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谠：为何八九六四的悲剧无可避免(读书摘抄)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第九章）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lit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cro-History and Micro-Mechanism Analysis作者：邹谠Tsou, Tang出版：牛津(2000)

1. 宏观历史)

文革至六四间「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及其影响：

"党--国家从城市社会领域的撤退造成了城市地区极为复杂的局面…我们目睹了一系列惊人的、矛盾的、令人费解的现象……

第一，「五．四」时期以来，作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从未对学生和一般民众的意识形态倾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又无法对学生和民众提供政治行动的指导。

第二，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多次转移；从那些持较温和立场的学生手中转向那些比较激进的，最后转入极少数坚持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手中。他们大胆敢干而且政治上不无手腕，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们缺乏精明谨慎，他们的狂妄自大是成悲剧的因素之一。

第三，政府工作人员在示威游行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五月四日党内意见不同公开以后；党内意见的分歧又被看作是党的分裂。 ……

第七，自发的、非暴力的、有秩序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表明群众对现政权的不满和愤怒大为增长，有些无疑是对一九八八年物价改革失败的反映。 " (p.146)

党内的分裂：

"这是一场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独立的动力。它将事先存在的党内分歧变成了两方的注意焦点，并将这些分歧转变为党内改革派和强硬路线派的公开分裂。"( p.147)

外部世界的影响：

"我们一下不能看到，中国的各个领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西方社会的深层趋势以及变化的迅速性。他们是否从总体上低估了西方对中国城市地区人民的强烈吸引力？是否西方在中国国境内的影响…改变了许多中国人可供选择的结构(structure of available alternatives)？" (p.148)

「国家--社会」关系、党内分裂和外部世界影响之相互关系如何导致六四悲剧：

"首先[...]党日益失去它在意识形态、文化、文学和艺术领域对社会的领导权。"(p.149)

"党对于西方思想涌入而提出的挑战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不能从其所承袭的意识形态里找到任何足以使其重新从头建造新的理论构架基本公理和原理。" (p.151)

"党从社会撤退…带来相当的公共空间…过去是被党、国家所占领着…但是…个人和个人间的小联络网总是存在的…随着新的改革，这些网络增多，范围扩大，相互交流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逐渐包括许多的政治信息、观点和流言蜚语。" (p.152)

"党和政府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组织以帮助他们寻找能够推进改革的正确政策……这些官方机构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机构既反映又塑造社会中的观点。他们处于国家控制的边缘，在许多方面与社会接近。(P.153)

"学生运动扩大了党内的分裂，而党内的分裂又使得处于国家与社会交界处的一些行动者与党决裂，声明他们作为社会发言人的独立个性。" (p.154)

"如果人民对[…]各种事件的认识，不是与政治领导人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话，被称之「人民反抗」的政治行动可能不会发生；如果党的领导人能够认识到公众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是如此地与他们不同，他们也可能不会作出当时那种反应；如果党内以及党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系统较为完善的话，党与公众双方的认识可能会改变。但是沟通系统的完善可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通讯系统完全是由支配党内政治的规则和习俗以及权力结构所决定的。 " (p.155)

「国家--社会」通讯结构的影响：

"关于这个政府的政策、制定政策的各种考虑、政策辩论以及决策过程说得越少越好。这个「少则好」的观念实际上也变成制消息的机制。 …即是在等级制度的每一级上权力大的人控制权力小的人的日常机制…但是…官方通讯媒介缺乏新闻。党的杂志很少有人看。所传达的少数新闻不是被公众置之不理就是被曲解。 ……

一般公众[…]努力从其他渠道寻找新闻和分析以填补这一空隙…最为广泛使用的来源是香港出版的中文杂志…"(p.156)

"《九十年代》对现政权及其制度本身进行毫不留情然而是负责任的批评。它的姿态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观点相吻合…… 大多数传达到较低一级的敏感文件以及从高层透露出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很快流传到国外并为海外媒体所报道。海外媒体在透露这些消息时，再加以各种解释与渲染，所得的效果与党的意愿背道而驰……所有这样的信息、错误信息与假信息，通过民间各小的网络向下传递，形成了知识分子、学生和公民们的共同认识，提供了他们的共同行动的基础。"(p.157)

"在信息自下而上传递的过程中歪曲事实也发生了。高层的领导人依赖他们的秘书和下级的报告来了解迅速演变的事态和基层人民的看法与情感而这些秘书和下级官员是有其个人考虑的，他们汇报那些投好高层领导人的兴趣、意识形态偏见和过去经验的消息，领导人就依靠这些信息做决定。总之，社会的行为者以及处于国家与民间社会交界处的行为者对政治形势的理解，与最高层的国家行为者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因此，他们彼此对对方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这许多的错误判断和错误计算对最终悲剧的形成有显著的影响。" (p.157)

[按：现在这种通讯失效的情况彻底改变了，国家几乎掌握了一切的信息。而民意，不只是被了解的对象，而是直接由国家塑造出来。 ]

中国领导层的同心圆结构与赵紫阳困境：

"这一有着核心领导人的权力结构是与一系列党内斗争同步发展起来的。每一次党内斗争均以在最后冲突中一派大获全胜、得到实权而告终……斗争的过程很少受到固定的制度或行为上的约束。结果是「胜者全赢」。 " (p.162-163)

"「批评与自我批评」…摧毁了人们彼此之间的互相信任，妨碍真正的公共信息交流，损害人的尊严；因此，它不鼓励对有争议问题的坦诚讨论，相反却促发善与谎言。另一方面，它制造了一种适合于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传播的气氛。 " (p.168)

"惧怕被指责为组成宗派分裂党是最有力的党的对大政策和组织问题的控制机制，为了掩盖党内分歧，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一个领导人公开说出与最高当权者已接受政策不同的意见本身就是犯错误。 " (p.168)

"在一个集中化的权力结构之下，给党的个别领导人的行动施加了严格的限制，严重地局限了他的可能选择的方案，特别是约束了任何联系社会力量以取得后者对他作为个人的支持的企图……使得改革派不能较早地与学生结成联盟----然而改革派与学生结成联盟正是唯一的可以避免天安门悲剧的策略。" (p.169)

"赵若要能够建立与学生的联盟并同时避免与邓和军队的直接冲突，他必须能够说服学生收敛他们的行动。但是，一些极端的学生，抱定决心斗争局面推到最痛苦结局。如果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愿意在最大的牺牲中失去一切以便「暴露这个政权的真面目」……在那种迟早会带来的「胜者全赢、败者全输」的结局的冲突中，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 (p.170)

为什么邓小平难以收回「四．二六社论」：

"拒绝学生的要求不仅是邓个人偏好的问题。在中共政治体制内，一旦最高领袖，即集体领导的核心，作出了某项决策，该决策就不能被轻易改变扭转，尤其是如果他已经公开说出他的抉策从而将其声誉与之联系在一起了。扭转既定决策意味着最高领袖或全党承认失去权威，或者…党内分裂…" (P.174)

[按：怎这种文化不只发生在政府里面，也渗透于社会里，从一个超级IT企业到一家餐厅，有什么问题的话，老板/领导总是对的，不须认错，错总是下属的，必须要认错，自我检讨。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这更复杂了。网民成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有时就像老板一样。而一些商家、艺人或其他个别人士，就像下属一样。只要矛头只向他，他就要认错。对错不是是非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 ]

历史的吊诡：

"众多激进学生组织有着与老同志同样的等级层次，同样的安全系统，同样的摩尼教式的善恶对立的世界观，同样的埋头不看现实的倾向，同样的没有与「别人」沟通的能力，以及同样的革命理想主义…他们可以互为对方的镜子：一方是新理想，另一方是有革命的记忆；一方有着刚获得的人民权力的感觉，另一方则早已习惯为人民掌权。 " (P.168)

二. 微观行动)

沟通无力---- 学生和政府的两极化演变：

"当一个激进的学生领袖对某事采取温和态度时，就会被另一个更激进的学生所替换……激进的程度，是根据对否定四．二六社论和不撤出广场的决心来度量的。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

"赵五月四日的「亚银」讲话似乎有平稳学生的作用。五月五日，除北大和北师大外，各院校学生均已复课……但是，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有二千多学生参加的绝食。这一显著的行动使学生成为了世界关注的聚焦点，它使北京市民…都对学生寄予前所未有的同情，从而将学运推向了新的高潮……从战略上说，此举乃一严重错误，因为它意味着当赵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向学生作出颇有意味的让步后，学生不但不使运动降级反而使它升级…失掉了第一个好机会去回应赵的温和声明并且接受他对学生提出一个心照不宣联盟这一意味深长的建议。 " (P.180-181)

"赵五月十四日夜已开始感到广场上绝食不应再拖下去了。他准备五月十五日去广场与学生谈话…但李鹏阻止了他前去，警告他说，如果去便是「分裂党中央」。 " (P.181)

"吾尔开希事后曾指出，学运作为一个整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是转折点。在那之前，学生是哀兵，五月十四日之后，学生成为骄兵。是这群骄兵冲了统战部的谈判会场，从此运动日趋激烈，一步步走向失败。"(P.183)

"五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赵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强调邓在所有重大事物上有最终决策权。"(P.186)"

"在杨尚昆五月二十二日的内部讲话中…指出…是一种推卸责任，把邓放在前面，说明对待学运的一切错误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党内分歧不仅是关于实质性政策的差异意见，而且也包括关于个人责任问题以及关于威权结构和决策过程的信息应当在何时，用何种方法传达给公众方面的不同意见。" (P. 187)

"现政权在运用新闻媒介和其他通讯手段上的失败，以至无法完成如下几件事：第一，从政治上和道义上说服学生离开广场，使学生信服不搞秋后算账的诚意；第二，使学生相信政府戒严，是政府有决心动武的表现。如果政府有充分的可信性，学生和北京市民将认识到动即在眼前，并将压倒一切，自然会从广场撤退。相反，一些学生根据来源和可靠性均不清楚的信息而行动…并未努力去辨别信息。" (P.193)

"某些领袖，主要是柴玲…并没有企图约束学生和北京市民中的最激进分子…他们高度感情性的讲话和火焰似的行为倾向，有对群众情绪火上加油的效果。追究任何单个领袖的责任当然不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责任。" (P.194)

「国家--社会」关系如何和解？

政府的责任---- 暴力镇压失去道义：

"当局未能发动与组织社会上的力量…与学运民运对抗，最后不得不使用赤裸裸的暴力…显露了当局道义的枯竭，它不得不使用最后的、残暴的优势武力资源。结果社会意识形态、文化道德上的领导权的丧失也暴露在世界各地的人民面前。"

"这个道义的过错是不可能粉饰了事的，而只能以赎罪的方式来挽救……这种道德赎罪以图拯救的可能只有靠相当长时期努力重新与社会达成和解才能达到。"(P .195-196)

"党现在必须从指导政治斗争的概念根本地转变到竞争、谈判、讨价还价、妥协等完全不同过程的原则，只有这样才会促进与民间社会的和解。" (P.199)

学生的错---- 狂热与犬儒同样不负责任：

"那些支配运动的学生领里在最后的阶段将政治智慧的缺乏与政治勇气不可思议地揉合起来…"

"天安门悲剧表明，当社会运动在巨大的危险中赢得了许多艰难斗争的胜利的时刻，当数量巨大的民众卷入进来的时刻，社会运动后阶段那种毫不在乎战略和政治考虑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将在更大程度上损害它的目标……他们也许不大在乎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只有它属于这个世界，才具有重要性。… …短短数周之内许多学生的态度就发生从犬儒主义到理想主义的惊人转变。然而，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犬儒主义都是一回事：对它们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物与实体都不负责任。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只对他们自己的理想负责，激进的犬儒主义者只对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 (P.196-197)

"有许多参与者曾经花费大量精力来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但是，他们并未能扮演领导的角色。……那些观点更激进的人取代了那些观点温和的人。" (P.197)

外部世界的责任：

"如果这些年轻人或中年人不再被周围环境推奉为中国与世界的虚幻的救世主，他们或许仍能从他们往日顽固的愚蠢行径中学到许多教训。" (P.197)

和解的宏观历史分析：

"只要有一方相信它有能力赢得全部对抗，就不可能得到永久和真正的和解。" (P.200)

"中国的最高领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总是企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以为只有两方相持不下的长期僵局才能改变这种思想，并了解到在健全制度下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全胜者，没有全败者，有的只是在一个不变的基本制度内无限地反复你赢我输和我赢你输。在僵局中，两方都认为你不能迅速地吃掉我，我也不能完全吃掉你。然后经过长久的反复谈判与讨价还价，达成战略性的妥协。" (P.201)

"另一个领域则涉及到社会的结构原则，那就是在每一个单位和在每个功能领域内只允许一个官方群众组织存在……应当通过自愿的、合法的、自治的和积极的组织的建立，允许民间社会发展和强化自身……这些发展将导致一个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党和一个党中存在着许多「派别」。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众多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将会被一个整体的制度所规范。 " (P.202)

[按：吊诡的是，民间怎会有能力制造僵局呢？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谁能与中国构成僵局呢？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升级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亦然。 ]