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尔滨"三八饭店十姐妹"看中国和东北妇女形象的演变

三八佳节虽过，仍要祝福所有性别的进步人士：节日玉块、合家欢洛、万四如意！

引言——“男人化”与“女性气质”之外的第三选项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妇女参与“革命与生产”（以当时的术语）的范围与深度。“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成为了社会的流行语。五十年代常见的一类“新人新事”，就是某行业里的“第一个女性”，比如第一个女炼钢炉长，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女飞行员等等。不过，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对于这些事实，开始出现了某些不同的理解：

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根本上服从于国家（往往被生吞活剥地加上定语“父权制的”）动员女性劳动力参与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正面宣传过的，女性在一些行业里的出现，不曾给女性带来“真正的平等”，而恰恰增加了对女性的剥削，因为女性在从事这些行业时，因为自然身体禀赋的差异，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大的生理和心理代价。此外，女性的社会劳动大幅增加的同时，她们承担的家务劳动不曾有效减少。而且，据说当时的宣传工作中，突出了男性化的“铁姑娘”形象，这抹煞了女性的性别面貌，让女性在压力下不得不向“男性”气质靠拢，从而实现了让她们“像男人一样投入工作”的目的。

一方面必须指出，在当代性别建构理论的观照下，这些理解所依赖着的对女性身份认同的想象，即“女性要看起来像‘女性’”，其实是相当保守和刻板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承认，这些理解指出了计划经济时代一些明显存在的现象——问题是，当时的人们真的不曾意识到这些问题吗？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中说：“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的平等。”首先，这句话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贯的观点，即男权社会将与阶级社会相伴始终；其次，第二个分句当然不只是在说“女性解放要依赖生产力的发展”；毋宁说，这里一方面承认了女性和男性在生理自然禀赋上的区别（而同时又绝不会以这种区别为依据，禁止女性在任何行业里，向任何方向上自由发展她自己），一方面也不希望简单地试图通过在言辞和观念上抹平这种差异来使“女性”男性化，从而把“性别平等”当成剥削女性的幌子。实际上，以上这种确该被指控的操作，恰恰是在今天的许多行业里流行着；其最好的症候，就是在民间流行的一句戏言，“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前半句和后半句同构地为更严酷的劳动力榨取而张目。

回望共和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史，我们可以发现，主流意识形态所力图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有“铁姑娘”这样可能被理解为“男性化”的案例，也不是一贯突出那些用“向男性看齐”的方式投入劳动的“典型”。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个案例，就可以说明，女性在当时不仅会因为“像男人一样”（这个“男人”能指的所指也就是有力、强壮）被表彰，这个案例就是在大跃进中被称作“跃进之花”（来自黑龙江省评剧院以其为原型创作的评剧）的哈尔滨三八饭店“十姐妹”。

一、故事上半场——因为女性，所以技术；因为技术，所以解放

哈尔滨三八饭店的创办，始于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

三八饭店创始职工刘纯珍回忆说：“它在商业局的领导下办起来的。适合当时的形势起到了一个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作用）。男女都一样，半边天的精神。”刘纯珍本人，因为“读过书”，成为这个饭店的创办者之一；而后续的员工，则“有的是自愿来的，有的是选来的”，其中一位回忆说：“那时候来三八饭店都是尖子…自己那时候是家庭妇女。” 三八饭店时任党支部书记杨明丽也回忆说：“女职工参加社会劳动，在当时来讲，可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都从家庭走出来为社会做贡献。”

可见，创办三八饭店伊始，确实是地方当局出于“动员劳动力”的自上而下考虑，这样的考虑通过“读过书”的女性来实现；但另一方面，项目也得到了许多“家庭妇女”自下而上的积极共谋。

在建国之前，尽管作为家务一部分的“做饭”，“理应”由妇女操持，但社会餐饮部门中，女性却依然被高度边缘化。以哈尔滨为例，有人考察指出， “女厨师在解放前很少见，除了妇女先天的生理因素，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美食地图在走访哈埠回民老人时，曾听说过回民小饭店中有女厨师上灶，但是汉民的红幌饭店却没发现”（《哈尔滨国营饮食业第一位女厨师——班翠霞》，在东北地区，回民饭店传统上使用蓝幌，汉民饭店使用红幌，蓝红也就成为回汉餐馆的代称。顺便一提，“女厨师上灶”和当代大众对穆斯林传统女性地位的刻板印象也相去甚远，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了）。1959年8月18日的《哈尔滨日报》上，登载《班翠霞上灶》一文，讲述了三八饭店主厨班翠霞的故事： “1958年7月，道外区商业局想开设一座全部由妇女来经营的饭店。经过饮食业的女职工讨论，别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唯独没有能上灶的女厨师。”报道的最后则说：“就这样，菜谱上的菜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就这样，三八饭店姐妹们的脸上自豪而兴奋的笑容，越来越开朗了。”

我们还看到，正是“职工”的身份，确保了女性参与包括餐饮业在内的许多行业的合法性，并确立了她们与同业男性的形式平等。在市场经济下，女性在管理者眼中许多难以克服的“固有弱点”（如生育对工作的“中断”），都在计划经济的“职工”身份下得到消解，而半封建社会中对女性活动范围的限制性观念，也由社会主义国家赋予的“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身份打碎。在这个过程里，女性绝不只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的被动者，而也是积极抓住机会，摆脱传统依附性身份的主动者。

如果事情就到这里为止，那么确实也还不能够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单位，真实地为女性提供了作为“女性”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发展空间。尽管当时所提出的口号，确实仅仅是“男女都一样”，而当事者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作为，也还在重复这个合法性依据，但是她们的回忆里，却还是能够找出对自己身为女性，因和男性“不一样”的自然禀赋，而感到的压力：“劳动强度很大，有这个心理上的要求和愿望。就是怎么能够减轻体力劳动，能够用自动化或者是机械化来代替”（杨明丽）。这里清楚地说明，三八饭店能够走上创办“全自动饭店”的道路，恰恰来自它的员工对自己身为女性，在特定劳动条件面前受到生理限制的认识，以及因此要改善这种劳动条件的愿望；她们是以女性的身份来提出技术改造的要求的。而这种要求，又与上级的思路不谋而合。

有职工回忆说：“当初吧，市服务局领导的时候，有一个盖玉。就是盖局长最热心于技术革新。开始吧，他就跟我说，他说搞一个自动门啦......为什么这位盖局长偏偏选定了刚刚开办的三八饭店作为他“技术革新”的试验田呢？这显然与三八饭店员工们从自己的女性身份出发提出的上述要求有关；上级们与女性职工们的“生理弱势”， 产生了良性的互动，而绝非以“男女一样”为借口打还以“共克时艰，努力奋斗”（90年代下岗前夕的常见宣传）等粗暴命令。

面对双方达成的要“技术革新”的共识，女工们“出不了技术，出点子”。杨明丽回忆说：“当时我们发动职工每个人都要提几条合理化的建议。搞什么样的改革，搞什么样的创新”。刘纯珍回忆说：“有的时候晚上开个会，说‘笨重的体力劳动’，首先就是解决和面机，和面也是那大面案子，妇女和面也是挺累的…说咋办呢这个和面机，完了就说你看人家外头那个机械的搅拌机，说咱们能不能用那玩意儿和面，这就跟机械厂联系了。”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重访》栏目的镜头前，杨明丽表现出了某种自我贬抑：“我们自己不能够做，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还需要请各个方面来支援，来协助”。面对记者“你们这些女工中当时谁懂机械”的提问，她回答到：“没有懂的…当时你说她异想天开也行，因为从来没有也没有，在敢想敢干的年代，你就得让她想，但是想完之后你想让她干，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引发了在场女工们尴尬的笑声。 有趣的是，后面这段对话在央视网上发布的文字版节目记录里被删去了。这里是不是完全解构了大跃进当时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呢？其实不然：

首先，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被隔离，“消费者”群体被建构出来后，使用者提出的要求才能被理解为是未曾直接给产品的出现和改进做贡献——这种贡献被归功于“市场调查”这个环节，从而完全被企业收回了。以1958年中国的劳动力之丰富，如果从“成本核算”角度设想，在这样普通的饭店里进行的“自动化”，其实是并不“合算的”；而三八饭店的相当一部分创新成果，也的确以这个理由在后来被放弃了。从员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三八饭店的技术改进的核心动力，是针对“笨重的体力劳动”，而非“低效的体力劳动”，这两者存在着微妙的区别，而前者又恰恰是在对女工们性别身份有所认知的基础上，才成为急务。

其次，即使只考虑女工们对革新的“技术性”环节的参与程度，也绝非像2006年时，在记者的诱导性提问下，她们所承认的那样低；刘纯珍举出的“由和面想到工地上的搅拌机”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证据；“联系机械厂”，正是女工们开会讨论后的自主行为，她们以这样的方式，直接介入了新技术的研发和新产品的生产环节。这比市场经济条件下去在给定的范围里“选购”，远远要积极主动得多。

说回故事主线。三八饭店的技术革新之路，很快在全国性“跃进”的气氛下，进入了快车道。刘纯珍回忆说：“那时候三八饭店就好像是一个基地似的，他们搞什么东西都在这儿来实验。”而当时三八饭店设备的主要对接单位哈尔滨饮食机械厂的职工高俊宇则回忆说：“有的时候天天蹲在三八饭店，因为当时就得（取得）一手材料，说和面的时候，哪个地方和面和得不行，出现软硬什么情况，就得改，回去马上就改，回去到那边机床就加工。” 而同在1958年，“黑龙江商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前身之一）从解决传统食品加工入手，发挥自身优势，组织以尹念文、谷凤铎、路庆明等教师为代表的科研团队研制饺子机，于1959年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机械化生产饺子机——601型。”（《哈商大与中国第一台饺子机不得不说的故事》），随后也被安排在三八饭店首先实验使用，三八饭店、高等院校和工厂三者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努力，成就了三八饭店“中国第一个全自动饭店”的样本。

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东北三省协作区会议，会后，他亲自视察了三八饭店；根据报道，他“非常高兴地说，‘要是全国的饭店，大企业的食堂，都能使上包饺子机，那该解放多少劳动力啊！工人们吃饺子就更方便了。”（《周恩来的十次哈尔滨之行》）这里可见周恩来与基层人员认识间的某种缝隙，周敏锐地看中了的，是包饺子机“解放劳动力”和生产力的潜力。而另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这次视察中周到底吃了什么，一种说法是“饭店为总理准备了几种饭菜，周恩来却只吃了十三个机器包的饺子，一个小开花馒头”（来源同上）。

在1960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三八饭店拍摄了纪录片，使三八饭店的声望达到了顶峰。纪录片中称：“哈尔滨三八妇女饭店，实现了炊事工作机械化。这里所用的三十多件的新工具，都是这些普通的家庭妇女，经过苦心钻研，改进和创制出来的。这是她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结果。”“这些巧妙的机械，都是三八饭店的妇女同志们，红心巧手的创造，她们敢想敢干，大闹技术革命，使繁重琐碎的炊事劳动，全部机械化自动化了。”这种表述当然不尽合乎事实，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然而，正如上面所论证过的，三八饭店的女工们实质性地参与了多数工具的开发和生产；更重要的是，纪录片的论述通过突出“妇女”身份与“炊事工作机械化”的结果，启示了观众：它们并不是偶然地成为三八饭店并置的两个特点，而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不同于人们对于大跃进期间大多数“新事物”普遍带有的“形式主义”印象，而是真实地与女工们的主体性需求和主动创造密不可分。

纪录片里浓墨重彩描绘了“实现了送菜不用走的理想”的“空中滑行送菜机”，这大概也是当时三八饭店的技术革新里最具有想象力的一种，对于今天受过后现代主义审美熏陶的人们来说，给人一种强烈的“蒸汽朋克”的印象，充分突出了三八饭店的“乌托邦”色彩，让人们想起在苏联二十年代的电影、文学、音乐和建筑设计领域里所跃动的那些同类的精神，比如1922年在巴库由工厂汽笛和红海军舰炮演奏的那首包含国际歌旋律的协奏。这里并不只是在鼓励更勤勉的劳动，要求更高更大的（事后被证明是百倍浮夸的）产量，不只是服从于当时“超英赶美”的功利性政治-经济目标，而是真的希望让人们免于无意义的繁重劳动。如果说，片中提到的后厨里的大多数发明，可能引发今天的观众某种《摩登时代》式的，拟（工厂中）福特制的联想，让人感到身处其中的劳动者并不能因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而免于异化劳动，那么，在餐厅上空飞翔的金属餐盘，就真的让人的思想和它一起飞了起来。只要想一想“端盘子“这个汉语短语，至今还是对餐厅服务员的最常见贬称，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幕的冲击力了。

纪录片的最后说道：“让我们为‘跃进之花’，三八妇女饭店的全体同志干一杯…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之风吹遍祖国各地。”在这个宣传品中，不曾把三八饭店的女工们描绘成当时更常见的“铁姑娘”，她们被称作“花”，这个在当时更常和“儿童”而不是“女性”相联系的符号。他未曾明确地，但却可识别地指出了，女性作为女性，不仅仅可以“和男人一样”，还可以“和男人不一样”——凭着女性的身份更准确地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进行对世界的改造，从而解放她们自己，也解放这个世界。

然而，故事总不会永远停留在它的高潮。1960年时三八饭店采用的三十多项技术创新，多数都没能持续使用。总结起来，坚持了较长时间的，都是不仅减轻了体力劳动，还能表现出了周总理所看重的“提高生产力”的效能的；作为一家“饭店”的经济绩效，不曾等到改革开放之后，就主导了饭店里技术应用的存废。幸存的机械，包括了女工们想到模仿搅拌机而制成的和面机，也包括代替手推磨的粉碎机。

杨明丽回忆：“比如说像切菜机，有的菜可以切，有的菜不能切。饭店要做的溜炒菜都是很精细的，不是大锅炖，大锅炒…都主要是手工来加工细做。像这样的机器我们以后没有完全都坚持用。那个传菜机呀，第一就是卫生不好搞。就是这个架子时间长了，老装菜也是油赤麻花。再就是装那个菜，有的时候不小心它也洒。后来就没有把它坚持下来。就觉得服务比较顺手的还是服务员直接餐桌服务。整个的这个热潮啊，这个热浪当时好像很高。后来它不能总是那么高，它还需要纳入到正常的轨道工作，所以以后不合适的呢，该淘汰就淘汰了。” 06年的《重访》概括说：“绝大多数的发明或者因为不具备使用价值，或者因为成本过高而被逐渐的淘汰了。”

黑龙江商学院研制的、周恩来点名称赞的饺子机，则还有着更美好的前程，在1960年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好评：“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共度粮食困难的难关，要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要搞技术革命，饺子机的研制成功就是一次革命。”从此，饺子机得到了全国范围的推广，并沿用至今；与食品速冻技术的结合，赋予了它长久的生命力，至今，绝大多数品牌的速冻水饺，还在仰赖这项技术的恩惠，也间接受到了三八饭店的遗泽。对于今天主导速冻食品市场的南方企业如三全、思念们来说，按照市场逻辑，他们大概还欠着今天苦苦挣扎中的东北企业“金美乐饮食机械有限公司”（原哈尔滨饮食机械厂改制而来）一品专利费吧。

二、故事下半场——因为女性，所以劣势；因为劣势，所以退出

1980年，三八饭店扩建了第三层。1985年，三八饭店实行了第一次改制，成为“国家所有、集体承包”，并调入了男性国家特一级烹调师刘东来担任经理——从这时三八饭店的员工合影看，男性员工已经占据绝对多数了。根据当年9月高桂林的调查，它仍然属于哈尔滨“搞得好”的七家饭店之列，高桂林提出：“对于哈尔滨市来说…至少应设有鲁、苏、川、粤四个菜系的饭店…”（《对哈尔滨市七家饭店体改情况的调查报告》）。也就是在这一年，三八饭店的二楼打造为“哈尔滨饮食川菜风味中心”，从四川成都引入多位川厨，以求“正宗川菜”。1988年，因为到隔壁另一家始建于1911年的老字号点心店老鼎丰吃冷饮的人，“常常因为人太多没有座位而拿着冰糕来三八饭店吃，三八饭店遂于1988年6月将一楼变成了冷饮厅，销售冷饮品和面包点心。三八饭店的冷饮完全采用纯鲜奶和鸡蛋制作，没有任何添加剂，因口味纯正很快就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在九十年代着实红火了一阵子，并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而与此同时，二、三楼的餐饮部分却日渐衰退，最终于1995年全部停业。曾经辉煌的三八饭店变成了只经营冷饮的小店。”（《三八饭店——妇女能顶半边天》）

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重访》栏目组聚起当年三八饭店十姐妹中的几位，走访了今天的三八饭店。节目里，旁白总结说：“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因为体制的原因，曾经在哈尔滨红红火火的三八饭店也渐渐地门庭冷落下来。”为了证实这一点，随后切入了两位八九十年代曾担任相关单位领导的干部的评论。三八饭店后期的负责人说：“她们还是按照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那套思想经营，再一个也是受哈尔滨道外地区整个经济环境的限制。”如今的经营不利，居然全怪改制前就离开这家饭店的“她们”的“计划经济思想”！而哈尔滨饮食机械厂的厂长姚庆祝则说：“说一句比较直白的话，就是基础比较薄弱。因为一些女同志当时都没什么文化，大家凑到一起了，完全凭着一股热情和一种干劲来把这个事情来做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那么他们的文化层次眼界魄力方面，我的感觉是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这和“十姐妹“们在同一节目里对自己当年事功的自我贬抑构成了很好的互文——“女同志”的身份，从提供创新的动力的主体，变成了“没文化”的同位语。

随后，《重访》为濒临消亡的三八饭店开出了药方，即参照隔壁老鼎丰在2004年的新一轮改制，实行招商引资和私有化。在采访了老鼎丰的新老总，听他指出“多年来老鼎丰的人平均年龄45岁，新的活力不大，我们（入主）之后招了两批新的员工，注入了新的血液”后，节目里出现了老鼎丰的前厂长，他如是说道：“还是现在这个机制活，（我）70多岁了，（新公司）给了100万的股份，给买个汽车。那一条街，没有像老鼎丰那么改造的那样，那么出眼。有了好机制这企业就能干好。”我们不清楚，厂长之外，缺乏“活力“的老鼎丰员工们，有没有得到股份和汽车。在《重访》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说：“…当初的三八饭店就是靠着一股热情，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立足于社会。今天，这种精神我们依然需要，但是如果仅仅靠它来发展企业，还是不够的。还应该通过各种深化改革来促进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我们听到了一个消息，三八饭店也即将改制了，无疑这将给三八饭店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三八饭店的“妇女解放+技术革新精神”，被概括为抽象空洞的“为人民服务”，又进一步虚化为“一股热情”。从性别和阶级解放出发，在生产实践中提出的革新要求，这一整坛历史陈酿，在节目组的烘烤下，被蒸发为空中的一缕酒香。

事实上，使得三八饭店走向衰落的，并不是缺少针对短期市场趋势的改革，恰恰相反，和它所身处的“道外区”、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一样，它在八九十年代经历的并不是“顽固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正是不间断的面向市场的改革，许多东北的国营（彼时还不是“国有”，一字之差又是另一个故事）企业，恰恰是全国率先主动进行“厂长责任制”、“股份制”改革的“排头兵”。姚庆祝厂长在另一处也谈到了一点对三八饭店衰落的不同看法：“它这个投入不够，自身就那么一个规模。”造成瓶颈的，恐怕不是“未曾变革”的体制，而是意在快速变现的连续变革，使得这些企业，丧失了在资本逻辑进一步展开的情况下维持自身存续的物质资本和符号资本吧？

《重访》栏目组的乐观预言完全落空了。2006年10月，有着48年历史的三八饭店正式停业。不过，这并不是三八饭店故事的最后结局。当“三八饭店”被指认为是落后体制的象征时，它必须死；而当资本逻辑展开到更高的阶段，当我们的消费已经变成“符号消费”时，任何历史时段的文化符号就都可以被杂糅并置进当下的时空，只要这些符号可能带来利润。2012年9月1日哈尔滨的《新晚报》上有报道称：因商标被抢注，在我市单独叫“三八”饭店已无可能，但以“三八”为后部名称的饭店却层出不穷。目前哈尔滨登记注册工商营业执照的饭店名称中，有“三八”字样的共有6家，此外还有9家在核名没有办执照的各类“三八”饭店；2013年1月8日，哈尔滨新闻网登载题为《三八饭店招牌“遍地开花”》文章，指出，十几年后的今天，三八饭店不仅重出江湖，而且遍地开花，在市区内多达30家左右；2013年2月22日，哈尔滨新浪网又登载了题为《哈尔滨山寨三八饭店遍地开花至今已超30余家》的文章…

就在同一年，1990年代改制成立的哈尔滨饮食服务公司、饮食公司三八饭店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今天这些三八饭店中的“三十分之一”旺仔三八饭店侵权。在起诉书中，饮食公司提出，三八饭店“从2007年开始，因为动迁，至今没有从事经营，期间由于动迁，营业执照丢失，没有年检，但已向政府及工商部门提前说明了情况，可以从事经营。饮食公司三八饭店已经恢复年检，想重新进行经营，目前正在与政府协商过程中。”（《哈尔滨饮食服务公司、哈尔滨饮食服务公司三八饭店与姜国权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虚假宣传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一审支持了饮食公司的要求，而被告陈某则提出了上诉。但是，笔者没能找到二审结果的资料，也没能找到说明饮食公司后来是否曾重开“三八饭店”的资料；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至今在哈尔滨的街头，还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许多“三八饭店”。最新的消息是，“三八饭店”牌老冰棍，也已经由本地某冷饮厂于2016年开始生产了。

余响——因为“东北”变形，所以“女性”变异

提到东北的餐饮业，我们不难想到如今伴随着东北人的离散（diaspora）而遍布关内各地的“东北菜馆”。然而刘岩却指出，“东北菜”的诞生其实是在90年代初的知青文化热所推动的“黑土地”式东北书写观照下的产物。他论证说：“作为一种文化表象，‘黑土地’的意义在于为90年代日趋同一化的中国历史的想象图景开辟了一处非异族的‘异度空间’，一段挥之难去的历史被再现为一种空间形象，而这一空间本身则被彻底褫夺了历史。这不仅仅是就北大荒而言的，因为‘黑土地’始终代表着对整个东北的同一性定型想象，一个最为直观的表征是，当年知青下乡吃的粗粮野菜在被端上大城市饭店的餐桌之后，未加任何限定就被径直命名成‘东北菜’。”“除了偶尔能够看到‘北大荒不了情’之类的招牌，21世纪初的东北菜馆…对空间的刻意营造则无疑是继承了知青文化热中的东北表述…最为‘地道’的东北菜馆与其说是为人们提供了传统八大菜系之外的另一种美食，不如说是在制造一处都市中的乡村、一种消费前现代俚俗的后现代时尚和一个精细计算时代里的粗豪景观。”以“家常菜”而登堂入室成为“菜系”的东北菜，与清末以来东北城市饭店中传承的餐饮业是没有继承关系的；你不能在东北找到任何一家“老字号”的“东北菜馆”。讽刺的是，在哈尔滨以南五百公里的沈阳，的确曾有过一家主打“白肉血肠”等杀猪菜的满族那（na3，满族姓氏）家馆“老字号”，只不过“杀猪菜”在过去绝不曾以“东北菜”的名义来定位，而这一家那家馆，同样也在改革开放后的反复“改革”中，和许多同样传承多年的本地老字号餐厅一样消失了。

而如今，在经济压力和意识形态询唤下纷纷进关谋生的东北人们，也就借势而行，不仅仅接受和光大了这样的“东北菜”，还“收养”了其他多种具备与“东北菜”相类似的“粗豪、实惠、乡土”特点的菜肴与小吃（如麻辣烫等）。他们店铺的名称，也往往依然使用着“北大荒”、“黑土地”这样的名称，当然，也就同样一直在巩固这些符号所指的“没有历史”的东北形象。从这种去法律化的符号学意义上看，今天哈尔滨街头的三八饭店们，尽管没有真实地传承当年“十姐妹”们的三八饭店的衣钵，却依然象征着三八饭店所代表的真实的东北历史的存在和延续。流入关内的东北人为了在关内的生存扔掉了东北的历史，而在哈尔滨，在东北的土地上，东北的历史当然不曾中断过；尽管今天的“三八饭店”们仅仅是一个消费主义的符号，但这个符号却让东北人以消费掉自己过往的方式，确认这个过往与自己的今天仍然深切联系。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这三十家三八饭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什么时候，不仅在哈尔滨街头，而且在关内各地的东北餐馆，都合法或非法地竞相使用起“三八饭店”的名称时，那时东北的历史也许就终于能够闯入中大众的视野里了。这是女性权力得到保证而不是“大男子主义”想象盛行的东北，这是繁荣的工业和服务业下的“都市东北”而不是那个“乡土东北”。在那个东北，女性还尚未被想象成是缺乏优雅的女性气质，由俗艳的性感和“男人式”的粗豪互为表里地搭建起来的“老娘儿们”，而是站在整个积极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妇女的最前列，为了她们自己的解放推动技术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那个东北本身，也就不可能是被大众自媒体“人类关怀计划”概括为“绝对直男”的粗暴男权的化身，而还可能是“跃进之花”。

实际上，“人类关怀计划”所关怀的“人类”，显然并不包括作为“瑞典人”或“中国nigger”的东北人。在一部分市场经济中心地区的真假小资们眼中，围观“东北人”，大概也就和围观动物园里的动物差不多，那块没有历史的“黑土地”，也就和塞伦盖蒂大草原没有什么区别。在这样的种族主义之眼中，东北男性都是危险的、粗暴的、原始的半野兽；东北的一小部分女性，则可能经过他们的教化和改造，被接受为需要关怀的“人类”，而大部分女性，也还是只能充当性欲的客体而不是爱情的对象。更有甚者，她们还可能被与“失足妇女”身份挂钩，用东北话发出影响自己服务品质的呻吟，并流传为男性之间的谈资。

 三八饭店的历史，与“女性”、“计划经济”、“东北”、“自动化技术”这样一些话语纠缠在一起，看起来头绪纷乱。然而，只要我们将一系列复杂的能指（signifiant），用一条革命政治的所指（ designatum ）串联在一起，就能够找到理解这间小小饭店，进而理解上述复杂能指 （signifiant） 的钥匙。它启示我们，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甚至超越了当时话语的激进实践。就像我们在文中举出的刘与周突出了三八饭店先进性中的特定方面的例子，这些由各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推动的实践，当然也可能会不时地显现出与政党和领导人一时的政治意志间或强或弱的张力；然而，在根本上，它们的合法性又的确是由“革命中国”的激进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它们的灵感也往往由国家的社会改造实践所启发；更重要的是，这些激进实践的主体——人民，恰恰正是造就了这个国家的革命，在“国家”之外更重要的成果。而如果我们想理解这场革命，当然也就不能只考虑“国家”的情况，更要去重视和挖掘地方性的、人民性的记忆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