分析和生活方式演化预测。

（A）“城市主义”流派落实在图纸上的形式如下：

根据萨布索维奇的原则发展的斯大林格勒，沿着伏尔加河在森林茂密的沿河带上分布了五个生产单元：水电站旁的化学联合体、食物生产联合体、冶金厂、拖拉机厂、汽车厂。在它们之间，每个联合体对应一个包括学校、医院等设施在内的紧凑型居住区。内陆地区又休闲公园和集体农场，每个居住区与其在伏尔加河对岸的体育综合设施相连。

Alexander和Leonid Vesnin设计的一个“住宅联合体”，按图中序号依次为：（1）成年人居住的五层大楼（2）包括公公食堂、图书馆、俱乐部、温室的中央大楼（3）包括跑道、球场、泳池的综合体育设施（4）与成年人大楼相连的幼儿园（5）学龄前儿童住宅（6）运动场（7）橙树园。将成人和儿童的居住空间分开，反映了突破传统“家庭-私产继承”制度的尝试。

（B）“反城市主义”流派落实在图纸上的形式如下：

简谐波图反映了设计师根据需求对“定居带”上设施进行的有节奏布局，频率由低到高依次为：邮电中心、出版单位、卫生中心、教育设施、给水设施。

下图是他们对“定居带”上装配式建筑单体的设想。



正当讨论渐入佳境的时候，时间进入了1930年，作为社会关系的“实体”[L1] 忽然开始挣脱这两套空间“形式”的统摄——苏共发言人开始提及一个不可调和的论题：苏联人民尚未发展成熟的政治觉悟和实际可以得到的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使得国家采纳这些方案 “对于当前阶段而言是错误的”，因此两种方案都是危险的。但是又要承认，设计师们探索的 “社会主义聚落问题”，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之外开辟了新范式[L2] [7]。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有史料尚不足以完全解释1930年之后发生的变化：（A）看起来更加务实的城市主义流派，在后续的讨论中遭到了更大的批判（目前看到的理由集中在“不切实际地进入集体生活”、“试图几年内消灭城乡差别” [8]）。（B）看似天马行空的反城市主义在受到较弱批判之后，反而得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社会主义聚落”部门的收编，在后来著名的“米柳金体系”中得到了官方的直接继承。（C）1932年7月，随着一个明显强调古典主义秩序的方案在“苏维埃宫”的设计竞赛中胜出，此前蓬勃发展的“现代主义建筑” 运动（上述两个流派均可视为该运动的组分）在苏联陷入全面低潮。

对上述疑案可能的解释是，这次基于城乡建设的大讨论，被历史嵌入到了一个更宏大的博弈框架之下：（A）由于国内外旧势力的反扑， “工业摄取农业剩余价值”被上升为“突破帝国主义封锁”的国策，农村必须要独立存在，发挥它最后的创造原始积累的使命，因此彼时追求“消除城乡差别”的“城市主义”会遭到冷酷的打击。（B）强调区域统筹、定量核算的技术路线，因为有利于为计划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因此反而受到了青睐。（C）至于古典主义那种等级俨然的城市空间形态，为何能够占据主流，则是一个关于斯大林极权主义更大的话题。今天的左翼应当从中吸取教训：革命的复杂推动力当中，包含着对旧时代未尽梦想的执着——沙俄所未能兑现的强国想象依然纠缠着人们，受压迫阶级对于“翻身做主”的想象，也无法彻底地摆脱他们对于旧秩序下统治者状态的直观经验。革命者不能满足于通过变现旧梦想（这对于碾压前代的革命党来说易如反掌）的方法来收买群众，而是要进一步革新群众“做梦”的方式，使“群众（mass）”真正成为“人民（people）”。此刻，我们多希望斯大林的耳畔，能够回响起列宁的教诲，意识到革命者不能沦为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

篇章二·分头施工、在地营造

集中而垂直的权力结构，几乎成为了当代回望上一轮革命浪潮时，我们必然选择的一个切入视角。但本期节目有意 提领另一根线索，它代表着一股“去中心”、“扁平化”与“在地化”的趋向。这些内容脱胎于“民粹主义”（在这里是一个中立词汇），又被纳入了国家建制的工具理性当中，反过来给建制的完备性带来了巨大的张力（甚至被寄予了在下一个历史阶段“消灭国家”的厚望）。这一系列史实对于破解今人的视障具有重大意义。在东欧国家和中国，上述情况枚不胜举：“地方包干，强枝弱干”的分税制度、独立工会、第二武装、职工代表大会制、三结合、三线建设、破除技术神秘论、继续革命论......以及今天节目所关注的“设计下乡”。

由于 “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路径，在苏联被作为专政对象的农村（沙俄农民与旧中国不同，多为小有产者），在中国则率先成为了专政主体，在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中从容自如。在全国解放之前，很多解放区农村就培育出了极富活力和首创性的合作社、农会等群众组织。在1958-1966的建筑行业“技术革命”——“设计下乡”中，许多超越传统秩序的空间形式，在知识分子同地方群众的真实互动中被创造了出来。

大寨 | 脚踏实地的“乡土营造”

陕西昔阳县大寨大队新村，最初不会料想到自己将变成一面旗帜。今天的批评家们更多去关注全国范围内模仿大寨时的生搬硬套，却忽视了作为源头的大寨案例本身——一个从1946年就开始创办农业合作社，并稳步推进公社化的实例。如果只看到大寨人为了治理梯田蓄水问题而进行的“战天斗地”，却忽视他们对地形地貌“先治坡，后治窝”的尊重，就无法读出平面图上顺应地形布置的建筑有何价值。如果只看到形似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模式，却忽视背后深厚的社群纽带，就无法理解这样的组织形式缘何在全国运动退潮之后，依然在本地长期持续。

鸿顺里 | 关于“大家庭”的构想

另一个著名案例是天津市鸿顺里的重建项目，我们今天依然能在当年的《建筑学报》上看到系统的设计说明[10]，其中如实记录了群众参与方案比选、目前设计存在的问题。在宏观尺度上一贯被谈论的“浮夸风”，在这个小小的街坊吹不动了。

初次见到这个巨大的“周边式”集中住宅，每一位专业人士都能联想到现代主义旗手柯布西耶在几乎同时，于法国建造的马赛公寓，以及法国大型公租社区建设浪潮中那些宏伟的“废墟”。但我们需要在表面形式的相似之下，看到实体的不同——法国低收入者是被社会排斥的无组织群体，而此时中国的一些公社中，这些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据学报记载，鸿顺里集合住宅设计原则：（1）生产和生活打成一片（2）集体生活优先（3）个别照顾老幼病弱（4）食堂、缝洗、托幼等配套高于之前的标准（5）勤俭节约原则（6）为将来生活水平提高后的空间需求预留余地。

落成后群众反馈的问题缺点，许多在今天的住宅设计中依然难缠：（1）虽然采用了中间通道断开、中庭加大的办法，周边式固有的朝向、通风问题仍难以解决。（2）走廊双侧布置居室的方式，使得北侧居室采光不足，走廊昏暗。（3）居室彼此干扰。（4）节假日时，居民希望在家中料理食物的愿望不易达成。将来普遍使用煤气、电器需要另辟房间备用。（5）居民小件衣物晾晒不方便。

青浦红旗公社 | 更加有机的生活方式

上海青浦县红旗人民公社规划是一个更具有丰富维度的案例[11]。首先以社办公室、礼堂、学校、图书室等公共建筑一起组成居民点的中心，而各生产队围绕中心布置，其中社办公室和礼堂并没有在建筑体量上做突出的处理，也并不通过对称及前面广场绿化的处理产生权力机构的威严感，而是尽量相互或和其它功能一起形成错落不规则的群体组合，并在不同的方向形成私密程度不同、功能也不同的公共空间。其次，在居住区中，居住建筑围绕食堂、浴室、生产队办公室等组合成的一座公共建筑及公共空间布置。这种组织在空间的层面消解了“家长制”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民主集中制” 。

而被选做当期学刊封面的这张效果图则为这样的集体生活提供了最直接的想像，这是对新型社区-家庭伦理的意象表达。图中母亲和孩子正从公共食堂中走出，树下玩耍的小女孩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而远处大叔正推着手推车向画面外走去...... [12]

在城市规划领域，随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受到了批判，更加务实的功能主义得到了认可，在中国的“技术革命”背景下，也促成了一些对今天仍有深刻影响的分散式布局形式：

大庆 | 生产即是生活

大庆1959年的规划方案，使人联想起上文提到过的1930年代苏联“城市主义聚落”。但是如今这个形式，拥有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实体——油矿资源及加工部门的实际布局需要。

建筑单体形式方面，“科学干打垒”是从大庆起源的。它的科学突破主要在两点:（A）在有着冻土带的极寒地区实现“浅地基”，大大缩短了工期。（B）改善通风条件，拓展室内空间，使室内净空高度达到了夯土建筑的极限。建筑师们在批判运动中都被要求住到乡下去，与农民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长期实践——不仅是实践设计，而且是更基本的、更直接的生活和生产。然而，这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美的追求，或丢弃了学院训练的素养，比如房屋的结构和比例，尤其屋顶的弧线[13]。

北京 | 从集中转向分散

在北京，一个城乡呈现均质化组团分布的规划得到批准。1958年方案提出了市区“分散集团式”布局，地区“子母城”布局，提出在三环和四环路以内建设“中心大团”，在市区边缘地区，建设清河等 10 个边缘集团，中心大团和 10 个边缘集团之间，边缘集团与边缘集团之间，由路网和绿地分隔，这个方案避免了市区建设用地连成一片，确保了城市的环境质量。该方案把城市绿化规划放在重要的位置，制定了两个规划指标，即城区确保40% 绿地面积、近郊确保60%绿地面积，建设绿色走廊，建设楔形绿地，从四郊楔入市区建城区，成为城市的“肺”。 实现“大地园林化”，优化城市环境质量[15]。

但是，我们依然要对形式上的简单类比保持警惕——虽然和今天普遍提倡的“多中心组团式布局”具备形式上的相似，但1958年规划的组团乃至“卫星城”，是在回应另一种社会实体——意图“消除城乡差别”的人民公社。同时，我们也没能考据出图面空间的留白，究竟是一种“规模限制”还是“发展预留”，这两种取向虽然在此刻形式相同，但会在未来判若云泥。

不能理解“形式-实体“之间的错动，单纯从手段臆测动机，就会像《城记》的作者那样，仅凭梁思成先生提出了在老城之外的行政区选址（事实上公主坟选址很有可能造成更加臃肿且粗放的单一中心，并引发不同社会阶层的空间隔离），便大发感慨地将其塑造为熟稔后世规划理论的“先知”。

上海 | 公社包围城市

上海是少有的延续了解放前西方现代主义务实传统的城市，1946版规划的“有机疏散”理念，在1958年得到了尊重和继承[16]。在上海市郊的县城，一个更加激进的实体在呼唤着它的形式：人民公社将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在原则上被表述为“三大差别的消灭”：（A）工业、农业生产合一，消除工人身份与农民身份的分离。（B）脑力、体力劳动及教育合一，使得“知识分子”成为人皆具备的属性。（C）耕地、森林穿插进城市，便捷的公共服务下乡，邻近的乡镇逐步发展出中小城市。总而言之，公社成为生产部类全面、服务职能独立的基本聚落单元，并计划逐步合并升级，从目前的“多镇一社”走向“一县一社”乃至“以社代县”的行政区划变革。

上海各县规划的具体空间形式：（1）规模布局：每个公社人口为5-10万人，土地50-80平方公里，避免窄长的辖区形状以提高交通效率。居民点与公路（或运河）相切布置，形成“公社城”，方便集中的政治文化生活，这个布局也明确否定了“反城市主义”的带状城市。（2）工业规划：将工业企业按照功能和先进水平分为市、县、社三级，无害工业鼓励设置在社区内，企业民主管理和社区民主管理相辅相成，形成生产、生活的融合。（3）农业规划：除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之外，其余生产安排的权力基本下放到公社一级，不同作物对土地的要求，也要纳入城乡土地利用分配的考虑。（4）交通运输系统规划：主要职责在县一级，铁路要接入市级枢纽，航运与灌溉相互配合，公路与机械化农业所需的耕地划分相互配合。（5）工程系统规划：从市区输出的电能，同县、社自行发电相互补充，工业冷却用水同供热（包括洗浴清洁）结合考虑。（6）居住区规划：鼓励大体量的住宅建筑，使一个劳动班排可以集体入住。居住区内安排高比例的公共建筑和绿地[17]。

当代研究，受到经验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支配，往往只考察形式而悬搁实体，只关注手段而忽视目的，只根据操作去静态地判读好坏。简单表述即是，看到外形相似的事物，就断言“其实是一回事嘛，只是说法不同”。尤其在涉及不同意识形态下类似实践的考察时，总是带有某种“超历史”豪迈情结，天然地认定知识技术（所谓“学科独立性”）或指标增长（所谓“城镇化”、“工业化”）才是至高的实体。但这种看似超脱的视角，不过是一种为当代意识形态张目的“辉格史观”。

三·主创见面会

策划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曾设想过这样的脚本：移步换景地博览20世纪共运史上各类建筑营造与城乡建设实践，发掘一些闪亮的细节去收割观众们的啧啧赞叹，进而在惋惜的气氛中评说这些项目达成了何等划算的社会经济效益，落实了何等高尚的普适性价值。结尾处，将造成这些实践戛然而止的力量形塑成某种突然闯入的灾难，主持人不失时机地在观众迷惘的眼神中隐入暗红色的幕布......够了！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上坟”似的的历史回顾——我们越是展示逝者生前的活力，越是令大家确证“斯人已死”或“时代已变”，所有直观意义上的赞美，最终都指向本体论意义上的否定。为什么不能坦然接受上一轮实践业已失败的事实呢？难道这样的事实只能解出消极的沉沦，而不是积极的启示么？我们需要一套新的祭扫流程，同墓中人正面地对话。

于是，我们在节目中引入了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中的“形式-实体”范式，去分析物质空间形式与作为社会关系的实体是如何互动的。人类观念中的形式，在一开始总是主观的，只有获得了外在的实体（从实体的视角同步来看，就是它自身得到了人类理性的抽象，从而获得了形式）之后，方能具备“客观性”或“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希望补充的是，在我们讲述起点处的那个 “主观的形式”并不是超验的神秘物，其实不过是：在上一个时间点曾经具备客观性的形式（此刻已经或正在丢失它的实体），加上此刻的感觉或直观（新涌现的、不被旧形式所掌握的实体，在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所引发的矛盾），所拼凑的非完备体。

理解了这些道理，我们就可以避免常见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谬误：（A）误认为此刻的实体直接决定此刻的形式，完全陷入经验材料的海洋，最后走向不可知论的实用主义。（B）将作为前人集体实践效果的“支配性客观规律”，误解为某种超实践的“铁律”乃至“宿命”，从而抹杀个人或集体在当下改写规律的能动力，为权威迷信准备了条件。

我们回顾了激荡岁月中令人振奋而又困惑的物质空间改造。见证了多样的形式如何因回应真实矛盾而获得了实体，又因为没能慎重对待支撑形式的想象而丢掉了实体，乃至后来又被其它实体所占据（如建设遗址被当代消费主义附体之后形成 “年代风情”，或被民族主义附体形成 “复兴足迹”）。

这样的尝试在当代建筑-城市批评领域是不常见的（本文也显然不是规范的建筑史评论），有经验的观众会很快读出节目摄制手法的稚嫩和蹩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证明：起飞了的猫头鹰，哪怕还是笨拙的幼雏，也足以捉住一些不灵便的老鼠。

尾声·走出乌托邦

1984年虽已别过，但关于乌托邦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一个又一个从正方向构建起来的乌托邦终于颓圮之后，属于全球化新纪元的大型乌托邦，被从负方向构建了起来。这个乌托邦名为“告别乌托邦”，它可以被简单叙述为：在可预见的时间里，现状总不至于变坏，由独善其身的个人所合成的社会，也必将平安。然而近年的世界历史，似乎已经显示：在当前这版乌托邦的建筑地基，在过去四十年间发生了致命的“不均匀沉降”。或许，在当初选择消费鸦片式的乌托邦，去缓释现实焦虑的时候，人类就已经被绑定购买了亲眼见证幻想倒坍的观摩票。

在节目的最后，笔者有意向大家力荐一位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学者——冯·哈耶克(Hayek)。他不幸通常被左圈（有人笑称该词要读成“zuo’juan”）鉴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我以为，每一位左翼都应认真地研读他的著述。因为在那里，恰恰埋伏着“商品经济铁律”和“自然法良知”内部最为真实的焦虑和失衡，使你洞见经验与常识的虚惘，抛却“社会自发进步”的幻想。

受限于篇幅，我们本次只摘引一句哈耶克从荷尔德林那里获得的名言：“使一个国家成为地狱的，往往恰是因为人们试图建立天堂。”达瓦里希，这句话简直不能更激进了！它应该作为当代左翼的座右铭——让我们一起拆除天堂，取缔乌托邦，只留取支撑梦境的那股最真实的生命力。这股所谓“生命力”，其实不过是可怜的人类为着暂时逃避现实（同时也是为了更长久地屈从现实），而挪用的生命质能。现在，让我们将它倒灌回现实，去催生一些本该发生的化学反应。

我们将蓦然发现：身边一切实在的居所、社区、科室、园区、街道、广场，乃至一处公共厨房、垃圾站、小凉亭、健身角落......处处都可以成为变革交往关系和“类生活”的施工地。唯有作用到日常的革命，才是致命的革命。保持对现实的彻底悲观，进而对“介入现实”彻底乐观，由此则广厦可成矣。

PS:|补入手稿第XXIV页|：布洛赫“具体的乌托邦”理论，跟建筑学没啥直接关系，没事不要瞎套。

参考资料：

[1]齐泽克,索菲亚·菲尼斯.《变态者电影指南》（纪录片，2006）

[2]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2.htm

[3] 凯瑟琳·库克,郭磊贤.社会主义城市: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6(01):221.

[4] 凯瑟琳·库克,郭磊贤.社会主义城市: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6(01):225.

[5] 凯瑟琳·库克,郭磊贤.社会主义城市: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6(01):218-219.

[6] 凯瑟琳·库克,郭磊贤.社会主义城市: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6(01):223-226.

[7] 凯瑟琳·库克,郭磊贤.社会主义城市: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6(01):230-231.

[8] １９３０年第１期，第１４～１６页；“９Ｏｔｖｅｔ　ｔｏｖ．Ｏｋｈｉｔｏｖｉｃｈｕ ； ｋｒｉｔｉｋａ　ｔｏｖ．Ｓａｂｓｏｖｉｃｈａ ｒｉ（“对奥希托维奇同志的回应；对萨布索维奇同志的批评”）第 ２ 篇

[9] 叶露,黄一如.1958-1966年“设计下乡”历程考察及主客体影响分析[J].建筑师,2017(06):91-99.

[10]涂添凤.天津市鸿顺里社会主义大家庭建筑设计介绍[J].建筑学报,1958(10):34-35.

[11]李德华,董鉴泓,臧庆生,杨铭鼎,姚志骐,方企圣.青浦县及红旗人民公社规划[J].建筑学报,1958(10):2-6.

[12]赵越.大跃进时期的《建筑学报》封面与社会主义想像[J].建筑学报,2014(Z1):58-63.

[13]刘烨.专访侯丽｜大庆油田的设计革命：共和国革命与建设之张力.澎湃新闻.2018.1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24131

[14]李麑.油田子弟侯丽，生于 1973 年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⑥.好奇心日报.2017.9

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45551.html

[15]侯丽.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J].城市规划学刊,2017(02):113-116.

[16]侯丽.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J].城市规划学刊,2017(02):117-120.

[17]钱圣秩.谈人民公社化条件下县的城市规划问题[J].财经研究,1958(09):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